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感論》修訂本序一

《語感論》（修訂本）序一

《語感論》（修訂本）序一
 
［ 象山教育信息網  王尚文  6月26日  閱讀：  ］
    王尚文先生自80年代末期由中學調入浙師大任教語文教學法以來，圍繞語文教改這個主題，發表了數十篇富于批判性和建設性的論文，出版了三部專著，引起語文教育界的廣泛關注，成為語文教育學領域內一個引人注目的學術存在。正如周有光先生所指出的，王尚文的語文教育思想別開新面、獨樹一幟，已形成了自己的體系，不僅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而且有廣泛的實踐指導意義。我們如果將其放到當代語文教育思想發展史的大背景中來考察，它的價值和意義更是不容忽視。

    理論的創見往往根植于對歷史和未來的深刻洞見。王尚文先生早在1990年出版的（語文教改的第三浪潮）一書中對當代語文教學走過的艱難曲折的歷程作了一番獨特而深刻的思考和剖析，認為建國以來先后出現了以強調語文教育的政治性和工具性為基本特征的第一、第二次浪潮。作者一方面歷史地肯定了強調政治性和工具性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剖析了它們在理論上的根本失誤以及在實踐中的負面影響。在此基礎上，作者富有預見性地提出應當掀起以突出人文性為基本特征的第三浪潮，并全面、系統地論述了語文學科人文性的深廣內涵及其在語文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強調指出，語言決不僅僅只是工具、載體，它本身就是人的生命活動、精神活動，人學習、掌握母語的過程就是人成為人的過程，語言化、社會化、人化是三位一體的。如果把語文學科比成一個人，語文知識的傳授、語文技能的培養、語文素質的提高就是他的軀體，對人自身完善的關注與追求（包括人的尊嚴，價值、個性、理想、信念、品德、情操等方面）則是他的靈魂。靈魂必寓于軀體，無軀體則為飄忽無定難以捉摸的幽靈；軀體須有靈魂主宰，無靈魂，則為行尸走內無疑。語文教師必須自覺、充分、深刻地認識、領悟語言的人文性，看清看活在“言”的字里行間那個“人”，自然而然地將人文素質教育寓于語文素質教育之中。那種把語文僅僅看作工具、載體的觀點，主張以知識為綱要，以訓練為主體，只能使語文教學患上“喪魂失魄癥”而掙扎于題海之中，無助甚至有害于語文素質教育。在狹隘“工具論”一統天下的當年，王先生表現出一位嚴肅學者唯真理是求的勇氣和膽略，令人敬佩不已。隨著歷史步伐的邁進，王先生的學術創見近年來已得到越來越多的語文學家與語文教育工作者的認同和肯定。王先生以自己富有成果的辛勤探索，印證了自己的預言，值此，他應該感到由衷的慶幸！

    但在《語文教改的第三浪潮》出版的當年，確是響應者寥寥。他感慨系之地說，我在理論上雖然感到孤獨，但語文教學直接關系到數以億計的青少年一代的成長、發展，我將堅持自己的觀點并不斷加以完善。1994年他出版了《語文教育學導論》一書，從語言與人的成長發展的關系這一角度深入探討語文教育的價值、任務、內容、機制、方法等。《中國教育報》發表評論，認為這是一部繼葉圣陶等前輩之后“少有的有分量的著作”，這決非過譽之辭。據我所知，語文教育學的專著自70年代以來出了不少，有的寫得比較平妥穩健，學術個性似有不足，基本觀點往往近似或相同。王先生的這一專著是他長期實踐經驗的總結，多年潛心研究的心得，一字字，一行行，都是他心血的結晶。周有光先生在為該書所寫序言中說：“這本《語文教育學導論）敢于標新立異，獨樹一幟；而且它的‘新’和‘異’又是基于對現代哲學。美學、語言學、心理學等研究成果的大膽吸取和對語言、言語、語感等的深入鉆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這是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本以語言不僅僅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動精神活動為基石。以語感和語感教學為主體的語文教育學著作。問世以來，得到了語文教育界的普遍關注和高度評價。

    王先生從本體論的高度認識、研究語文和語文教育，人文性是他的語文教育思想的精神內核，其主體是語感和語感教學。眾所周知，自“五四”迄今，人們普遍認為學生語文能力是由語文知識轉化而來，因而語文教學必須致力于語文基礎知識的傳授并通過訓練促成向能力的轉化——王先生稱之為“知識中心說”，這一觀念至今在語文教育界仍占主導地位。與之針鋒相對，王先生力主“語感中心說”，認為語感教學不只是一種教學內容或教學方法，而是全新的語文教學觀。1991年《教育研究》發表了他的長篇論文《語文教學的錯位現象》。該文認為，語文教學要培養學生讀、寫、聽、說的語文能力，而語文能力的核心是語感。長期以來，語文教學中存在著教學活動與教學目標的錯位、內容與形式的錯位、感受與理解的錯位等一系列錯位現象，都是由于我們對語感的性質、功能以及如何培養等缺乏認識的結果。這是“語感中心說”第一次公開亮相，可以看作是“語感中心說”登上語文教育歷史舞臺的一篇宣言。文章發表后，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為了夯實“語感中心說”的理論基礎，王先生又深入到語感這個當時尚屬空白的學術領域，革路藍縷，惟日孜孜，于1995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專著《語感論》，這是一項富有開拓性、獨創性的學術成果，它對語感的性質、特征、功能、機制、心理因素、語感與美感的關系以及語感的形成與創造諸問題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新見迭出，精彩紛呈。例如，關于語感的性質，喬姆斯基認為它是一種基于人的先天基礎而又來自后天經驗的“直覺的語言知識”。王先生則認為，由于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語感必然是社會的人對具有認識、情感內容的言語對象全方位的直覺感受與判斷因而決不只是一種語言知識，而是和人的觀念、人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的，是一種具有社會性的深刻而豐富的感覺。他第一次提出了“語感圖式”這個富有原創性的概念，創造性地論述了語感操作的機制；第一次發現了人們在閱讀過程中“淺表同化”、“疏陋同化”。“片面同化”、“孤立同化”、“錯失同化”等一系列以自我為中心的同化現象。并探討了如何克服的有效途徑和方法；第一次提出了衡量語感素質的廣度、深度、美度、敏度等四項標準，還第一次論述了培養語感的對象性、感受性、同步性、實踐性等四個原則，等等。王尚文先生明確指出語文教學的主要任務是培養語感，而不是傳授語文知識，并一再吁請大家尊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先有語言，然后才有語言學，人們不是根據語言學來創造語言、使用語言的。如果理解、生成語句都要從理性的語言知識出發，每聽、說一句話都要亦步亦趨地依據所用詞語的理性含義和范疇以及有關句法規則，別說中小學生，就是語言學家也絕無可能。實際上只有語感才是左右讀寫聽說等言語活動的質量和效率的杠桿，在所有言語活動中起關鍵作用而不可須臾或缺。語文教學必須致力于語感的培養，千方百計提高學生語感的素質，以期能夠自然而然地一讀就懂，一聽就清，一說就順，一寫就通，而且聽得真，懂得深，說得好，寫得美。由于語感并非如喬姆斯基學派所定義的只是直覺的語言知識，而是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是社會的人一種豐富、全面而又深刻的感覺，因而語言教育與思想情感教育兩者結合的有機性與相互滲透的深刻性最典型地體現于語感的培養之中。他富有說服力地論證了：語感是語言能力的“綱”，其他都是“目”；語感教學是語文教學的“綱”，其他都是“目”，綱舉目張，否則“綱”既不舉，“目”也難張。為了完成語文教學的這一主要任務，言語形式應當成為語文教學的基本內容，因為語感作為一種“感受性”萬人對客觀刺激物的主觀感受能力，其刺激物必然是言語內容賴以存在的物質的言語形式。言語形式直接訴諸人們的感覺、知覺，離開了具體的言語形式，語感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語文教學要提高學生的語感素質，使之不斷廣化、深化、美化、敏化，就必須通過規范的美的課文言語形式，不斷修正、豐富學生的語感圖式，鍥而不舍地去雕琢學生的語感。王先生認為，語文教學應當是學生的心靈與感覺和課文作者在言語形式中的遇合，也就是把課文言語對象化于學生的。心靈與感覺，從而創造出新的文化心理結構。我國語文教育源遠流長，在本世紀初葉經歷了由重義理向重語言的根本轉變，近30年來，又由重語言逐漸向重言語發展。這是極為可喜的演進。眾所周知，人文學科與科學不同，科學強調客觀事實，人文學科強調主觀感受，義理、語言乃至言語嚴格地說都還屬于客觀的范疇，王先生創造性地繼承了前輩語文教育家的有關研究成果，積極倡導語感教學，又邁出了由重言語向重語感這關鍵性的一步。因此可以說他的富有創見性的系列成果與系統理論實際上即是我國當代語文教學第三次浪潮崛起的標志，同時也為他作為新一代語文教育家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為了把他的教育思想轉化為教學實踐，近年來他積極從事教材建設。鑒于對聯是我們漢語特有的一種文學形式，具有巨大的語文教育價值，而原有的《聲律啟蒙》《笠翁對韻》等書都按古漢語韻部排列（“東”“冬”分部，“家”“斜”同韻）。內容又有不少封建性糟粕，于是編撰了《對韻新編》（已于1998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這是創造性繼承我國語文教育傳統精華的有益嘗試。1996年冬以來，他開始主編浙江師大版《初中語文課本》。在人手少、資金缺的艱難條件下，他以自己對語文教育事業的奉獻精神和深刻獨到的學術見解團結編寫組全體同仁，頑強拼搏，奮力攀登，終于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并得到了學術界許多知名人士的贊賞。周有光先生稱贊教材“考慮周詳、設計新穎，的確是“青出于藍的成品”；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錢理群先生稱贊教材的“總體設計與構思有創意”，“選目部分更顯示出了精心”；華東師大中文系主任、教授巢宗棋先生認為教材“選材品味較高，寓思想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養于語言文學的教育之中”；浙江大學教育系主任、教授、博導田正平先生認為教材“既吸收、繼承和發揚了我國傳統語文教育的優點、長處，也體現了時代特色”；上海教育出版社資深編輯韓煥昌先生說“我當了幾十年的編輯，從南到北，見過的教材不少，浙師大編的這套教材是最好的”。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教授、博導曹志耘先生預言這套教材“在中國的語文教育史上將占有重要地位”；北京師大中文系教授、博導王富仁先生在給他的信中說“您對中學語文教育改革所作的探索，十分可貴……您的開創性工作令我感動”。教材目前已在浙江省溫嶺市部分中學和河南省新鄉宰園外國語中學投入試教，受到師生們的熱烈歡迎。

    正當他抱著坐死以之的決心編寫這套語文教材的進程中，上海教育出版社決定重版他的《語感論》。出于對語文教育事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幾乎擠干了所有的休息時問，對原版進行了全面的認真修訂，不但為語感下了新的定義，重新探討了語感的心理基礎以及語感與言語主體、言語環境的關系等，為了更直接地服務于語文教改，還新寫了“語感與語文教學”一章，其中關于“語感中心說”的哲學基礎、心理學基礎、教育學基礎的論述尤為精彩。與原版相比，修訂本顯然是更為厚重、扎實了。值此修訂本即將出版之際，王先生命序干予。我和他同事十年，雖然教的不是同一學科，但我深知他是一位摯愛教育事業、具有高尚師德的老教師，是一位學識淵博、勇于探索和具有創新精神的老學者，他的人品和學問得到了廣大同仁和學子的敬重。《中國青年報·冰點》發表文章稱王先生“是中國語文教育改革的先行者”，誠非過譽之辭。業余他喜愛舊體詩詞，每有所作，我往往得以先睹為快。“滄海桑田明月在，青絲華發一燈紅”、“夢流夸父淚千滴，醉玩東坡月一痕”等句正是他精神世界的真實寫照。值得一提的是，發表于《中國教育報》上的那篇書評是他十年前在中學執教時的學生寫的，他說王先生“內在的人文精神對學生的影響尤著”，“每念先生，輒誦范仲淹名句：‘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我焉敢言序，但非常高興能夠借此機會簡述我對王先生語文教育思想的初步認識，并祝愿他健康長壽，為語文教育事業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