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確“地方文獻”的概念

明確“地方文獻”的概念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后，地方文獻工作已普遍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和關注。特別是最近幾年的編史修志，大量的地方文獻資源被開發和利用，使地方文獻工作發展十分迅速。地方文獻除了具有永久性的史料保存價值外，且對當前的改革開放、四個現代化和兩個文明建設有極重要的作用。但從全國范圍來說，地方文獻工作的發展很不平衡，還沒有進入科學的軌道。這除了社會條件外，地方文獻本身的復雜性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例如，關于地方文獻的概念，還沒有統一的明確認識，致使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發生了不少混亂，直接影響了學科的研究和發展。

地方文獻是文獻的一種。“文獻”一詞國家標準早有明確的規定：“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那么地方文獻是不是可以這樣說：“記錄有地方知識的一切載體”。這里的關鍵是對“地方知識”怎么理解。所謂“地方知識”，內容是很廣泛的，它包括一個地方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風俗、特產、人物、名勝古跡等等，這里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有人說地方文獻有三個部分組成：即地方史、志，地方籍人士著作，地方出版物。地方史、志毫無疑義是地方文獻，這是大家一致公認的。至于地方籍人士著作、地方出版物是否是地方文獻呢？很有爭論。

地方籍人士的著作有文藝作品，也有學術報告；既有處女作，也有成名作；既有不朽名著，也有稚嫩的習作。可以說、任何地方的地方籍人士著作中，大部分同地方知識毫無關系，若有些關系，也只是客觀的反映，或作為背景來描寫、直接記錄地方知識的是其中的極少部分。如果把地方籍人士的著作全部當作地方文獻來收集，那么地方文獻中不是有很大部分同地方知識無關了嗎？此其一。二，甲地人士編纂乙地的地方志、地方史，這地方志、地方史理所當然是乙地的地方文獻。如果說，凡地方籍人士著作是地方文獻的話，那么這乙地的地方志、地方史不也成了甲地的地方文獻了嗎？例如，我國現代文學家巴人，是奉化籍人士。解放后，他寫了一部《印度尼西亞古代史》這部書同奉化地方有什么關系呢？難道僅僅因為巴人是名人，是奉化人，把《印度尼西亞古代史》就當他奉化的地方文獻嗎？這樣的地方文獻對地方有什么作用呢？還有，所謂地方籍人士著作，是捐“出生或祖居地方的人，在地方上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或在某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所寫的文章和書。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地方籍”難定。國家標準尚未出臺，各有各的看法。有的主張以人物出生之地為是；有的意見則應以世居為準。碰到身世復雜的人物怎么辦？要考究，除非翻家譜，沒有家譜的依據什么呢？二是“人士”難評。“一定的社會地位或在某方面有代表性”是沒有具體的客觀的硬標準，全憑人們的感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社會時期又有不同的社會色彩，其寬嚴有很大的伸縮性。這樣的話，就會給地方文獻的收集帶來某些困難。如果是地方上名人，他的著作依靠“地方籍人士”而被當作地方文獻，他的名著固然無疑是要收藏的，至于他敗筆怎么處理呢？也算地方文獻嗎？名人也少不了拙作，正象名牌也有次品呀！現在認為是凡人凡品，也許若干年后，成為名人名著也說不定，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并不罕見。所以，我們說把地方籍人士著作籠統地一律稱作地方文獻是很不科學的，劃定地方文獻的依據不是著者，而是著作本身所寫的內容。即使作者不是該地的地方籍人士，不是名人，只要他的著作，不管是名作還是凡品，記錄了地方知識就是地方文獻。有人不同意這種觀點，曾舉了陳建功的例子。說他的《三角函數》國際聞名，雖然同紹興地方一點關系也沒有，如果把他的著作排除在地方文獻之外，人家來查了，怎么辦？我們認為很好辦，來查的人總有一定的目的，若要查陳建功這個人到底寫了一些什么書，可在地方文獻館（室）找陳建功的人物傳記，傳記中不會沒有陳建功的著作目錄。是查他的《三角函數》，那就到圖書閱覽室去。要查陳建功的所存著作，應該去找地方籍人士著作陳列室。地方籍人士的著作，特別是名人名著，是地方的寶貴財富，是地方的光榮和驕傲。有條件的地方公共圖書館，責無旁貸收集地方上各種有名著作，專門陳列。這也是一種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表現。既保護了名人名著，也方便了讀者，方便了管理，是對地方的一大貢獻。

關于地方出版物，其道理和地方籍人士著作一樣。既不能全部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有人認為地方出版物本身就是出版史料，反映了地方出版、印刷水平，怎么不能算是地方文獻呢？不錯，出版一本書、一張報紙、一本刊物，是反映了一個地方的科學文化事業發展面貌和水平，但如果把反映地方科學文化事業發展面貌和水平的都算是地方文獻，那么地方文獻就不是豐富而是濫了。

有些地方的地下出版物，或叫非法出版物，其中有黃色書刊。這些黃色書刊的出版，多少也反映出版地的文化面貌，但同地方知識毫無半點關系，能算地方文獻嗎？

一個地方劇院，每年上演不少劇目。有本地劇團，也有外地演出單位，有創作新戲，也有傳統劇目。這些演出的劇目，都能算地方文獻嗎？像曹禺的名著《雷雨》，既不是演出地演員，又非演出地創作，《雷雨》同地方知識一點關系也沒有。但《雷雨》的演出，很受觀眾歡迎，客觀上也反映演出地的群眾文化藝術生活情況。若把《雷雨》作為演出地的地方文獻，這不是鬧笑話了嗎？

現在各地有許多文藝刊物出版，有公開的，也有內部的。這些地方文藝刊物大多發表本地作者的作品，但也不乏外地作者“借地種菜”。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如報告文學、人物傳記、詩歌、散文、游記、民間故事、神話傳說等，真實地（雖然也經過藝術加工）記錄地方知識，是應該算地方文獻，但其中的小說，“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魯迅：《我怎樣做起小說來》）能算地方文獻嗎？至于作品中一些出色的風土人情、名勝古跡的描寫，可以作為有關研究的史料，但決不是地方文獻。

當然地方出版物和地方籍人士著作一樣，也是地方的寶貴財富，要專門收集，專室陳列，專門服務，但不要歸到地方文獻中去。這好似橋歸橋，路歸路。雖然橋上也有路，但總還是稱為橋更準確，更習慣，也更科學。

參考文獻

吳雪珍等.圖書館學辭典.北京：海天出版社，1989

浙江省文化廳圖書館處.圖書館工作文件選編.。杭州,1990

〔出處〕 圖書館雜志 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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