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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安全利益的一種解讀

時間：2023-02-20 22:48:23 石油能源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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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安全利益的一種解讀

新安全觀·利害共同體·戰略通道--關于中國安全利益的一種解讀

[摘要] 中國能否順利實現崛起，端視其國家安全能否得到維護，國家戰略利益能否得以拓展。中國國際戰略的基本布局，應以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為核心，在新安全觀的理念指導下，創立和發展國際利害共同體，進一步促進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建設性的、可預期的積極建設者，同時下決心維護陸地和海洋利益，確保戰略通道的暢通并積極擴展戰略通道。

[關鍵詞] 國家安全；新安全觀；厲害共同體；戰略通道

在一定意義上講，中國能否順利實現崛起，端視其國家安全能否得到維護，國家戰略利益能否得以拓展。中國國際戰略的基本布局，應以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為核心，在新安全觀的理念指導下，創立和發展國際利害共同體，進一步促進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建設性的、可預期的積極建設者，同時下決心維護陸地和海洋利益，確保戰略通道的暢通并積極擴展戰略通道。

國家安全觀念的變革

第二次世界大戰迄今，世界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世界格局的急遽變化中，安全是任何國家戰略目標的首要乃至最高的訴求。無政府狀態成為認識國際政治的基本起點，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每一個國家必須面對的現實，[1]“強者能其所事，弱者受其所難”仍然是國家在安全問題上的切實感受。自助、結盟、集體安全等成為國家維護自身安全的可求途徑。[2]但是，與以往不同是，二戰結束以來，全球化進程明顯加快，國際關系的內涵大大豐富，國際關系日益多極化、制度化和有序化；非國家行為體（如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的作用增強，并逐步得到應有的重視；國際關系中的復合相互依賴日益加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表現在安全問題上，大規模的國際沖突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非此即彼”的零合（Zero-Sum）博弈模式在減少；出現國際緩和與一定程度的國際合作，雙贏博弈越來越普遍。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合作越來越成為國際關系的主流，國家安全與整個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出現了合作安全、全球安全等新的認識模式。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安全問題的跨國性和綜合性日益突出，安全的范疇不再局限于傳統的軍事、政治、經濟安全，日益涉及社會、環境、文化等非傳統安全領域。[3]全球化不僅導致國家的經濟安全利益越來越重要，而且使得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等成為安全利益的新內容。[4]鑒于此，合作安全成為維護國際安全的有效途徑，各國需要通過加強各領域合作擴大共同利益，提高應對威脅和挑戰的能力與效率。和平只能建立在相互的、共贏的安全利益之上，共同安全是維護國際安全的最終目標。過去，中國最擔心的是自身安全受到威脅；現在，周邊國家以及世界主要大國對中國崛起是否會帶來威脅充滿疑慮。正是這種內外互動，促使中國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型安全觀，通過上海合作組織付諸實踐，并將延伸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建之中。新安全觀是一種“立體安全觀”，它不僅強調國家安全的外部性變革（如擴大到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等非軍事領域），也擴大到政治昌明、社會安定等國內安全，體現了將國際戰略與國內戰略綜合考慮的高度。新安全觀體現的防御性現實主義思想，代表著中國在安全問題與國際認同的深化、合作型戰略文化的內化，[5]成為構建中國新世紀國際戰略的基石。

隨著中國的崛起，其國家戰略利益在拓展，國家安全在深度和廣度上也在逐漸擴展，如加強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生態安全的維護，強調人類安全的重要意義等。鑒于此，中國國際戰略應強調有所作為，積極融入國際社會，拓展國家戰略利益。在實踐上，中國應主要采取以建立信任措施為主要內容的新型安全模式，強調加強區域安全機制建設的積極性；在軍事戰略層面，秉持積極防御戰略思想，要求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在軍隊建設上，要由數量密集型、人力密集型向質量效能型、科技密集型轉變。中國國家安全最基本的內容就是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這是國家利益中最為核心的組成部分，也是能否確保國家安全的基本標尺。當然，隨著安全綜合性的進一步深入，通過國際合作，通過國際戰略的實施維護國家安全將成為越來越重要的途徑。

實際上，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安全概念可謂無所不包，而國家維護國家安全的手段也變得多樣了，當然其難度無疑也在增加。在一定意義上講，中國能否順利實現崛起，端視其國家安全能否得到維護，國家戰略利益能否得以拓展。

建立、發展利害共同體

迄今為止，中國崛起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而中國采取的積極進取、承擔大國責任的戰略作為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但是，中國崛起必然沖擊國際社會固有的權力格局和利益格局，必將引起國際社會尤其是既得利益較多之大國的不安、不快與應對措施，而它們的某些應對措施可能構成中國崛起的障礙。鑒于此，我們強調，在國際關系中建立和發展多形式、多方位、多層次的利害共同體應視為促進中國順利崛起的重要途徑。

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和推動下，國際分工的深度、廣度不斷加強，世界貿易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和生產一體化速度加快，總體上把各國聯成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它不但促進了世界市場的整體發育，而且使得世界各國對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的依賴性大為增加，世界越來越進入一個復合相互依賴的時代。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國際政治關系乃至整個國際關系都將隨著世界生產力和國際經濟關系的整體性而發展。在層出不窮的全球性問題上，各國利益密切相關，人口爆炸、國際恐怖主義、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環境惡化、跨國毒品交易等問題，成為國際社會而非單個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可怕困境，也需要各國努力解決。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脅呼喚各國之間的合作。就中國而言，中國與世界的聯系不斷加強，極大地擴展了中國的經濟空間，但同時也增加了受外部沖擊的脆弱性，金融危機、信息沖擊等成為戰略性威脅。正如《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所闡明的，“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全球化進程日益深化的背

景下，面對現代恐怖主義、毒品威脅及其他跨國犯罪的挑戰，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因此，世界各國應在本地區和全世界范圍內就解決上述全球性問題開展最廣泛的合作，并做出實際貢獻。”[6]

這種整體意識導致建立國際利害共同體的實踐。實際上，國際利害共同體就是將全球化背景下各國“一榮共榮、一損俱損”的認識付諸實踐、予以規則化、制度化的過程。數世紀以來，許多國家都曾致力于建立利益共同體，傳統的結盟、新興的自由貿易區和區域一體化都是建立利益共同體的體現。這些方式有的體現了傳統的思路，有的代表著新興的趨勢。國家利益往往在國際關系中表現為國家間的利害關系，國際關系史就往往表現為各自利益交往、爭斗、沖突的歷史。由于環境保護、AIDs、有組織跨國犯罪、恐怖主義等全球性災害--它們已不再是單個國家所能解決的問題--日益突顯，建立相應的應對機制亦提上了各國的議事日程。建立利害共同體的國際條件基本成熟。而中國新安全觀的提出和全面參與國際戰略的實施，為中國參與和主導建立利害共同體提供了國內基礎和實踐經驗。

建立利害共同體應著眼于全球和區域兩個層面。在國際層面建立促進全球合作、應對國際危機（包括反恐、生態保護等）的利害共同體，應注意有效利用現有的全球性國際制度，同時加強中國的議程創設能力。在區域層面建立利害共同體，應進一步體現有所作為的積極姿態，在經濟、安全、軍事、生態等方面與鄰近國家展開積極合作，加強地緣政治經濟的塑造能力，著眼于構建區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在經濟上，促動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強調“10＋3機制”可以發展成為東亞區域合作的主渠道，逐步形成一種緊密型的環中國經濟帶，[7]建立起區域經濟、貿易、投資、安全的合作框架；在安全上，擴展上海合作組織的戰略范疇和目標，加強與東盟等國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軍事上，積極拓寬與主要大國的合作，積極參與反恐、防止武器擴散、聯合軍事演習等。概言之，中國應在自己利益攸關的地區--即首先在東亞這一戰略疆域（Strategic Territory）--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區秩序，強調分享、共榮、雙贏，避免零和，在建設性的互動過程中消除長期積累起來的隔閡和積怨，探索并逐步確立國家間關系和國際關系的新準則。

建立并確保戰略通道的暢通無阻

建立蛛網式戰略通道、確保戰略通道的暢通無阻是維護國家安全以及拓展國家利益的重要途徑。保障戰略通道暢通是我國在新世紀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世界各國對戰略通道更為關注。經濟全球化、網絡化的發展必然引起物資流量的巨大增加，而物資流量必須依靠戰略通道。一些國家在戰略通道上的讓步，以確保國家領土安全和戰略通道暢通為前提。例如，美國提前交還巴拿馬運河的主權，就是在確保美國的運河利益不受任何損害的前提下進行的。[8]對中國來說，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與國際市場的關系日趨密切，中國國內資源生產遠遠不能滿足要求，各類戰略資源尤其是石油等能源的進口逐年增加。2003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其他戰略性生產資源的進口也在迅猛增加。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能源資源需求的迅速增長，中國的能源消費在未來的幾十年將會急劇上升。可以肯定地說，未來威脅中國經濟安全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資源短缺，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對外部石油依賴的增強，在這方面，變化往往是不可測的，同時也是不可控的，如油價的大幅度變動可以對經濟和社會造成巨大影響，因此我們必須把穩定外部石油供給來源和保障供給線暢通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中國的石油儲存都是生產性庫存，沒有戰略儲備型庫存，實際原油儲備僅夠消費7天左右。生產性庫存根本無法滿足中國經濟發展的需求，戰略通道的重要性因此愈加突出。極言之，中國經濟能否順利發展，中國的戰略利益能否拓展，端視戰略通道是否暢通無阻。

從原油進口來源看，中東地區是中國石油進口的主要來源地。1995年中東地區比重為45.4%，2000年上升為53.6%

；非洲地區由10.8%上升為24.1%。近幾年來，中國從中東地區石油進口均占進口總量的50％以上，中國對非洲石油的依賴也在穩步提升。這些石油資源的進口都是通過海上運輸，其中4/5左右是通過馬六甲海峽運輸，每天通過馬六甲海峽的船只近60％是中國船只。然而，我國對這一海上能源運輸線路的軍事自衛能力相當有限的[9]，中國的能源生命線越來越依賴守衛世界運輸線的美國艦隊。如此，中國戰略通道的脆弱性可謂潛伏的經濟安全危機。美、日、印等國在馬六甲一帶屯兵布陣的一系列行動，已經引起中國政府的高度關注。鑒于此，保障戰略通道暢通是我國在新世紀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中國必須從新的戰略全局高度，制定新的石油能源發展戰略，采取積極措施確保國家能源安全。臺灣海峽、中國南海、馬六甲海峽、印度洋、阿拉伯海仍然是中國的海上生命線。中國應加強保障海上資源運輸安全的海軍力量；積極發展大型遠洋運輸船隊；加大對中東、非洲等世界重要產油區的戰略投資，通過加強與產油國之間的關系穩定能源資源來源；保持與東南亞國家的良好關系以保證海路資源運輸的安全，加強海上戰略通道的保障能力。

與此同時，我們應下大功夫加緊蛛網式戰略通道的建設，有效降低中國在海上石油運輸被中斷所導致的脆弱性，減少對西太平洋戰略通道的依賴。在這個問題上，中外分析家都強調了輸油管道的潛在戰略利益。[10]首先，加強中國南海石油的開發，并著手建設通往緬甸的石油運輸管道。南中國海有石油資源235億噸、天然氣資源10億立方米，是重要的戰略資源基地，中國應加強與東南亞相關國家在南中國海石油開發上的合作。其次，加強東北亞能源合作，建設東西伯利亞-中國－韓國－日本的天然氣管道，以及西西伯利亞－中亞－中國－日本的石油管道建設；再次，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組織，加強和中亞國家以及俄羅斯的能源合作。中國對中亞和俄羅斯能源資源的投資，能夠為中國提供避開美國海軍控制的航道的石油供應線，降低中國由于中東石油供應阻礙甚至中斷所造成的脆弱，而且中國的陸上軍事優勢將發揮積極作用。[11]

中亞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石油和天然氣蘊藏量居世界第三位，建立與之相連結的戰略通道具有重大意義。建設從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到中國的輸油管道，可以確保中國能源供應來源多元化，從而保障中國的能源安全。中國應積極參與遠東能源開發，使得遠東到中國東北的石油天然氣管道（不僅局限于安大線）成為連結俄羅斯與東北亞的戰略紐帶。與此同時，中國應促使能源合作納入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更加積極地促進中亞合作，與哈薩克斯坦等推進中亞戰略通道的建立。2000年，中國開始實施修建從中國西部到東部沿海、全長4000多公里的“西氣東輸”管道計劃。可以說，中國西部大開發和“西氣東輸工程”啟動為這一戰略通道的建設提供了基礎條件。這條管道將中亞國家、乃至東北亞油氣資源稀缺國家的利益與中國聯為一起，它將是連結中亞、遠東與東北亞的石油大陸橋，可以提高在世界市場和石油貿易中石油供應的穩定性，有效確保中國戰略通道的安全，并突出中國在保障戰略通道的主導地位。

戰略通道事關中國的經濟安全和國家核心利益，中國應不遺余力地建設蛛網式戰略通道，并大幅度提高確保戰略通道暢通的能力。戰略通道建設將是一項投資大、風險大、見效慢的事業，應發揮中央政府在戰略通道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完善以國家銀行為主體的政府投資和融資體系，在投資規模和信貸規模上應重點向戰略運輸通道建設傾斜，集中必要的財力、物力保障重點建設項目。

參考文獻：

[1] 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Spring 1982; Robert Powell,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etc.

[2] 門洪華：《和平的緯度：聯合

國集體安全機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頁。

[3] 傳統安全主要是指領土完整，即主權不受侵犯，危及主權安全的主要是外來的軍事威脅。非傳統安全則主要指保證資源供給和維護生存環境，也可以說維護發展和生存權，危及非傳統安全的主要是非軍事威脅。參見：張蘊嶺：“綜合安全觀及對我國安全的思考”，載《當代亞太》2000年第1期，第4-16頁。

[4] 丁志剛：“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利益的認證與維護”，載《世界經濟與政治》1998年第8期，第68-71頁。

[5] 唐世平：“國際政治理論的時代性”，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第140-150頁；秦亞青：“國家身份、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于中國與國際社

會關系的三個假設”，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5頁。

[6]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載《人民日報》2003年5月30日第6版。

[7] 張蘊嶺：“如何認識中國在亞太地區面臨的國際環境”，載《當代亞太》2003年第6期，第3-14頁。

[8] 王志軍：“‘后領土時代’與地緣戰略的嬗變”，載《現代國際關系》2000

年第5期，第32-35頁。

[9] 張文木：“中國能源安全與政策選擇”，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5期，第11-16頁。

[10] 張文木：“美國的石油地緣戰略與中國西藏、新疆地區安全”，載《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