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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中國人的“和諧”故事
在日常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大家對和諧都再熟悉不過了吧，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6個中國人的“和諧”故事，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呂邦列 “農民精英”的困惑
“我給你們報社想了個廣告創意，按這個想法我們都能‘雙贏’”。剛見面，“村官”呂邦列就對記者說。
此時已是晚上7點，寒風中的呂邦列穿著一雙單布鞋。剛從湖北趕到北京的他住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訪村”，不到三米的通鋪上擠了5個人，房價是一晚上5塊錢。
呂邦列所說的“廣告創意”是找個公司出錢在報紙上合作刊登“懸賞廣告”，以自己的“破解‘三農’難題”方案作為“靶子”，“誰能推翻我的理論，就給他50萬。”呂邦列自信沒人能夠“辯倒”他。
作為目前中國以“非正式候選人”身份當選縣(市)一級人大代表中惟一的農民，呂邦列在2004年又高票當選湖北省寶月寺村村委會主任，但隨后他想推行的“基層民主”卻在現實中連連碰壁。這個被稱為“農村草根民主領跑者”的“農民精英”正陷入無計可施的境地。
根據普遍的說法，中國的8億農民大多面臨著農村基層自治組織民主方式不健全和收入增長幅度緩慢的難題。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于建嶸就認為，保障農民的基本權利和農民怎么發家致富是當前農村的兩大問題。因為收入增長過慢，從1998年起農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出現減少或停滯現象，“三農”問題也成為影響農村社會和諧的一個主要問題。
在呂邦列看來，自己的遭遇就是“不和諧”的典型例子。
從2001年開始，他用上訪的方式反映農民負擔過重問題，把推進基層民主當作自己的目標，但在村民的眼中卻成了一個“自己貼錢到處跑的怪人”；高票當選了村主任，但真到要兌現競選諾言清理帳務時卻成了“孤家寡人”：因為害怕被報復，沒有人愿意跟他一起干。
因為搞“草根民主”而影響了農業生產，窮困潦倒的呂邦列連吃飯都成了問題，據說他的老母親天天擔心米缸里的米還能吃多久。事實上呂邦列的遭遇并非特例，李昌平曾說他認識的浙江一位民選村主任當選后也陷入困境，上百萬家產幾乎折騰光。
呂邦列堅持認為《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本身就有“不和諧”的地方，突出的問題是它所規定的農村基層民主方式運做起來成本太高，要花很多錢，農村根本無力操作。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也指出，用選舉的方法解決村級矛盾，成本正變得越來越高。
呂邦列到處宣傳自己的“三農”理論，但當地的鎮委書記認為他“總考慮國家領導才考慮的事”，學者們對他的評價大多是“太理想化”。這個“農民精英”在失去了本村村民的支持后，在當地領導和理論學者那里似乎也沒找到同盟者。
在“兩會”召開當口來北京的呂邦列認為，農村“和諧”的關鍵就是要發展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民收入。“只有農村經濟發展了，農民認為我們行，他才跟我們走。”這樣他們才能帶領農民搞基層民主，提高農民素質，否則“一切都無法推行”。被選為村主任的他就是因為“民主”成功了，但還是沒有帶領村民走向富裕而到了現在不被信任，無人支持的狀態。
“先經濟，后政治，否則越選越亂。”當村主任期間，呂邦列曾遭到村民的4次毆打，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孫大午 和諧社會應該“官民共和”
與去年8月參加完中國民營企業家思想論壇會議后落寞地走下地鐵口的情景相比，接受記者采訪時的孫大午首先來了個大喘氣。
“你先讓我喘口氣，現在還差幾分鐘，那就不是我遲到，而是你提前了。”曾聽人說，孫大午之所以2003年會“出事”，一是因為他不會“說話”，二是不會“辦事”，現在看來他卻是“絕對守時”。
作為民營企業家的一員，孫大午的經歷就像非公企業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一樣，亦步亦趨如履薄冰。1998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紛紛開始從農村地區“戰略大撤退”，同時，各商業銀行對縣級機構貸款權限上收，縣級以下地區貸款的發放受到嚴格控制，在當時的市場環境下，率先遭受打擊的自然是民營企業。
由于無法從金融部門獲得貸款，靠1000只雞、50頭豬起家大午集團開始通過向周圍村民借貸的方式籌集資金，這種后來被稱為“民間先行者的融資實驗”卻幾乎給孫大午帶來滅頂之災。而孫大午在2003年的遭遇，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民營企業這個群體的無奈。
雖然孫大午一再聲稱自己的企業很小，不足以與河北的其它名企相比，但大午集團仍是集養殖業、種植業、加工業、工業、教育業為一體的大型科技民營企業。而早在10年前，大午集團就在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位列第344位，集團資產總規模達到上億元。
“我所理解的和諧社會，應是官民共和，窮富共和的社會。在實現官民共和的前提下，才有窮富共和。我認為，現在老百姓不是‘仇富’，而是‘仇惡’，仇恨市場弄權，官場要錢，權錢下的黑幕交易。所以，我一直主張財富應向有道德的人轉移。”
不知是否由于太執著于這個主張，據說孫大午逢年過節從不請客，即使給某些單位送禮，頂多是一箱雞蛋；在與學術界人士頻繁往來的同時，卻疏于與政界人物交流。這種“與眾不同”，使他這些年碰壁不少。
“比如說前天交通局就卡了我們的車，僅僅因為車上裝了點菜。這種‘壁’對于我們企業每時每刻都會‘碰’，太陽里面也會有黑子，只要人心不讓陰影遮住就行了。”孫大午口氣很是達觀。
但提起大午集團內部實施的“君主立憲制”，孫大午卻稱這是他在2004年最感欣慰的事情。
所謂“君主立憲制”就是將企業的所有權、決策權、監督權三權并行，三權分立。孫大午和家人組成監事會對董事會、理事會進行監督，但無權決策；他本人擁有企業產權，后代將會繼承；而由大午集團下屬5個分公司各推舉出來2名代表組成的董事會擁有決策權，但無權干涉經營；另由分公司一把手組成的理事會執行董事會決策，行使經營權。
“我這里不存在股份股東，所有者不再是決策者，決策者也不能干涉經營者。目前已實施三個月了，企業發展挺好的。”孫大午顯然很滿意自己的“發明”。
今年“兩會”召開前夕，《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浮出水面。輿論普遍認為，這個被稱為“36條”的文件是政府在從多個方面給民營企業“松綁”。
“我不可能左右外在，但我可以在許可的范圍內實踐執政為民的理念。賺錢不是為了個人富有，而是為了大家都過上幸福生活。大午集團呈現的是一片祥和，盡管有上下屬的職位差別，偶爾也有個別不和諧的聲音，但這里人格平等，整體趨勢是和諧的。”孫大午說。
翟淑芬 “農轉工”后的無奈
翟淑芬每天都會看看新聞，她想從報紙或電視上找到北京市有關部門針對“農轉工”這一群體的新政策。
上世紀80年代，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迅速興起了城市建設高潮。一些城市郊區的農業用地因此被征用。按照國家有關補償辦法，一批失地農民轉業成為產業工人，翟淑芬就是其中的一員。
現在她正忙著照顧生病的愛人，外面的便利店空落著，沒人看管。不過也快關門了，因為生意冷淡，加上女兒已經有了幾個月的身孕，快要生產了，到時候自己就顧不上這個店了。
前幾年，翟淑芬常會找到市勞動局，請求給像自己這樣的“農轉工人員”與其他工人同等的工資待遇。她說自己現在的待遇只是原正式員工的60%左右。市勞動局工作人員對此的說法是，工資待遇是依據有關政策規定執行的。
在女兒的勸說下，從去年8月份開始，翟淑芬不再找有關部門理論了。
翟淑芬的愛人老杜也是“農轉工”，在國企改革中“首當其沖”，6年前花4萬塊錢買斷工齡后賦閑在家。
在北京市政府的網站上，豐臺區勞動與社會保障局有關文件稱，今年3月份，1472名補繳社會保險的農轉工自謀職業人員的退休審批工作已完成，并進入基本信息錄入、核對階段，計劃3月中旬進行第一筆養老金的發放。
老杜要拿到自己的養老金還得等7年。這期間，他必須每年繳納一定數額的社會保險金。“去年繳了3600元。”翟淑芬說，等孫子出世了，祖孫三代得擠在自己這套房子里。家里的另一套房子出租了，每年可以收到1萬多塊錢的房租。
和她一樣，在京石高速路沿線的許多小區里，“農轉工”人員的經濟支柱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房租。另一位姓杜的“農轉工”人員稱，除了出租房屋外，自己現在跑“黑出租車”。
1987年，為了修建京石高速公路，北京市豐臺區六里橋、小井等村的土地被國家征用，這些村的村民也因此成為“農轉工”的一部分。當時，初中學歷的翟淑芬被安排在了市機械局下屬的一個鼓風機廠。
10年后，提前退休的翟淑芬每個月可以領到380元的退休金，“因為是農轉工，退休金也只有同工齡工人的60%左右。”
2005年1月10日公布的蓋洛普調查結果顯示，從1997年至今，中國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上升了近75%。但與此同時，富裕階層和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大。而北京市統計局對外公布的“北京市社會發展七大領域發展指數的評價分析報告”顯示，北京收入高低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已經由2000年的3.1：1擴大到2003年的4.7：1。
按照有關政策，翟淑芬每月有83塊錢的醫療保障金。“每年的醫藥費如果超過了1300元，就可以報銷一定的比例。”但她沒報銷過，因為“自己看病不敢花那么多的錢”。
女兒是大專畢業，目前沒有工作。翟淑芬說自己不擔心孩子，因為現在是“競爭的社會”，“只能靠他們自己。”她常教導女兒要學會“笑對生活”。
翟淑芬對熊德明很熟悉，她感嘆自己沒有面見總理的機會。在接受采訪時，她擔心報道會給自己帶來一些壓力，要求不能署真名，否則可能會像熊德明那樣身不由己。
今年兩會上，和諧社會的提法讓翟淑芬對未來充滿希冀。這意味著改革初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開始傾向于建設普遍富裕的社會，翟淑芬期待著她的生活也能變得更好一點。 (文中翟淑芬為化名)
向往和諧-李北方
自從人類進入文明以來，就有一個問題讓所有思想者皓首窮經：什么樣的生活值得去過？什么樣的社會值得去追求？
無數的人給出了無數的答案，縱觀這些人類宏偉的理想，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在理想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應該和睦相處，無論在社會分工還是對資源的占有上有多大的差異，每個人都應該享有作為人的尊嚴。
偉大的理想可以指引社會走向完美，并對出現的偏差予以矯正。這樣的目標不是個人能夠達到的，它必須且只能由國家來完成。中國政府將營造和諧社會作為未來努力的方向，這是值得贊許的。
與法治社會不同，和諧社會難以用定量的標準來衡量，它更多是建立在傳統、文化、道德的基礎上，與在以法治國的基礎上提出以德治國一樣，和諧社會也是一個帶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藍圖。
理想天然帶有改造現實的沖動，理想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現實世界不夠完美。當中國宣稱要創建和諧社會的同時，沒有人可以否認當下的中國存在著太多不和諧的因素。在中國的東部和西部、城市與鄉村、發展與生態之間橫亙著一堵短時間難以跨越的“柏林墻”，這是中國在前進道路上摸索過程中積累起來的代價：
從1949年建國至改革開放前，醉心于“站起來”夢想的中國人在毛澤東的號召下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利用價格剪刀差，犧牲農業發展重工業。那個年代人們可能常常感到生活的不富足，但極少感到尊嚴受到挑戰；
改革開放后，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強大了中國，也產生了了貧富差距的現實。貧富分化是老百姓不愿意看到的，但是飛速的發展掩蓋了一切瑕疵。不可否認今天的窮人要比30年前的窮人生活富足，可是當最窮的中國人都不需要再為溫飽掙扎的時候，財富分布的高度不均衡就將凸顯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
中國在近20幾年來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大力吸引外來投資，將發達國家希望轉移的制造企業請進門來，代價則是環境的破壞和對未來發展能力的透支；
從封閉走向開放，必然會遇到“改革的盲區”，在法律體系和新的社會倫理跟不上的情況下，公共權力不可避免地被濫用。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地方政府以經濟增長為綱，貪圖眼前利益犧牲長遠利益，農民的土地被剝奪。有統計稱，中國有4000萬左右的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近億農民涌入城市尋求機會，他們在城市里從事最臟最累的勞動，卻不得不面對被鄙夷的現實，在經濟地位低下的同時被迫放棄尊嚴。
從犧牲均衡搞建設到改革開放后進一步犧牲均衡求發展，中國社會已經有走向失衡的跡象。在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就到了一個反思過去的時候了，這是邁出更大前進步伐的前提。問題的關鍵是，中國政府不但認識到了這個問題，而且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
問題的破解之道并不復雜，那就是調整財富分配格局，阻止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讓全體勞動者“利益均沾”，共同享受發展的福祉；國家應該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讓盡可能多的人享受到基本的教育、健康等權利；對那些長期以來在國家的戰略部署下做出犧牲的群體，應該予以相應的補償。在今年的“兩會”上，中央政府決定施行“全面免征農業稅”、“工業反哺農業”等措施，朝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
這還不夠。利益分配格局的調整僅僅是邁向和諧社會的前提，和諧包含著更廣泛的涵義，從大處著眼是全社會的穩定健康，從小處看還應該包含階層之間、種群之間、鄰里之間、家庭內部的融洽，政治之外的文化內涵是和諧社會區別于福利社會的最大不同之處。
真正的和諧要建立在每個國民都享有同等的尊嚴的基礎上，只要某個群體還享有特權，還能帶給其他群體挫敗感，那么這個社會就不可能是真正和諧和穩定的。確保每個人的獲得他應得的利益只是他拾起尊嚴的基礎，真正的考驗是徹底打破存在于中國人之間那道人為設置的界限，使出身不再成為享受國民權利的障礙。
和諧的社會之所以值得向往，只因“治世”不是歷史的終結，還有“善世”在彼岸。
6個中國人的“和諧”故事
1. 張先生和他的鄰居們：
張先生住在一個老式的四合院里，他的鄰居們都是一些老年人。他們互相幫助，互相關心，就像一家人一樣。有一天，張先生的母親生病了，他的鄰居們紛紛伸出援手，有的幫忙做飯，有的幫忙照顧老人，還有的幫忙聯系醫生。他們的行為體現了中國人“鄰里一家親”的和諧理念。
2. 李女士和她的同事們：
李女士在一家公司工作，她的同事們來自不同的省份和文化背景。但他們都能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共同完成工作任務。有一次，公司接到了一個緊急的項目，需要全體員工加班。雖然大家都很累，但他們都沒有怨言，而是齊心協力地完成了任務。他們的行為體現了中國人“和而不同”的和諧理念。
3. 王先生和他的家人：
王先生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他的妻子、兒子和女兒都非常孝順。他們互相尊重，互相關心，共同度過生活中的困難。有一次，王先生的妻子生病了，他的兒子和女兒都放棄了休假，回家照顧母親。他們的行為體現了中國人“家庭和睦”的和諧理念。
4. 陳女士和她的學生們：
陳女士是一名教師，她教的學生來自不同的家庭和社會階層。但她都能平等對待每一個學生，鼓勵他們發揮自己的特長。有一次，一個貧困的學生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而無法參加學校的活動。陳女士知道后，主動資助了這個學生，讓他有機會展現自己的才華。她的行為體現了中國人“教育公平”的和諧理念。
5. 劉先生和他的朋友們：
劉先生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經常一起參加各種公益活動，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有一次，他們一起去山區支教，給那里的孩子們帶去了知識和希望。他們的行為體現了中國人“公益互助”的和諧理念。
6. 楊女士和她的鄰居們：
楊女士住在一個小區里，她的鄰居們都非常友好。他們經常一起參加社區的活動，共同維護小區的和諧環境。有一次，小區的綠化帶被破壞，他們一起行動起來，重新種植了花草樹木。他們的行為體現了中國人“社區和諧”的和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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