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從規范走向描寫

翻譯研究：從規范走向描寫

摘 要：本文介紹了當今西方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學派——描寫學派的起源、成長與成熟的過程，以及這個學派的特點。文章論述了描寫翻譯學派對中國翻譯理論研究的現實意義。文章認為描寫學派可以為各種各樣的翻譯定位、拓寬翻譯研究的領域并豐富翻譯實踐的手段。

關鍵詞：規范；描寫；翻譯研究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ols of though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today. Following a brief description of its major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dwells on the school’s relevanc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The point is made that the descriptive theory can explain the orientation of all kinds of translations, broaden the scope of the field of study and enrich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prescriptive;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譯研究，從一開始的歸納式的經驗總結，如嚴復的信、達、雅，即用自己從翻譯實踐中得來的經驗，濃縮成警句式的“標準”，傳授給后人，讓別人照著去做；到后來的演繹式的科學研究，如奈達的動態對等，即利用語言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對翻譯過程進行嚴格（rigorous）的描述，對翻譯的終極產品進行嚴格的鑒定，用四個語義單位、七個核心句、五個逆轉換步驟，細細地規定出翻譯的全過程，用以指導翻譯實踐。這種種研究翻譯的方法，都是“規范性”（prescriptive）的。規范性翻譯研究的顯著特點是，定出一個規范（norm），讓所有譯者，不分時代（timeless），不分工作對象，不分譯者、讀者的認知環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在他們的翻譯實踐中一律遵照執行。若有違反便叱之為“不忠實”或“結構笨重”（heavy structure）、“誤導讀者”（misleading）等等。美國知名的描寫翻譯學者Maria Tymoczko認為，規范性翻譯理論根源在于把翻譯看作一種純粹的語言藝術，用一些超越時間的語言規則來加以考察。（As a language art, translation has often been consider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timeless linguistic rules (which has led to a normative tendency in the theory)…）①[作為一種語言藝術，翻譯常常被人用一些超越時間（或譯成“永遠有效”）的語言規則來加以考察（這種做法造成了理論研究中的規范傾向）]。

規范性的翻譯理論，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海外，一直是翻譯界不可動搖的指導方針，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上世紀50年代。長期以來也一直沒有人提出過質疑。人們似乎認為理論的作用就是規范行為，統一思想，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沒有了那些規范性標準，翻譯界豈不要天下大亂。

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翻譯界早就已經是“亂”得可以。且不說直譯意譯之爭，時斷時續，綿延不斷，且不說林紓的翻譯到底是譯文還是“譯寫”、龐德翻譯的漢詩到底是不是翻譯，就拿翻譯的核心問題“忠實”來說，也是眾說紛紜。夏濟安翻譯霍桑的“古屋雜憶”，故意把“母牛”翻成“烏鴉”，以襯托凄涼氛圍，有人說譯者與原作用“達到了一種心靈上的契合”，②有人則嗤之以鼻，認為譯文連最起碼的“忠實”都沒做到，③再舉古愛爾蘭英雄史詩厄爾斯特故事Ulster cycle的翻譯為例，更是樸朔迷離。古愛爾蘭語早已失傳，“原文”已幾乎無人可以讀懂，“忠實”根本無從談起，加上后世的譯者為了民族解放斗爭的需要，添枝加葉或削足適履。或增或刪可以說把“原文”弄得面貌全非。但是，這些譯作在愛爾蘭民族解放斗爭中的確起到過舉足輕重的作用。④說它是翻譯吧。連個原文都找不到；要說不是翻譯吧，它同純粹的創作還是有點不一樣。面對這些并不罕見的翻譯實例，規范性的翻譯理論顯得蒼白無力。

翻譯的實踐在呼喚新的理論，描寫翻譯理論便應運而生了。所謂描寫翻譯理論，用Maria Tymoczko的話來說，就是：“描寫性翻譯研究在研究翻譯的過程、產物、以及功能的時候，把翻譯放在時代之中去研究。廣而言之，是把翻譯放到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文化之中去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when they attend to process, product, and function—set translation practices in time and, thus by extension, in politics, ideology, economics, culture.）⑤相對于規范性的翻譯理論，描寫性翻譯理論的一個最大的重點是它的寬容。正如描寫學派代表人物圖瑞（Gideon Toury）指出的：什么是翻譯？“翻譯就是在目的系統當中，表現為翻譯或者被認為是翻譯的任何一段目的的語文本，不管所根據的理由是什么。”（a translation will be any target language text which is presented or regarded as such in a target system, on whatever grounds.）⑥

描寫翻譯理論根本不關心直譯意譯，他們關心的是把翻譯語境化（to contexualize translation），也就是從宏觀的角度研究翻譯。是什么因素促使譯者選中了這篇著作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譯文在譯入語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這是描寫派學者經常自問自答的兩個最常見的問題。舉一個最新的例子。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出了兩個中譯本。我們的評論家，從規范的角度出發，分析哪個是直譯，哪個是意譯，哪個好哪個不好。而描寫翻譯學派卻說，出了兩個譯本是件大好事，充分反映出中國真的開放了。⑦我們不是說規范性的翻譯研究不好，而是說，規范性的翻譯研究不夠全面。翻譯研究應該還有另外一個角度，也就是宏觀的角度。兩者并不矛盾，兩者應該結合起來，這樣的翻譯研究才能揭示翻譯的全部。Maria Tymoczko教授把宏觀的研究與微觀的研究分別比作望遠鏡與顯微鏡式的研究是很有道理的。

描寫翻譯學派的思想發端于50年代。1953年約翰·麥克法蘭（John Ma

cFarlane）在杜倫大學學報（Durhram University Journal）上發表論文“翻譯的模式”。麥克法蘭在論文中指出，“否認翻譯的作用，剝奪某些譯法所自己叫做翻譯的權利，僅僅因為譯文沒有作到在所有方面同時實現對等，這是一種胡批濫評，簡單易行，然而又是隨處可見。”⑧麥克法蘭引用理查茲（I. A. Richards）在英美新批評重要著作《文學批評原理》中的話指出，對于同一部作品常常同時有不同的讀法。由此可以推斷，“我們決不可以認為有唯一的翻譯；由于（原文）有不同的意義，不可避免地會從中產生出不同的翻譯，這些翻譯也許都是翻譯，但沒有一個翻譯是‘理想的’或‘真實的’翻譯”。麥克法蘭進一步指出，意義既然如此復雜、如此不可琢磨，我們便不可能從中得出準確翻譯的絕對標準。他爭辯道“我們倒是需要一種與此不同的研究翻譯的方法。這種方法接受現有的翻譯，而不去理會我們理想中的那種翻譯，這種方法從研究翻譯的性質中獲得靈感，而不是讓翻譯從事它辦不到的事情。”⑨遺憾的是，麥克法蘭的話當時沒有引起譯界的注意。

直到60年代，麥克法蘭的觀點才終于有了響應者。他們是當時在阿姆斯特丹工作的美國翻譯工作者和翻譯理論家詹姆斯·霍爾姆斯（James Homes）以及一批捷克斯洛伐克學者，其中包括列維（Jiri Levy）、波波維奇（Anton Popovic）與米科（Frantisek Miko）。他們感興趣的課題有：結構主義文學理論、翻譯在學史中的地位、從風格與題材角度對翻譯與原文的區別進行描寫的方法，翻譯同其它平行文本（metatext）相比它的區別性特征。然而由于列維（1967）、波波維奇（1984）的英年早逝，捷克學派不久便銷聲匿跡了。不過，這些學者在生前與后來成為描寫學派主力的以色列學者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以及佛萊芒語學者、盧紋（Leuven）大學的何塞·蘭博特（Jose Lambert），當時正在安特衛普一所翻譯學院任職的凡登布洛克（Raymond van den Broeck）、以及列夫維爾（Andre Lefevere）有過接觸。他們的觀點，多多少少影響了這批后起的學者。

描寫翻譯學派理論的形成要歸功于三次小型的系列會議。它們分別于1976年在盧紋（Leuven），1978年在特拉維夫與1980年在安特衛普舉行。這三次會議的論文集奠定了描寫翻譯學派的理論基礎并產生了一批骨干分子。這些學者都是大學教師，有文學研究的背景，對比較文學與文學史有濃厚的興趣。描寫學派在80年代有了長足的發展，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翻譯研究》，（1980年版，1990再版），《對文學的擺布》（1985，論文集），以及斯奈爾弘比（Mary Snell-Hornby）的《翻譯研究》（1988）都是這個時期有影響的理論著作。90年代，蘭博特與圖瑞創辦了Target雜志，借助于這個陣地，描寫翻譯學派的文章大量發表，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到這個學派的隊伍中來。同時，這些學者利用自己的影響，在比較文學界擴大翻譯研究的作用、提升翻譯研究的地位。進入90年代以后，以巴斯奈特與列夫維爾主編的論文集《翻譯、歷史與文化》為明顯標志，翻譯描寫學派出現了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學者們開始把翻譯放在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研究，權力、擺布是他們的主要議題，他們的研究另外還涉及女性主義與后殖民。千禧之年的2000年，在英國的曼徹斯特召開了有200人參加的翻譯研究模式研討會，當今描寫學派的活躍人們幾乎全部到會。會議顯示，描寫學派還在蓬勃發展，還有不少學者已在開拓新的領域了。當然也有一些學者退出了這個學派。

描寫學派的功勞在于給予各種各樣的翻譯以正確的定位。避免了由于規范性的翻譯標準而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以及無謂而又無止無休的爭論。描寫翻譯學派對翻譯有兩個基本的認識。一個是翻譯的“不完整性”（partiality），就是說你不可能把原文百分之百統統翻到譯文中去。在這個基礎上導出描寫學派的另一個認識，即任何翻譯都經過了譯者程序不等的擺布（manipulation），因此同一個原文會在不同的譯者手里，會在不同的的時代出現許多不同的譯文。這兒要特別強調的是，描寫翻譯學派并不想完全推翻傳統的規范性的翻譯標準。他們是想解構（deconstruct）傳統的翻譯理論，也就是對傳統的翻譯理論當中的一些不盡完善的地方提出批評，而不是想摧毀（destroy）傳統的翻譯理論。毋庸諱言，規范性的翻譯標準是有它的作用的。它給出了從論者角度出發，翻譯應該達到的一個目標。但是它的主要不足之處在于，它總認為自己的標準是唯一正確的，并想把它的應該范圍推廣到天下所有的翻譯上去（如奈達之于動態對等論），或者總有別的什么人想這樣去做（如后人之于嚴復的信達雅論）。然而它卻沒有看到或是不愿意承認世界上實際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翻譯，其中有符合這種規范性標準的，但是，同時也有不少翻譯是不符合這種標準或者不完全符合這種標準的。規范性翻譯標準的另一個不足是，它把自己局限在語言這個狹小的圈子里，把翻譯僅僅看作是一種語言藝術。而不太考慮文化的大環境。即使涉及到了文化，最終的目標還是落在了具體的翻譯技巧上，過分專注于翻譯技巧的鉆研。也許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規范性的翻譯研究總是脫離不開直譯、意譯之爭。描寫翻譯學派則恰恰相反，它十分寬容，只要你說得出現由，也不管這種理由以傳統的眼光看過去是多么地“荒唐”，某個文本就可以被認為是翻譯。描寫翻譯學派的興趣不在語言上，它試圖探討翻譯的起因以及翻譯在社會上所發揮的作用。只要稍加注意，世界上這種處于“邊緣”地位的翻譯是不少的，這種邊緣翻譯是很值得研究一番的。格特（Ernst-August Gutt）的一個例子也許能說明這一點。

在德國的Travemunde與芬蘭首都赫爾辛基之間有滾裝渡輪定期航班。船上有一種旅游手冊，以德、芬兩種文字書就，并排排列。它與一般的雙語材料相比有許多獨特之處。首先，原文與譯文的身份不明，不知是先有的德文文本還是先有的芬蘭文本；其次，有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紹目的港的風光，這一部分在兩個廣西不是互為翻譯，芬蘭文本為芬蘭游客介紹德國目的港的風光而德國文本則為德國游客介紹芬蘭目的港的景點。⑩用描寫學派的觀點衡量，這當然是翻譯，因為它符合交際當中關于關聯（relevance）的要求。否則要是一味地按“原文”“忠實地”直譯，必然會使一半的讀者覺得“譯猶未譯”也，也就起不到翻譯的作用了。翻譯，同時還受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倫理道德規范的與文學規范制約，而揭示這種關系，也是描寫學派很感興趣的課題。請看下面這個例子。

原文： Lumber and boat and junk yard. The bare behind of industry, its dirty underwear, so beautifully disguised by winter. 11

譯文一 ： 還有木材，小船和廢物場。這里是工業荒涼的后院，這些是它的殘破的內衣，一切都被冬日巧妙地掩蓋了。（劉洪新 譯）

譯文二： 木材、小船，還有靜靜的

船塢。工業的廢污在冬的掩映下消失的無影無蹤。（黃娟 譯）

譯文三： 光禿禿的樹木，木材，小船還有廢料場，這些垃圾與污垢都被冬天的白地所掩飾。（王麗英 譯）

原文中的暗喻the bare behind（光腚）所有的譯者（30人）竟無一人照直翻譯，而一概用了委婉語如“后院”、“廢污”、“垃圾”等等。Underwear（襯衣襯褲）直譯者同樣寥寥。描寫學派看到這樣的譯文，并不關心譯文是否“忠實”，而是更加關心為什么譯者會選擇這樣的譯法。這兒，譯者顯然受到了中國作文方法的影響，比如不要將污穢的語言寫到文章當中去等等。這種研究方法可以使翻譯研究換一個角度而得以不斷深化。再說，離開了文化的大背景去指責譯文不忠實原文等等，這種指責有時會顯得過于簡單化，因為嚴格地講，這里的“誤譯”顯然不應該簡單地歸結于譯者的語言能力。又如《紅樓夢》第9回中有一段文字，一貫以忠實著稱的楊氏夫婦在他們的英譯本中采取了并不忠實的“凈化”譯法。他們的譯文如下：What we do is no business of yours. 耐人尋味的是，另一位紅樓夢全譯本的譯者David Hawkes卻一反常態，采取了直譯的手法。他的譯文如下：“Whether we fuck assholes or not,”he said, “what fucking business is it of yours? You should be bloodygrateful we haven’t fucked your dad…”這兒要解釋他們為什么在翻譯同一本書的時候，譯法會發生這樣根本的變化，恐怕也不是僅僅用直譯意譯能夠說的清楚的。

描寫學派還可以為繁榮翻譯實踐、豐富翻譯手段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武器。比如，漢詩英譯中韻律與內容的矛盾如何處理的問題一直困擾著翻譯界。以前，大概（只）有兩種辦法，一是如Arthur Waley那樣，保留內容舍棄韻腳；一是如許淵沖那樣，保留韻腳而部分舍棄內容（當然，許教授對這個說法不會接受，他會認為自己譯出了原詩的“意美”）。盡管大家都知道，這兩者是不可兼顧的，但是，從來沒有人加以承認，從而大膽地只保留語音（包括韻腳）而完全放棄內容。隨著描寫學派的問世，竟然真的出現了所謂的語音翻譯（phonetic translation），請看下例：

原詩（選自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ouldn’t put Humpty (Dumpty) together again.

法語譯文：

Un petit d’un petit

S’etonne aux Halls

Un petit d’un petit

Ah! Degre te fallent

Indolent qui ne sort cess

Indolent qui ne se mene

Qu’importe un petit d’un petit

Tout Gai de Reguenne. 12

這種翻譯，只顧及原文的音位，而把其它的因素，包括與忠實密不可分的內容統統拋到了一邊。人們之所以會想到這種被稱為“語音翻譯”的翻譯手段，首先是因為他們清醒地認識到，根據描寫學派的翻譯不完整性的理論，要同時保留原文的韻腳又要完整地傳達原文的內容在理論上講是不可能的。很顯然，沒有理論的指導，就不可能出現這種翻譯手段。趙元任在翻譯同篇小說的另一首詩歌時，用了字位翻譯法，生造出了許多漢字，去翻譯原文中的許多生造出的英文單詞。 13 可以說他的譯法與上面的譯法有異曲同工之妙。趙譯在描寫學派盛行之前，反映出趙先生的天才。初讀趙譯，常有“這也是翻譯嗎”的困惑。如今學了描寫翻譯學派理論同時也深深感到翻譯的手段、研究翻譯的天地其實要比我們 想象中的多得多也要開闊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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