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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驗到科學的飛躍:我國傳媒學術界與實踐界面臨的共同命題
中國傳統思維中始終存在一種模糊性。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種模糊性被稱為“大智慧”，卻使得中國傳統中遲遲沒有建立起完整而清晰的科學體系。例如，中國的天文歷法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卻沒有形成足以成為體系的天文學。中醫的很多醫理和藥理令西方人驚羨，卻一直缺乏定量描述，沒有可準確遵循的醫學規則。
近代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傳入我國后，科學傳統開始樹立起來，可是經驗主義仍然在很多領域內起作用，其中包括傳播與媒介學界和業界。這是與這個領域的實踐發展狀況相適應的。當我們的傳播媒介還保留著農業時代的小作坊手工生產方式時，與工業化時代社會化大生產密切相關的科學而規范的理念體系與運行體系也就難以建立。
中國終于加入WTO。可以說，中國等了世界15年，希望能得到一個融入全球化制度體系和運行體系的機會，同時世界也等了中國15年，等待中國學習如何適應新的游戲法則并按此運行。
華娛電視和鳳凰衛視正式獲準進入中國地區，這是一個信號，提醒我們，即使今后仍然會有或明或暗的政策扶持，但行政體系下的國有傳媒缺乏競爭的花樣年華開始要一去不復返了。
中央六大媒體單位聯合組成“中國廣播電影電視集團”是另一個信號。這個合并后的媒介集團已經是全國廣播電視媒介業的領頭羊，固定資產超過200億人民幣，并且已經覆蓋了廣播、電影、電視、傳輸網絡、互聯網站、報刊、出版業等多個行業，但是與總資產動輒超過幾百億美元的跨國媒介集團來說，還是與狼共舞的羊。
這畢竟提醒我們，首先，我們要準備競爭了，這次競爭前所未有，因此，完全依靠我們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已經解決不了競爭中的出現的各種全新的問題。當前，我們看到的彌漫在傳媒業界茫然而無序、慌忙而浮躁、雷同而日趨單調的狀況是過去經驗走到盡頭而尋找不到“靈丹妙藥”的結果；其次，我們的競爭是在學習西方跨國媒介集團的基礎上進行的。我們終于發現他們依仗自己幾十年乃至近百年的歷史經驗，更重要的是運用科學思維、科學手段和方法才獲得了如此巨大的市場占有和社會占有，最終獲得了壟斷全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地位。
我們從“狼”身上學到了什么呢?
學習他們的科學意識、科學精神和科學實踐。一言以蔽之，我們傳播學術界和媒介實踐界的“知”與“行”都需要完成從經驗向科學的飛躍。
媒介不僅是一個信息傳播部門，它更是一個利潤龐大的產業。作為信息傳播部門，它需要政治、文化元素的科學配置與互動，需要規則體系的健全和制度的完善，需要價值觀的內化和意識形態的成熟。作為產業，它將參與市場經濟，遵循市場規律的調節，聽從經濟學的語言。產業化的一個重要要求，就是強調產品的可大量制作，可進行質量控制，同時也要求生產的流程化和人員的專門化。因此，我們要參與媒介市場競爭，推行專業化就是必要的。而要進行從小作坊生產到社會化大生產的飛躍，首先更改的就應當是產業觀念和產業規則，建構完善的產業鏈，培育和壯大市場。在整個產業重新洗牌的時候，確立一整套合理科學的游戲規則和思維理念是良性競爭的保證。
規則的建立已經引起業界和理論界的共同關注。從2000年開始，似乎一夜之間，大江南北的傳播媒介都已經不滿足于經驗操作，而開始重新尋求科學的理論支持。他們從各個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邀請專家開辦講座，各種研討會的廣泛舉行也反映了同樣的迫切心理。2001年成功入世后各種媒介都開始談論媒介產業的改革及其面對西方媒介進入的抗爭，不僅積極開展采訪、參與討論、出謀劃策，而且身體力行，嘗試用新的規條和觀念來改造自己。
我國的傳媒業界開始重視市場分析、受眾調查、媒介研究、經營管理等，開始愿意對與傳媒運行有關的一切東西條分縷析，刨根問底，從ABC學起。
理論研究越來越受到業界的重視，與此同時，研究工作本身也逐步走出象牙塔。從前的中國新聞學研究中多少存在著兩種極端現象：有的學者埋頭書齋，進行純粹的邏輯思維活動和玄思，他們使用只有小圈子里的人才能聽懂的語言，忽視廣闊外在世界的變動造成的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自己的成果可能帶來的社會效益；同時，另外一些學者過于積極地參與媒介實踐，為具體的媒介活動進行策劃和指導，成為一個策劃人而背離了學者謹守的思考本性，從而在紛繁蕪雜的現實活動中來不及讓頭腦中的思維沉淀，最終其成果還是處于經驗總結層次，沒有能夠上升為科學。
在傳播學和媒介研究中，現實主義的認識論要求我們不斷去關注現實，同時把自己的思維投入到現實中去檢驗。用西方學者的話來說，這是一種“雙重建構”，意思是說，科學研究是由現實以及對現實的解釋共同構建的。英國學者默多克說，在實踐中現實主義者總是盡量避免完全依賴抽象的理論或經驗性的描述，他們給予理論思考和經驗思考同等的重視。
在傳播學的開端年代，研究者們正是從最具實踐意義的研究活動中開始踏出第一步的。四位奠基人都是從傳播模式和態度改變效果進行研究的，開山鼻祖施拉姆則不僅關注普遍模式，而且從現代化社會發展的角度來樹立自己的宏觀理論體系，他們奠定了實證學派關注現實的基礎。隨后，歐洲和北美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眾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批判了實證學說，其范圍從政治經濟學者、文化研究學者一直到民族主義者、女權主義者、環保主義者等等，他們指出，實證學派的根本缺陷在于致力于維護現實，而不是尋求更好的未來。這表明，批判學者們也從來沒有忽略過真正的現實，他們雖然在對待現實的維護或批判態度上與實證學派有所不同，但在關注現實這一方面毫無二致。或者可以這樣說，要進行批判，也是在了解現實的基礎上進行的，并且也是為了促進現實的變革。而那些脫離了這一點，沉浸于玄思的學者則使得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文本和小圈子，曲高和寡，只對自己負責，而很少或根本不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實踐活動。畢竟，我們面對的這個世界正處于瞬息萬變的狀態中，用自己的科學理性去認識它、掌握它、批判它、改革它，正是責任所在。
從經驗到科學的飛躍:我國傳媒學術界與實踐界面臨的共同命題
現實主義的認識論除了要求研究者密切關注現實之外，還提醒他們要超越這個現實。對眾多的媒介實踐者來說，他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對以往工作的總結，他們需要一系列指導性的帶有理想色彩的理論模式。這主要包括四個方面：首先，從經濟學的角度對媒介產業化進行宏觀整合，指出一條適合社會化大生產和我國國情的產業發展道路；其次，從政治制度、公共政策研究和法學的角度對國家的宏觀管理進行分析，促進決策過程的合理化和科學化；再次，從傳播學角度給媒介從業者提供一套傳播模式，樹立現代的傳播觀念，建立操作層面上的規范化流水線；最后，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反思大眾文化對民主、自由、人的創造性和想象力的促進與遏制，尋求既具有通俗性又具有先進性的主流文化，保持和維護公共空間，保證邊緣文化不受扼殺，同時致力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火種的傳承。
這種科學理想還要求我們在進行媒介研究的時候將媒介非中心化(decenter the media)，即不是把媒介作為惟一的研究核心，而把傳播與媒介放在廣泛的社會經濟、政治、社會以及文化基本過程中來研究。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我們不能把媒介從它自身的自給自足中解救出來，正如黑格爾所說，脫離了整體的手也就失去了作為手的意義。
傳播學和媒介研究從傳統的新聞學研究中生發出來，開拓了更廣闊的研究領域。正如本文前面所述，它的研究角度有很多，從經濟學、政治學到文化研究，幾乎每一個研究取向都能從自己的起點出發進入這個陣地，為它做出貢獻的同時從這里得到靈感。這是因為，傳播活動本來就是人類的最基本活動之一，而大眾媒介在如今的社會生活中已經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不亞于原始部落的村民廣場。
而不論來自那種研究取向，在進行傳媒研究時，對現實的關注和超越始終是一個根本性的基礎。這一方面是現實主義認識論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由當前媒介領域的迅猛變動所決定的。
我們所研究的一切，目的都是為了獲得一個更美好的現實。因此，我們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經驗操作的總結，而應當上升為科學。惟有如此，更理想化的、更值得追求的傳播實踐與媒介格局才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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