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思的深化，詩藝的提升

情思的深化，詩藝的提升

【  正  文】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23X(2003)02-0131-05
　　卞之琳是一位不愿張揚，喜歡思考的詩人。詩如其人，他的詩歌世界里充滿了平和恬　靜的氣息，朦朧含混的意象。對于他詩歌的解讀，歷來都是評論界頭痛的難題。除了詞　義含混、意象朦朧之外，卞之琳詩歌中所隱匿的感情傾向是最難捕捉的。就連朱自清、　聞一多等著名的詩歌評論家在解讀卞之琳的時候也煞費苦心、絞盡腦汁。因此卞之琳的　詩歷來都被讀者認為是：“謎一樣”(注：亦門：《詩與現實(第二冊)·＜內容一論＞》　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11月初版，第100頁)的詩。晦澀而不易領悟作者創作之要義。　這主要因為：一、作者自身對于詩歌創作的嚴格要求：“我寫詩，而且寫的抒情詩，也　總在不能自己的時候，卻總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動物’。規格本來不大，　我又偏愛淘洗，喜愛提煉，期待結晶，期待升華……”[1](p1)；二、作者寫詩不僅抒　發情懷，而且表現他那份獨到的人生體驗。因此，我們不應該把卞詩看作是晦澀難懂的　詩，而應該注重詩歌所暗含的具有卞之琳特色的那份情感淘洗和體驗。
　　以1935年卞之琳在日本創作的詩歌《在異國的警署》為界，我認為卞之琳詩歌此前和　此后暗自流淌著兩種大的情感流向。一是在這首詩之前的茫然、苦悶、孤獨的情思；二　是在這首詩之后的充滿理趣的情感體驗。本文試以《在異國的警署》為分界線，探討上　述兩種情感流向，并對三十年代中期卞之琳詩風的轉變作一梳理。
　　　　　　一、
　　詩人產生詩歌創作的沖動，往往都是他們心中情感的積蓄所致。這種情感不是充滿激　情，就是愁楚滿懷。盡管剛剛步入詩壇的卞之琳還是一個沒有走進社會，生活在校園里　的大學生(卞之琳步入詩壇，是偶然機緣所致)(注：卞之琳在《雕蟲紀歷(增訂版)·自　序》中回憶他自己走上詩歌創作道路時寫到：“不料他(徐志摩)把這些詩帶到上海跟小　說家沈從文一起讀了，居然大受贊賞，也沒有跟我打招呼，就分交給一些刊物發表，也　亮出了我的真姓名。這使我驚訝，卻總詩是不小的鼓勵。”(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6　月第2版，第2頁))，但是，促使他寫作詩歌的原動力仍然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所具有的　那顆關心國家危亡命運的赤子之心。“舊社會所謂出身‘清寒’的，面臨飄零身世，我　當然也是要改變現狀的，由小到大，由內到外，聽說到北伐戰爭，也就關心，也為了它　的進展而感到歡欣。我從鄉下轉學到上海，正逢‘四·一二’事件以后的當年秋天，悲　憤之余，也抱了幻滅感。當時有政治覺醒的學生進一步投入現實斗爭；太不懂事的‘天　真’小青年，也會不安于現實，若不問政治，也總會有所向往。我對北行的興趣，好象　是矛盾的。一方面因為那里是‘五四’運動的發祥地，一方面又因為那里是破舊的故都　；實際上也是統一的，對二者都像是一種憑吊，一種寄懷。經過一年的呼吸荒涼空氣、　一年的埋頭讀書，我終于安定不下了。說得好聽，這也還是不滿現實的表現吧。我彷徨　，我苦悶。有一陣我就悄悄發而為詩。”[1](p1-2)卞之琳在《雕蟲紀歷·自序》這樣　回憶他寫詩的路程。
　　動蕩的國事，激變的時代風云，震撼了卞之琳那具有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愛國情懷。　這時的卞之琳，一方面不滿于黑暗丑惡的社會現實；另一方面又茫然于如何改變這現實　境況。因此，他的詩歌里充盈著一股難以名狀的復雜情緒：
　　(一)、難以改變現實的無奈情懷
　　作為一個空有一腔愛國心，卻又沒有能力改變既定現實的詩人，卞之琳無奈而又痛苦　。《西長安街》[2](p17)這首詩的第一節，作者用“長的是斜斜的淡淡的影子”、“枯　樹”、“老人”、“晚照”、“冬天”等意象勾勒出一個荒涼黯淡的世界。“我”雖然　與老人走得很近，可是一路上“我們卻一聲不響”，只是“跟著各人的影子”。與此同　時，“紅墻”把藍天隔絕在墻外。在這個冷漠而隔膜的世界里，“我們”就這樣無望的　沿著長長的道兒“走著，走著”，卻不注意兩旁的事物，也不相互談話。如果說第一節　作為回憶。那么，第二節應該有所改變。時間流逝，世界變樣。可是，雖然換了“黃衣　兵”，“不見舊日的老人”，這世界還是一如既往的死氣沉沉：“黃衣兵站在一個大門　前，\(這是司令部?從前的什么府?)\他們象墓碑直立在那里，\不作聲，不談話，還思　念鄉土”對于時間的流動，時代的變化，士兵同老人一樣僵硬、麻木而沒有覺察。然而　，他們的心是動的——思念鄉土。這有什么用處呢。雖然士兵自己手中握有鋼槍，卻只　能眼見著敵人侵占家鄉，而無能為力。這是多么大的諷刺和悲哀呀。時代變了，先進了　：“多‘摩登’，多舒服!盡管威風\可哪兒比得上從前的大旗”。但是街上仍舊荒涼：　“那三座大紅門，如今悵望著\秋陽了。”整首詩，作者對“老人”、“黃衣兵”的麻　木是失去希望和無可奈何的。那么，真的就只有在夕陽下悵然若失嗎?真的這世界，這　社會就沒有希望嗎?作者將希望寄托于“一個老朋友，他是在一所更古老的城里”。希　望朋友不要學那荒街上的老人，要留意長安的印象。改變不了別人，只能自我改變。這　是作者對遠方朋友的希冀。但是，現實會不會給他這個機會，作者沒有把握——“我身　邊仿佛有你的影子”。《春城》也屬于這種心境的表現。“題為《春城》，寄憂國憂時　的心情于冷嘲熱諷北平人(包括我自己，也代表全國一般市民)醉生夢死、麻木不仁，在　‘善鄰’兵臨故都城下以后的茍安局面中無可奈何的心態。”[5](p138)在骯臟、昏暗　、麻木的故都，“我是一只斷線的風箏”[2](p33)，盡管沒有了線的牽引，但是“碰到　了怎能不依戀柳梢頭”。對祖國的愛與恨，對自己沒有能力改變命運、改變現實的那份　無奈心緒，全都融進這一句詩中。
　　(二)、懷古傷今，抒苦悶迷茫之情
　　歷代中國詩人喜歡通過對古物風習的憑吊，來抒發自己懷舊傷感的情緒。詩人所具有　的這份獨特的敏感氣質，使身處動蕩社會的卞之琳也不能平靜。在《登城》里，“我”　和朋友“走上了長滿亂草的城臺”[2](p121)。在這個秋陽西下的傍晚，面對一派荒涼　景象，朋友不愿“揭開老兵懷里的長歷史”。“我”也感到茫然，且不知往哪里去。過　往不忍回首，現實滿目瘡痍，未來則更是迷茫不知路在何方。這是怎樣的苦悶與憂傷啊　!自古以來，中國詩人就經常在他們的詩歌作品中使用“傍晚”和“夕陽”作為表現自　己哀傷、憂郁心情的意象符號。特別是在國家處于衰落危亡之際，那些愛國的熱血志士　們面對“傍晚”和“夕陽”，總會發出：“閑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　腸處”(辛棄疾《摸魚兒》)的悲慨。面對日漸衰微的國家，卞之琳的心緒不曾平靜。夕　陽，在卞之琳眼里如此頹敗“倚著西山的夕陽，\站著要倒的廟墻，\對望著：想要說什　么呢?\怎又不說呢?”[2](p4)古老的歷史不堪回首。現實的衰敗令人無法評說。說了又　怎樣?能改變得了嗎?“西山的夕陽”與“要倒的廟墻”也只能互相無言地對望。“馱著　老漢的瘦驢\匆忙的趕回家去，\腳蹄兒敲打著道兒—\枯澀的調兒!”一心回家的“老漢　”和“馱著老漢的瘦驢”，對于如此哀傷的景象絲毫未予關心，可見他們已麻木到極點　。“半空

里哇的一聲，\一只烏鴉從樹頂\飛起來，可是沒有話了，\依舊息下了。”“　孤鳥”的意象在古詩中也屢見不鮮，晉人陶淵明《飲酒詩》：“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　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來去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　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脫身己得所，千載不相違。”詩人通過失群的孤鳥，來自喻　空有一腔抱負卻無從發揮的失意之情。但是，他依然堅持著自己的理想而不氣餒、不頹　唐。中唐詩人杜牧《登樂游原》：“長空淡淡孤鳥沒，萬古消沈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　業?五陵無樹起秋風!”詩人通過“鴉背夕陽”這一特殊的意象符號，抒發自己對初唐盛　世的眷戀和對國家衰微命運的無奈心情。詩人接受了中興以成一夢的現實，從中體認到　盛衰興亡不可抗拒的哲理。《傍晚》中“烏鴉”的意象除去含有這層深意外，還具有一　種動人心魄的藝術感染力。“烏鴉”從樹頂“飛起來”，它“哇”的叫聲打破了枯澀的　沉寂。可是當它看到這衰敗的晚景，聽到那枯澀的調兒時，沒有了語言，又棲息回樹上　。“烏鴉”的這一段起落動作表現了覺醒者無力抗爭，只能又回到沉默狀態的悲哀。我　認為卞之琳用這一意象，抒發了其苦悶的心悸。這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失意與凄涼的　心境。同樣的心緒，在《群鴉》中也有體現。“啊，冷北風里的群鴉，\活該!你們領著　\慘淡的冬天來干嗎?”[2](p112)慘淡寒冷的冬天，只有烏鴉在空中飛。抵御嚴寒需要　很大的勇氣，應該受到贊揚。然而，“群鴉”不但沒有得到理解，反而受到叱責。“啊　，冷北風里的群鴉，\飄遠了，一點點\消失在蒼茫的天涯。”群鴉遠去了，留下的只有　“蒼茫的天涯”而已。從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卞之琳在創作這一類詩中出現的　這種苦悶迷茫之情，乃是這時他對于麻木的人民失去信心，以及他意識到社會國家需要　變革，但是又找不到變革之路的心理狀態的曲折反應。1
　　詩人的詩作，往往是詩人自己心靈歷程的表現。卞之琳的詩作也不例外。隨著詩人對　人生、社會的認識不斷變化，在詩里所表現的情感傾向也有所不同。
　　　　　　二
　　應該說1933——1935年是卞之琳詩歌創作逐步臻于成熟的階段。這一時期，卞之琳“　開始在學院與文壇之間，……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往了……”[1](p5)并且為了生計他的　行蹤也流動了。隨著生活圈子的擴大、人生經歷的不斷豐富，卞之琳的詩歌創作也有了　變化。特別是1935年，對于卞之琳來說可謂是“收獲年”和“創作轉向年”。這一年，　“他所寫的那幾首詩，可以看作他詩作成就的頂點”[3](p97)。1933——1934年間，卞　之琳的詩作就預示出一個新氣象的到來：《古鎮的夢》，世俗生命荒謬地存在于時間和　夢幻中；《古城的心》，在衰老沈睡的古城的微弱心跳中，我們感受到一個異鄉客的淪　落哀傷；《煙蒂頭》，熱鬧中的寂寞體驗；《水成巖》，流水的無情，時間的冷漠，“　積下了層疊的悲哀”[2](p133)，帶走了不能再來的青春與記憶。《春城》，表現了面　對敵人的侵略，北平人茍安的狀態。等等。1935年，詩人的聲音與以往有了些許不同。　《距離的組織》，在一覺醒來偶得的“心情或意境”[2](p37)中，使我們對時間與空間　的“存在與覺識”有了新的體驗；《舊元夜遐思》，則表現出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　的氣魄。但是，在獨醒者心中仍然充滿著不能改變現實和喚醒夢中人的無奈與痛苦；《　在異國的警署》，直抒詩人受到無端審問的憤怒心情；《尺八》，哀嘆祖國的衰微命運　；《圓寶盒》、《航海》和《音塵》通過詩人對時間的獨特體驗，我們感受到了在時空　間人與歷史的特殊關系。
　　在這些詩中，幾乎從未被詩人和讀者提到的就是《在異國的警署》一詩。這首詩感情　直白而缺乏可讀性。它在卞之琳眾多詩作中，應該算作是不很成功的一篇。但是，該詩　字里行間所充斥的排山倒海的氣勢是以往卞之琳所不具有的。而且，在它之后的卞詩又　有了與以往更加不同的聲音與情感。因此，我認為這首不算很成功的詩——《在異國的　警署》——是卞之琳詩歌情感轉向的分界標志。“是他不久登上新的高峰的起點”[4](　p208)。
　　1935年，日本已經強占了中國的東三省，并蓄謀侵占整個中國。這年卞之琳為了完成　國內特約譯書，跨海東渡日本，在京都住了5個月。然而，剛踏上東瀛土地，卞之琳便　經歷了一次非常不愉快的審問。對于這段經歷卞之琳在一篇序言中寫到：“其實當時日　本軍國主義法西斯控制下的情報部門，如果還有點文化知識，也自有理由對我前去客居　，會另眼相看……我在1934年春天，寫了一首詩，題為《春城》……這就使人家有理由　視我為并非等閑之輩，對我的旅日一行，妄自多心。”[5](p138)加之這時溥儀訪日，　日本警察又過分敏感。于是卞之琳也被作為“重要人物”受到了盤查。在極其憤慨的情　況下，卞之琳寫下了《在異國的警署》一詩。  
一對對神經過敏的眼睛　　　　　　  看多少不相識手底下傳遞的細軟、
像無數緊張的探海燈　　　　　　　  不相識知好的信札、相片，
照給我一身神秘的鱗光，　　　　　  馳騁我海闊天空的遐思。
我如今是一個出海的妖精。
　　　　　　　　　　　　　　　　  但凝此刻我居然是什么大妖孽
重疊的近視眼鏡藏了不測的奧妙?　　其力量足與富士比——
一枚怪貝殼是興風作浪的法寶?　　　一轉身震動全島?
手冊里的洋書名是信息的暗碼?　　　敵對、威嚇、驚訝、哄騙的潮浪
親友的通訊簿是徒黨的名單?……　　在我的周圍起伏、環繞
我倒想當一名港口的檢查員
專翻異邦旅客的行李、　　　　　　  可憐可笑我本是倦途的馴羊。

　　
　　在詩中，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一位善良且帶著旅途倦意的異國游客莫名其妙地被當　作“妖精”似的，無端受到警察的搜查、傳詢、厲審。“手冊里的洋書名是信息的暗碼　?\親友的通訊簿是黨徒的名單?……”日本警察那可憎可笑的敏感和無知便躍然紙上。　因此，這首直接抒發詩人突發情感的詩歌并不難懂，也沒有以往卞詩的那種耐人回味的　詩意。此詩無論從審美角度，還是從創作方法上講，都不是卞之琳的優秀之作。甚至，　如若在不知作者的情況下讀它，也不會認為是卞氏所作。對于這首詩，卞之琳自己的態　度很矛盾。
　　一方面，卞之琳對其有特殊的感情。這首詩，原是以“阮竽”署名，發表在1935年5月　10日發地的《水星》雜志第二卷第二期上。而且，卞之琳還將它收進了1937年2月出版　的第三版《魚目集》，把它作為“另外一首”放在最后。因為，詩人對其有特殊感情。　其原因在于這首詩代表了卞之琳一次特殊的心路歷程。雖然，剛到日本就發生了這不愉　快的一幕，但是，卞之琳認為此次旅日之行對他很有益處。因為這次異國之行擴大了他　的眼界。
　　另一方面，從這首詩的藝術性角度講，卞之琳自知此詩水平不高：“后來我就寫了一　首紀實抒情詩《在異國的警署》。這首詩我自己從藝術性考慮，認為寫得太差，不耐讀　，不想留存，就像我有關這首詩的可笑的不愉快的經歷，想最好忘卻一樣。我樂意秋吉　教授沒有注意到這首詩

或者出于善意，存心不選這首詩。”[5](p138)并且，1979年卞　之琳在編《雕蟲紀歷》時沒有收入這首詩。1982年《雕蟲紀歷》再版時，也沒有它。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卞之琳不喜歡這首詩的原因，是因為卞之琳的詩一向講究“藝術　性”、“耐讀性”。同時，卞氏主張“詩不是放縱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現個性　，而是逃避個性。”[6](p8)并且，將其貫之于自己的創作中。但是，這首詩不但沒有　體現卞詩的主張，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大大放縱了詩人自己的情感，卻不是“逃避情感　”。那么，卞之琳為什么會寫這樣一首不成功的作品，還曾把它拿出去發表呢?我認為　，卞之琳能寫出這首詩并非一蹴而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有一個積蓄漸變的過　程。那就是從《西長安街》、《傍晚》、《群鴉》、《春城》的苦悶迷惘和難以改變現　實的無奈情懷到《舊元夜遐思》中獨醒者的“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氣魄。但是，在獨醒　者心中仍然充滿著不能改變現實和喚醒夢中人的無奈與痛苦。因此，我們在卞詩中讀到　的是：對黑暗社會的不滿、對于麻木人民的痛心、對獨醒者的孤獨與無奈的感傷。而19　35年恰是其心中所積蓄的力量將要爆發之際，加之身在異國又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　詩人找到了一個發泄情感的突破口，利用《在異國的警署》一詩，把郁悶心中久已的情　緒如山洪般爆發在他的詩里。盡管這首詩不是卞之琳詩作中的精品，但是它的意義不在　于詩歌的形式，也不在于詩歌的內容，卻是詩歌所展露的心靈與情感的震撼。在這一首　用“自由體”寫成的詩中，貫穿著一股憤怒的力量。無辜被當作“妖精”的“我”實際　上是“倦途的馴羊”。“馴羊”本性溫順，不會對別人造成傷害。“我”到日本只是想　做一些自己的事情，順便領略一下異國風物。但是，在“一對對神經過敏的眼睛”里，　“我”卻成為“其力量足與富士比——\一轉身震動全島”的“大妖孽”。面對著“在　我的周圍起伏、環繞”的“敵對、威嚇、驚訝、哄騙的潮浪”，那個一向講究情感克制　的詩人不存在了。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利，“我”發出了鏗鏘有利的抗議和質問“重疊的　近視眼鏡藏了不測的奧妙?\一枚怪貝殼是興風作浪的法寶?\手冊里的洋書名是信息的暗　碼?親友的通訊簿是徒黨的名單?”出行日本的不幸遭遇使他此前的認識加深，關懷變得　更加寬廣。“人家越是要用炮火欺壓過來，我越是想轉過人家后邊去看看。結果我切身　體會到軍國主義國家的警察、特務的可憎可笑、法西斯重壓下普通老百姓的可憐可親。　當然，多見識一點異國風物，本身也就可以擴大眼界。”[1](p5)《在異國的警署》當　是其這種加深、加廣之情感的原始形態的暴露，因而是其思想與詩風雙重轉變的重要標　志。
　　　　　　三
　　異國的經歷使卞之琳清醒的認識到國家衰微的根源所在。這段經歷促使他更深刻的思　索人生。“這些都影響我在這個階段的詩思、詩風的趨于復雜化。”“一方面憂思中有　時候增強了悲觀的深度，一方面惆悵中有時候出現了開朗以致喜悅的苗頭。”[1](p5)　從這以后，卞之琳詩歌里的這兩個傾向更加明顯。
　　一方面，卞詩中對國家民族的深切關懷和對個人命運的獨特感悟更顯得深沉而又凝重　。《尺八》應該屬于這一方面的變化。在《尺八》里明顯有一種“對祖國式微的哀愁”　。[2](p39)但是，這哀愁不象《在異國的警署》那樣直露地表現：“我只是覺得單純的　盡八象一條鑰匙，能為我，自然是無意的，開啟一個忘卻的故鄉，悠長的聲音象在舊小　說書里面夢者曲曲從窗外插到床上人頭邊的夢之根——誰把它象無線電耳機似的引到了　我的枕上了?這條根就是所謂象征吧?”[7](p4)于是，我們在卞之琳精心營造的象征世　界里看到了這樣一幅畫面：那“長安丸載來的海西客”生活在異鄉的日本，聽到凄涼的　尺八音，動了鄉愁。尺八是唐朝時候由中國傳入日本的。為了尋訪“尺八”的源起，“　海西客”穿越時空，到繁華的唐朝“獨訪取一枝凄涼的竹管”。“海西人想帶回失去的　悲哀嗎?”這最后一句別有深意。唐朝時候繁榮的國勢已不再來，現在祖國面臨著被瓜　分、被侵略的危機。卞之琳身處異邦又受到歧視，更感到祖國式微的哀傷。“尺八”原　本從中國傳入日本，但隨時間推移，它已經在日本落戶生根。難道中日兩國之間就不能　像“尺八”那樣結出友誼的“花草”?詩人心中的淡淡哀愁是通過“即景即事”的抒情　，混雜在字里行間突現出來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感時傷國的心緒比起《在異國的　警署》來，顯得柔和自然而不生硬呆板。唐朝盛事一去不復返，只能存在于詩人的記憶　之中。現在祖國面臨被侵占的危機，那繁榮的國勢何時才能再一次出現呢。詩中所表現　的不再是個人的情感，而是上升為整個中華民族的集體情感。“此刻無端來了這個哀音　，說是盛世的哀音，可以，說是預兆未來的亂世吧，也未嘗不可。要知道‘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哀音是交替的，或者是同在的，如一物的兩面，有哀樂即有生命力。回望　故土，仿佛一般人都沒有樂了，而也沒有哀了，是哭笑不得，也是日漸麻木。想到這里　，雖然明知道自己正和朋友在一起，我感到‘大我’的寂寞，乃說了一句及簡單的話：　‘C，我悲哀。’”[7](p4)再如在《候鳥的問題》中，詩人自況為候鳥，苦于生活所迫　，不得不南北遷移，沒有定所。“抽陀螺挽你，放風箏牽你”[2](p46)，表現的是一種　被動性。但候鳥只是被動地隨季節變換而遷移，而“我”對于這樣的生活，卻并不是麻　木的適應：“我的思緒象小蜘蛛起的游絲\系我是我是足以飄我。我要走。”“我”要　由“我”自己來支配“我”的生活，而不由生活來支配“我”，這是詩人的抗爭。“我　豈能長如絕望的無線電\空在屋頂上伸著兩臂\抓不到想要的遠方的音波!”詩人不安于　這樣的生活，想要主宰自己的命運。然而生命的這種不確定性，有時卻無法擺脫。這真　是人生的一種悲哀。卞之琳運用戲劇化的寫作方式加深了詩歌的內蘊，表現了詩人對生　命的深切體驗。
　　另一方面，卞詩里對人生哲理的透徹體驗也越發帶有理趣的哲思。《斷章》應屬于第　二方面變化的優秀詩作。整首詩只由四句組成，卻蘊涵著無限深意。“你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2](p40)短短　四句，利用空間的拓展、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意象(“橋”、“月”、“窗子”、“夢　”)、“你”的不確指性，豐富了詩的情思。“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　你。”這里的“你”可以是“我”，也可以指“他”。這種在人稱上的不確指增加了詩　的客觀化，隱藏了詩人的主觀感受。從而加深了詩的趣味。“你”是看風景的主體，但　是卻又是被看的客體。“橋”和“樓”的空間轉換更增強了主客對調的立體感。其實在　人生這條風景線上，我們每一個個體不都是即充當主體角色，又充當客體角色嗎。“明　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我們剛順著詩人的視角觀看室外的“風景”　。又被這兩句拉回到了室內的空間。“明月”裝飾“窗子”是實景。“別人的夢”是虛　設。在虛實之間詩人又帶領我們進行了一次人生體驗。即我們可以把這首詩看作為一首　惆悵的情詩。自然景物在“你”眼中是美麗的風景。“你”在愛你的人眼中也是美麗的　  風景。當月光射進窗子的時候，獨在異地的“你”開始思念遠方的家鄉和那個還在家　鄉的人兒。與此同時，

“你”已進入一個人的夢中。這個人也許是遠方的那個人兒，也　許是一個暗地里喜歡“你”的人。獨在異地的“你”孤單寂寞，可謂是一種不幸。但是　，“你”在不知道的情況下卻進入別人的夢中，這說明還是有人惦記著“你”，又可謂　是一種幸福。人生就是這樣，永遠處于幸福與不幸福之間、愛與被愛之間。再如其《魚　化石(一條魚或一個女子說：)》，也表現出這種風格：“我要有你的懷抱的形狀，\我　往往溶化于水的線條。\你真像鏡子一樣的愛我呢。\你我都遠了乃有魚化石。”[2](p1　38)如果我們把這首詩理解成愛情詩的話。那么在“女子”向自己情人傾訴的綿綿衷腸　里，我們體會到她對愛情的執著。如果我們把這首詩看作是“魚”對水的依戀之語。那　么，在魚的贊美中，我們感受到了一個生生不絕的運動過程。整首詩通過“水”和“魚　化石”的意象框定了時間的永恒和萬物的恒生。在這首詩里，我們較深刻地體驗到詩人　對時間的那種特殊感悟。
　　我認為從這時開始，卞之琳的詩歌創作，不僅加深了內在情思，而且詩藝也不斷提升　，并日趨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主要呈現出這樣的特征：冷靜的智性。這種智性往往又　通過詩人有意營造的“意境”表現出來。李怡師在《中國現代新詩的進程》中也提到了　卞詩的這一特色：“詩人不僅關心那條情感如何流出，更注意把它淌回來，……它不叫　你順著情感溜下去，而是請你‘進入’，進入到那個空曠的氤氳的場所中去，有時候甚　至并不試圖說明什么、思索什么，僅僅再現一種詩人自己也說不清的“心情”、“情調　”，這就是中國古典美學的最高理想——意境。從現代西方的人生觀、哲學觀來讀解卞　之琳的一些詩作，也許會于一位其中包含著無盡的悲哀、玄妙的哲理，但卞之琳卻斷然　否認了這一點，他曾解釋說，這不過就是一種‘意境’罷了.”[8](p120)
　　收稿日期：2003-01-20
【參考文獻】
　　[1]卞之琳.自序[A].雕蟲紀歷(增訂版)[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2]卞之琳.雕蟲紀歷(增訂版)[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3]藍棣之.論卞之琳詩的論卞之琳詩的脈絡與潛在趨向[J].《文學評論》，1990，(1)　：97.
　　[4][日本]秋吉久紀夫.《卞之琳＜尺八＞一詩的內蘊》(何少賢譯)[J].《新文學史料》　，1993，(4)：208.
　　[5]卞之琳.難忘的塵緣.序[A].秋吉久紀夫.卞之琳詩集[J].《新文學史料》，1991，(　4)：138.
　　[6][美]T·S·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A].卞之琳譯.艾略特詩學文集[M].王恩衷編譯　.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
　　[7]卞之琳.滄桑集(雜類散文1936——1946)·尺八夜[M].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8]李怡.中國現代新詩的進程[M].《文學評論》.1990，(1)：120.

【情思的深化，詩藝的提升】相關文章：

深化文明行業創建著力提升質監形象08-15

永遠的情思02-25

發掘古詩藝術空白培養學生想象能力08-17

×縣深化深化企業改革情況的匯報08-12

窗前情思08-12

月夜情思作文05-05

端午情思作文02-20

家鄉的情思作文12-25

不變的情思作文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