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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個案一種：“脫口秀”在國:試評近年興起的電視談話節目
近年來，電視談話節目作為一種新的節目形態在中國悄然興起。這種在西方被稱作“脫口秀”的節目以一種嶄新的傳播理念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受到了大眾的廣泛歡迎。以《實話實說》為例，從創辦至今短短不到六年的時間內，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擁有5000萬觀眾的名牌欄目。電視談話節目在中國起步雖晚，發展卻極為迅速。據統計，國內目前的電視談話節目已達180個左右，基本上每一個省級電視臺都有自己的談話節目。其中比較著名的有：中央電視臺的《實話實說》《對話》、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北京電視臺的《國際雙行線》、湖南衛視的《新青年》等，這些節目已經形成了較為明確的節目定位，較為成熟的節目風格以及較為穩定的受眾群，它們正在以各自的方式發揮著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為什么這類"脫口秀"節目會風靡全國？它的盛行會對社會發展和人的生存狀態以及思維模式產生怎樣的影響？……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是值得人們思考的。當我以《實話實說》作為個案嘗試著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對這種現象進行剖析的時候，與傳媒從業者不同的是，我關注的不僅僅是節目操作運行層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于隱藏在這些現象背后的文化和社會等深層次的因素，以期能使理論和現實產生某種相關性。
1. “脫口秀”：私人化的公共話語空間
“談話節目”（talk show）英文原指美國廣播電視中一種以談話為主的節目形式，由主持人，嘉賓，和觀眾在談話現場一起談論各種社會,政治,情感,人生話題，一般不事先備稿，脫口而出，因而被港臺的翻譯家們形象地譯作“脫口秀”。在美國，廣播和電視中的談話節目都可以溯源到這兩大媒介的發韌期，在80年代真正成為一股潮流并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如今它已經成為海外電視媒體中容量很大，很主要的一種成人節目。和美國一樣，中國最早的談話節目也是出現在廣播節目中， 90年代初期電臺廣播中采用嘉賓和電話參與的談話節目大受群眾的歡迎。但近年來隨著電視第一媒介地位的確立，電視談話節目以絕對優勢取代了廣播的位置。雖然中西具體語境有所不同，但從本質上來講，脫口秀這種節目形式都是通過建立一種全國或地域性的談話系統來實現它作為“公共領域”的功能。它為大眾提供了一種類似于古代議事廳那樣的公共話語空間。與古代不同的是，當代電子媒介的平民化性質造成了這種公共空間的私人化。 “脫口秀”就公共領域私人化的典型代表。
“公共空間”最早是由漢娜·阿倫特提出的，哈貝馬斯將它發展為“公共領域”"的概念。“公共領域”是指在政治權利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表達以及溝通意見，達成共識的社會生活領域。 “公共領域”是同“私人領域”相區別的，在現代社會以前，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是涇渭分明的，后者主要用于討論公共事務。在哈貝馬斯看來，隨著公眾由主要依靠閱讀書籍（文學）變為依靠畫報、雜志、廣播、電視等現代傳媒來進行溝通，文學公共領域消亡了，文化批判的公眾逐漸轉變為文化消費的公眾，“公共領域本身在消費公眾的意識中被嚴重的私人化了”。這主要表現在原來高高在上的公眾領域變成了發布私人生活故事的領域。當代傳媒在公共領域的這種結構轉型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像我們今天看到，在報刊中時事新聞的故事性大大的加強了，。這樣做的結果就使 “這些材料逐漸以消費的充足度代替現實的可信度，從而導致對娛樂的非個人消費，而不是對理性的公共運用。”①以電視為代表的當代電子傳媒在這一點上表現的特別突出。
與以往的紙質媒介相比，以廣播、電視為代表的當代電子媒介視更為平民化的，它們對受眾的素質要求很低。這種受眾定位就確定了它們所傳播內容的價值取向。當代媒體開始關注普通人的生存狀態，這在以圖象為主要傳播介質的電視中表現的更為明顯。就現代傳媒的理念來看，電視的生命在于對人的關注：關注各種各樣的人的命運，關注人的內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們的深層心理狀態，關注于他們生活聯系的社會大背景的變遷等等。人們在不斷地尋求表達對人的關注的最好方式時，“脫口秀”就應運而生了，普通大眾終于在媒體上聽到了自己的聲音。在網絡出現以前，所有的傳播模式都是單向的。“脫口秀”的出現是對大眾傳播學中的“槍彈論”的突破，它開創了雙向交流的模式。從主持人、嘉賓、現場觀眾到電視機前的觀眾，人人都既是傳播者，又是被傳者。毫無例外，中國和西方的脫口秀都是從與人們密切相關的事出發，通過小事，來達到對人生存狀態的深切關懷。
當代媒體的這種平民化傾向，觀眾和電視至少是表面上看起來的這種平等關系使得大眾對其產生了虛擬的信任感：他們可以把自己關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中，從來不和自己多年的左鄰右舍說一句話；他們可以害怕街上的陌生人，怕他們是潛在的罪犯：他們對整個世界都充滿了不信任感。 然而這些越來越孤獨的人們卻要在廣播電視中感受真實生活，越來越多的人愿意在廣播和電視中談論幾乎所有的事情，包括他們自己的痛苦和心靈創傷。 “電視和廣播的談話節目已經成為影響我們思想和行為的一種權威。他們象城鎮廳后社區集會場所，在這個日益數字化和原子化的地球村中把集合在一起。”②只不過與以往社區集會議論公眾事務不同，他們更為關注個人生活中的難題，對從悲劇和丑聞到人際關系故障等，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興趣。從這一點來看，“脫口秀”這種節目興起的重要的社會原因就在于在工業社會或者后工業社會,人們的話語空間被分割的越來越小, 大眾有要求溝通和傾訴的欲望，迫切需要一個公共的話語空間,一個“公共論壇”，脫口秀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人們希望它能夠幫助他們知道在這個越來越危險，越來越孤單，越來越難以溝通的世界上發生了什么事，應該怎樣行事。《實話實說》的制片人時間在談到創辦《實話實說》這個節目的動機時也同樣認為“因為社會變化給人帶來的困惑需要交流，需要與人分享自己的經驗；長期的封閉使人少有所思或思有偏頗，需要溝通，需要得到他人的理解；而面對未來，人們似乎永遠處于選擇之中，渴望答案┅┅其實我們干的事兒很簡單，就是告訴你別人想什么和怎么想的。”③
文化研究個案一種：“脫口秀”在國:試評近年興起的電視談話節目
由此可看出，談話節目本質上是一種“公共空間”或“公共論壇”。從世界范圍來看，“脫口秀”是一種符合當代電視節目發展趨向的節目樣式。正如我們前文所提到的，當代社會中公共領域私人化的趨勢和電子媒介平民化的特質使得這類節目的產生有了客觀的必然性；與此同時，大眾不滿足于它們在現代社會中所擁有的越來越小的公共空間而強烈渴望進行交流和溝通的愿望又為它提供了主觀上的某種必然性。中外“脫口秀”的興起究其根本都離不開這兩點原因。但又因為中西具體社會語境的不同，中國 “脫口秀”的發展軌跡必然會呈現出自身獨特的風貌。
2. 《實話實說》：中國式“脫口秀”的成功范例
《實話實說》是中國談話節目的一面旗幟，它在一個很高的起點上，創立了中國談話節目的典型模式，以至于后來的節目很難達到它的高度。所以，用《實話實說》作為個案來研究中國的談話節目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它的發展歷程可以全面地折射出 “脫口秀”這種在西方土壤中成長起來的節目形式是如何被中國本土化并且一步步發展起來的。
《實話實說》1996年3月16日開播，當時談話節目在中國電視界是一個空白，它在一開始的確是借鑒了國外脫口秀的經驗。因為在美國這種節目形式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形式和風格已經相當成熟了。《東方時空》和《實話實說》的雙料制片人時間就曾撰文說:“不錯，我們的確是學習了國外TALKSHOW這種談話節目，但如同其他的事物照搬總行不通，必須與中國的國情相結合”④由此可見談話節目在一開始引進中國的時候就已經被本土化了。與美國脫口秀為了爭取收視率而強調節目的娛樂性和“做秀”性不同，中國幾乎所有的談話節目都不是作為娛樂節目運作的。它們一般都定位于社教類或新聞專題類，有人將之稱作娛樂性新聞節目。因此中國式的"脫口秀"更強調節目的談話性質即人與人之間要求溝通的本能。《實話實說》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相互溝通的場所，它由此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談話系統通過讓人們在其間自由討論某些問題而引起全社會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在實踐中它的確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基本上它的每一期節目都會引起人們不同程度的關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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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某種程度上說，《實話實說》的成功代表了處于90年代社會轉型期中國大眾的一種價值取向。隨著社會改革的不斷深入，商品大潮的節節進逼，人們的價值追求從政治功利主義轉向經濟功利主義，反映在審美取向上則是從追求崇高轉向崇尚世俗，強調個人的價值，包括對于社會問題的思考，也趨于個人化和平民化。觀眾一方面不再滿足媒體整日正襟危坐的形象，他們開始有了對娛樂、幽默、輕松節目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不再滿足于只做傳播流程中被動的接受者，希望在節目中找到一個能參于其中，并能表達自我的位置。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傳媒對自身功能的定位也在默默地發生著改變。隨著社會輿論環境的寬松，傳媒工作者不甘于政策傳聲筒角色，他們尋求一種能更好地表達自我方式。可以說，這直接導致了中國傳媒的傳播理念的深刻變革。媒體開始關注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并以這種關注中為中國當時趨于呆板的電視節目注入了生機和活力。1993年的《東方時空》是這場傳播理念革命的產物，它孕育了90年代中后期電視節目主要的價值取向和節目樣式。比如它的子欄目《生活空間》以紀實電視的理念用記錄片的形式原滋原味的反映百姓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成為中國傳媒平民化轉向中的一種典范。《東方之子》采用訪談形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大大地鼓舞了時間等人，堅定了他們創辦一個真正的談話節目的決心，這直接刺激了《實話實說》的產生。關于這一點，時間在《實話實說》節目文集的序言中寫到；“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尋找一種表達方式，作為我這一代電視人所該做的事-那就是鼓勵人們說話和說實話。也正是出于這種愿望，我們1993年初創辦〈東方時空。東方之子〉這一人物專欄時，選擇的就是談話節目的形式。我們用真誠和思考與人對話，這將是一筆寶貴的財留給今人和后人。然而這種缺乏層次，視點簡單，起浮不大的談話氛圍讓我們不得不去進一不拓展空間，以使更多的人參與和響應，于是就有了《實話實說》”⑤在這種創意的指導下，一群中國思想文化界的精英參與策劃，共同打造出了這個金牌欄目。
《實話實說》最大的成功之處在于它滿足了大眾對媒體講真話的要求。因為很長時間以來，人們都在用別人的口吻、別人的聲音或者規定的口吻、規定的聲音說話，人們在廣播電視中聽到也都不是用于日常表達的真實親切的對白。對于這一點崔永元有清楚的認識，他認為我們之所以長時間聽不到真實親切的對白，一定程度上和我們的判斷有關，我們誤把媒介中出現的辯論、演講、訓話，甚至朗誦都當成人們的日常表達了，其實那不是，那都該算應激狀態。 “談話本來是我們都在進行的最自然，最基本的活動，充滿機智和幽默的談話是人生的一大樂趣”。崔永元心目中所謂的談話一定是要內心充滿交流欲望的。《實話實說》所要努力尋找的就是一種讓主持人和現場觀眾真正完成心靈溝通的交談方式。它力圖營造一種輕松和諧、民主平等的談話氛圍，讓普通老百姓在鏡頭前暢所欲言。通過《實話實說》人們驚詫的看到原來人們在電視上也可以象平常一樣說話：“在《實話實說》的現場，不少電視人都感到了意外：怎么沒有排練，沒有臺詞，沒有一次次的重排，象其它電視節目的制作那樣？怎么北京養鳥的老頭，河北農村的大嫂在攝像機前能說得那么好，他們受過專門訓練嗎？當《實話實說》將日常生活中那么生動活潑的談話搬上屏幕時，許多電視觀眾也感到了吃驚：怎么，原來在電視上也可以象平時那樣說話？”⑥《實話實說》的魅力就是話語的魅力，它的力量就是來自于真實話語的傾訴。
文化研究個案一種：“脫口秀”在國:試評近年興起的電視談話節目
《實話實說》作為談話節目，它整體的風格就是要在輕松愉快的氛圍中探討普通人要共同面臨的人生問題。而這種氛圍的營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脫口秀”主持人的素質。主持人是談話節目的靈魂。從世界范圍來看，談話節目對主持人有很大的依賴性。在美國，電視網談話節目的主持人不但是節目的主心骨，而且對觀眾有強的吸引力，一些成功的談話的主持人例如拉瑞金，溫弗莉等都成為傳播界的大明星。制片人時間對于談話節目的主持人的素質要求是，既要幽默機智，又不能出格；既要自然真誠，又能深入淺出和善于引導。崔永元與以往的電視主持人相比，少了幾分光鮮，多了幾分睿智和幽默。他的優勢就在于他那貌不驚人和我們身邊的人沒有什么兩樣的形象，因為這首先會讓觀眾產生了心理上的認同感。他力圖尋找一種人和人之間真誠溝通的交談方式，理所當然地將自己擺在普通人的位置理解他們，真誠地于觀眾分享自己積累人生經驗，他和觀眾之間培養了一種朋友般的親切感。觀眾對崔永元的認可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社會的某種審美取向--人們渴望得到的是內在真實而不僅僅是某種表面的華麗。另一方面，崔永元天生的幽默感成為《實話實說》大受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看《實話實說》就是為了看他機智幽默妙語連珠的語言表演。他的幽默不是相聲的幽默，而是智者的幽默，比如“孝順，孝順，你順著他，就叫做孝了。”（《父母眼中的孝子》1996年8月25日）、“心寬了未必要體胖，體胖了一定要心寬”（《該不該減肥》1996年6月23日）等等，往往既能逗人開懷，又讓人回味悠長。所以很多業內人士都把崔永元的《實話實說》看作標準的中國式的脫口秀。
3. 全球化沖擊下的中國脫口秀如今的"脫口秀"已經成為中外電視熒屏上一種非常重要的節目形式。對于它給社會帶來的重大影響，人們已經認識到了它的雙面性。一方面它在社會中所發揮著積極的作用，有著存在的必然性。哈貝馬斯曾對現代社會中的大眾傳媒作用做過精辟的闡述。他認為：“不管怎樣，大眾傳媒充當了個人疾苦和困難的傾訴、生活忠告的權威人士：它們提供了充分的認同機會--在公共鼓勵和服務的基礎上，私人領域獲得了再生。原先內心領域于文學公共領域之間的關系顛倒了過來：于公共領域相關的內心現象逐漸讓位于一種以內心領域相關的客觀化現象。在某種程度上，私人生活的問題被吸收到公共領域當中，在新聞機構的監督下，這一問題即便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也至少被公開化了。另一方面，正是通過這樣一種公開化過程，由大眾傳媒建立起來的領域獲得了次內心領域的特征，而私人意識也得以提升。”⑦脫口秀是這一理論最合適的例證。從某種程度上講，脫口秀是當代大眾傳媒的社會作用的一個縮影。 “脫口秀”的價值并不在于是否能夠徹底的解決那些不斷困擾人們的問題，而在于將這些問題公開化。就像西方學者吉妮·格拉漢姆·司科特在她的專著中也談到那樣，談話節目使在一個無序、絕望、憤怒的時代里為社會和個體提供的一種解毒劑。它把普通人的悲歡展現出來，讓人們知道不僅僅是自己在飽受磨難，別的人也同樣在惱怒和痛苦，掙扎和奮斗，從而使人們平靜下來以一種平常的心態來對待生活，對待現實。同時人們也看到，如今西方"脫口秀"正處于消極面不斷擴大的趨勢之中。在電視節目激烈競爭的今天，美國的脫口秀大多以收視率為指揮棒，更為強調娛樂性，基本分為兩類，一類是喜劇類的，主要的目的是搞笑娛樂，這是占很大比例的一種。還有一種是爭論式的，觀點越對立越尖銳越好，在國外的很多節目都是以當前最敏感的焦點問題進行現場爭論，甚至會出現真正的爭吵和打斗。所以在美國，脫口秀一方面競爭激烈，另一方面越來越可怕的垃圾化，消極面不停的擴大。為了吸引更多觀眾，國外很多談話節目注重選題的獵奇，獵艷，嘩眾取寵，肆無忌憚地把社會混亂和個人痛楚公開曝光，從而使得這些現實問題更加嚴重。也正因為如此，美國前教育部長威廉 J.本奈特把美國日間電視談話節目定義“文化腐敗”,用他的話來說,這是“大眾文化的紅燈區”。
與美國相比，國內談話節目雖然存在著粗制濫造、模仿克隆的現象，總體上來說它們基本上還處于健康發展的狀態。尤其像《實話實說》、《對話》等優秀的談話節目仍然大受歡迎，并被賦予了很高的期望值。我們也注意到國內談話節目正在慢慢地發生著一些變化。近日，《國際雙行線》節目由于嘉賓之間觀念的沖突而導致譚盾退場的事件，引起了各界對于中國“脫口秀”未來走向的關注。這一事件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的“脫口秀”已經真正地能為人們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提供了自由空間。另一方面，如果這種趨勢不加以正確的引導或者甚至成為節目的某種賣點的話，它就會走上畸形發展的道路。美國的日間談話節目“杰瑞.斯普林格秀”就是一個以手談代替清談的節目，它成為美國最低俗的垃圾脫口秀的代表。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面對馬上要來臨的電視網絡的全球化的競爭，中國的談話節目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既能吸引觀眾又不至于走上美國的老路，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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