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詞中運用“形象思維”的啟迪

古詩詞中運用“形象思維”的啟迪

　　古詩詞中運用“形象思維”的啟迪
　　
　　譚朝容
　　
　　六朝時南京有位著名的道士陶弘景，隱居在句容茅山。梁武帝多次請他出山，他不肯。梁武帝問：山中有什么值得這樣留戀呢？這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也不便直截了當地回答。于是，陶弘景寫了一首詩：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作者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借山嶺上自由自在的白云來表現自己對無拘無束生活的向往與迷戀，十分巧妙地回答了梁武帝提出的問題。既有所托之“物”，又有所寓之“志”，巧妙而協和。這得力于形象思維在古詩詞中運用的妙處。
　　
　　古詩詞中的形象思維源于比興，是封建專制高壓統治下的產物，是一種用隱晦方式抒情寄意的手法，也叫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這類詩又稱“詠物詩”）。這種寫法的關鍵在于“物”與“志”、“情”與“景”有機結合。舍此，則可能會走向歧途。唐代詩人李商隱所寫《錦瑟》一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曾被人認為不好一此詩只有形象而沒有寄意，或者說其所寄之意至今還讓人捉摸不透，成為歷史之謎。詩作只注重外在形象，忽視了感情的內化，有時甚至有意隱去某些敏感問題，讓人摸不著頭腦，落入形式主義的窠臼。要想寫出成功之作，必須將“物”與“志”、“情”與“景”有機結合起來。
　　
　　其實，“形象”二字就是“物”與“意”的結合體。“形”是物質的、具體的；“象”是物作用于人的意識的反映，是印象，它包括視、聽、味、觸等感覺在內。所以“形象”一詞，既是客觀的反映，也有主觀的因素。“紅杏枝頭春意鬧”一句中，“紅杏枝頭”是形，但僅此還構不成“春”的形象，須有“鬧”字才有意味。再以柳宗元《江雪》一詩為例：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這四句是運用“形象思維”的絕妙好詩。說它好，不單是形象美，而且通過形象構成了令人別有所會的意味。柳宗元當年被貶離京，無人相送，可謂“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在下著大“雪”的嚴酷環境里，只有駕著一葉“孤舟”的“蓑笠翁”在寒江“獨釣”。釣什么？釣的是“雪”，是“志”。這首詩之所以感人，就在于它形象之后暗藏的那股抑郁難平之氣。讀這樣的詩，可以激勵身處困境之中的人，這便是詩的力量。運用形象思維有兩種情況：其一，由內而發，客觀與主觀暗合，這是高手所為；其二，由外而做，美而不足動人，后者并不足取。
　　
　　再看唐“八司馬”之一劉禹錫所寫的《游玄都觀》。這是他在被貶10年后回到朝中，游覽玄都觀時所寫：“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當權者認定“桃千樹”諷刺了新貴，于是又將他貶謫。14年后，劉禹錫又被召回京城，再次游玄都觀，寫下一首《再游玄都觀》：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這首詩托物敘事，將自己的遭遇借用外物依次道來，綿里藏針，不卑不亢。可見，詩的好壞，不在于是否運用了形象思維，而在于是不是有“志”寄寓在其中。空洞無物的“繡花枕頭”絕不是好詩，這一道理對于我們今天作文亦有借鑒。
　　
　　（作者單位：祁東縣洪橋鎮洪豐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