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質樸中見真功夫

于質樸中見真功夫

聽一次有味道的小學語文課，往往是一種極為愉快的美的享受，我對斯霞的教學，便有這樣的感覺。學生呢，看他們那么愛聽斯老師的課，便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許多人看過斯霞的教學片《我們愛老師》，大概也會有同感吧。

把聽斯霞的教學稱為美的享受，是不是斯霞在課堂上有許多優美的動作，或者是華麗的辭藻，或者運用了現代化的教具之類？這些都不是。她的特征恰恰是于質樸中見真功夫。

從哪些方面可以看出來呢？談幾點個人的看法。

1?她善于捕捉兒童的思想，不露痕跡地引入教學重點。

人們常常認為，斯霞的突出經驗是識字教學，她是分散識字教學的能手。這是事實。在這方面斯霞有過50來年的經驗，可算已臻成熟。但是，斯霞的教學經驗并不局限于此。她所嚴守的“字不離詞，詞不離句”的識字教學原則，事實已經證明，對小學生識字來說，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即便是集中識字教學，盡管課本上可以對這個原則不作明顯的反映，但在課堂教學實際中是不會也不可能背離這個原則的。斯霞曾經這樣說過：“講解每一個字都不能離開詞，否則教師便不可能講清，學生也無法理解；在一定的情況下，離開了句，詞義就無法理解，這就必須結合具體的句來理解詞義。”這是符合實際并有著普遍的指導意義的。

斯霞的教學研究并沒有停留于此，她在教學實踐中運用這一原則，善于捕捉兒童的思想，不露痕跡地把學生的注意力吸引到主動識字上來。這是極寶貴的經驗。試舉一例。

有一次她講“笑嘻嘻”這個詞，她對學生說：“你們看老師的臉上怎么樣？”他們都說：“老師臉上笑嘻嘻的。”由于老師的表揚，個個兒童都自然地露出笑嘻嘻的樣子。她又問，“除了笑嘻嘻，還有什么詞可以表示笑呢？”有的說，笑瞇瞇；有的說，笑哈哈；有的說，笑呵呵。她問：“笑哈哈和笑呵呵，有什么不同？孩子們很積極地回答：笑哈哈，張大嘴；笑呵呵，嘴張得不那么大。又問：那么和笑嘻嘻有什么不同呢？學生說：笑哈哈、笑呵呵都有聲音；笑嘻嘻沒有聲音。

這個淺顯的例子，我們也可以看出斯霞在識字教學中的教學思想。她著力于把抽象文字的了解和具體實物的認識結合起來，在結合的過程中把兒童的思維引向深入，采取聯系、比較的思維方法，用形狀，用聲音，用感覺器官的具體感受來聯系、比較，建立語言文字和具體事物的聯系，從而更準確地領會詞義。這樣做，不僅可以比較確切地懂得了某一個詞，而且經過聯系比較，理解了另一些詞。通過一個詞的理解，豐富了詞匯。由于是學生親自經歷的，顯得格外親切，因而也不易遺忘。這個識字的主動性，正是及時捕捉了兒童的思想，活躍了兒童的思維而取得的。我們從這里可以了解到，啟發兒童的智慧，往往是從人們不經意之處，捕捉兒童的思想，從兒童的真實感受之中，教給思想方法，又在文字和現實的聯系上下功夫，既形成事物的概念，又牢固地形成詞的概念。斯霞的教學，貌似平淡而用意頗深，這便是于質樸中見真功夫。

2?她善于運用兒童的語言，循循善誘地培養讀寫能力。

教慣低年級的語文老師，從他們日常生活的談話中都可以覺察得出語言的特點來。這是由于他們經常運用并發展兒童的語言來談話的緣故，斯霞也不例外。在這方面，斯霞已經取得比較成熟的經驗，自覺地上升到規律性上來。這里先舉一個培養閱讀能力的例子。她在上《拾麥穗》這一課時，課文里這樣寫：“……

一群孩子唱著歌來了。他們是來拾麥穗的，他們在麥地里站成一條線，并排向前走，一邊走，一邊拾。他們把落下來的麥穗拾得一個也不剩。”

斯霞先問：“一群孩子來做什么的？”──來拾麥穗。再問：“為什么要拾麥穗？”──麥子是農民伯伯辛辛苦苦種出來的，不應該有一點損失。又問：“他們是怎樣拾的？”──站成一條線，并排向前進，一邊走，一邊拾，又問：“為什么要站成一條線？”──這樣不會把麥穗漏掉。又問：“他們是怎樣來的？”──唱著歌來的。又問：“為什么唱著歌來”？──他們幫助社員勞動，心里很高興。

為了幫助低年級學生理解課文，照常情，只要認識生字新詞，讀懂課文內容便行。但是斯霞并不滿足于此，她要借課文來培養兒童的理解能力。像這一段課文，她一共向學生提了六個問題。這六個問題，大體是分作兩步來提的。第一步是了解事實：一群孩子干什么，怎樣干的。這是通過課文的語句，讓學生具體懂得讀課文要先了解是誰，干什么，怎樣干。由此也可以幫助培養觀察能力。第二步再作進一步理解：為什么要這樣做──為什么站成一條線，為什么唱著歌來。這是從語句中體會里面的意思。這一類問題比前一類要難得多，是要動腦筋想一想才能回答出來的。這是在培養理解能力的過程中培養思維能力，是小學生培養閱讀能力的重要步驟，從低年級便要開始培養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斯霞提問題都用兒童容易懂的語言，準確、簡單、明了，一步一步地深入，既發展了思維，又發展了語言。

再舉一個培養寫作能力的例子。

她有一次讓孩子說說家里有些什么人。一個孩子說：“家里有我一個，我妹妹一個，我爸爸一個。妹妹在幼兒園。我媽媽一個，媽媽在家燒飯。爸爸開汽車。我還有一個奶奶，奶奶最喜歡我。妹妹喜歡和我一塊兒玩。”從這里可以看到，孩子說話，想到什么便說什么，不懂得經過思考，把它條理化。斯霞就告訴他，應該先說家里有幾個人，再把奶奶、爸爸、媽媽按次序排下來，再說他們做什么事。只有這樣說，人家才聽得懂，聽得清楚。這樣的說話訓練很扎實很具體，為寫作訓練打下了基礎。為了讓兒童說話清楚，有條理，斯霞總是嚴格要求自己 ，說話一定要做到完整、準確、通俗、形象、生動，適合兒童口味。她在備好課以后，常常自己試講，哪里不合適就改，要起到示范作用。

不僅這樣，斯霞還有意識地隨著年級的遞升逐年豐富教學語言。例如，待人態度，一年級她就常用客氣、和氣、和好等，二年級用和藹、親切、忠實等，三年級用慈祥、慈愛、友好等，四年級以上用和藹可親，平易近人，謙遜、虛心、誠懇。她在上課時，經常按年級使用不同的詞語，學生聽多了，聽習慣了，就會逐漸成為他們的口語，化為書面語，在說話和寫作中準確地表達出來。遇到有些較艱深的詞語，老師運用了，可是學生不懂，就在說了以后再跟他們做些解釋，讓他們試用，來學習語言。

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斯霞便是這樣自己下苦功，而后指導學生下功夫的。她并沒有局限在“兒童世界”中，隨著兒童跑，而是不斷地發展兒童的語言，隨著思維發展而發展語言。這些地方，聽課的老師是一時不易覺察的。她的語言是經過選擇的，適合于兒童的口味的，在質樸之中，見出教學的真功夫。

3?她善于激勵兒童的認識，鍥而不舍地發展教學成果。

記得60年代之初，當時的江蘇教育廳長吳天石同志寫過一篇關于斯霞教學經驗的文章，提到斯霞語文教學的特點是，一方面注意提高學生的政治認識，培養學生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一方面從識字開始，對學生嚴格要求，教學上創造了一套教學法。她在完成上述兩個任務時，不是割裂開來進行的。她運用明確的語言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進行得很生動；又通過思想政治教育，打開學生的思想窗戶，使學生看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宏偉遠景，使學生了解要怎樣用確切的語言來表達思想內容。20年后的今天看來，斯霞的這個經驗有了發展，已經從發展思維與發展語言的關系，從認識事物的規律與學習語文的規律的關系上有了更具體更深入的發展。

這里也舉點例子。她教《劉胡蘭》，課文里面有一句話：“劉胡蘭立刻把敵人頂回去。”斯霞問：“頂”是什么意思，說明劉胡蘭的什么？通過談話，學生懂得了“頂”字在這兒表達了劉胡蘭英勇不屈的氣概，又如教《一個傷員的愿望》，她問：“那傷員慢慢地閉上眼睛，說明了什么？”學生答，已經犧牲了。斯霞要學生說出怎么知道是犧牲了。學生讀課文，經過思索，回答說是血已經流盡了，還有毛主席一直把他送到墳地，從這些話可以看出來。這是從詞、句之間的內在聯系來理解內容，由外到內地進行思想訓練，寓思想教育于語言訓練之中。這樣的經驗，在斯霞的教學中也是常常可以見到的。

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的同志對斯霞的識字教學經驗進行過研究，認為兒童積極的思維活動是識字學習的重要因素，并且認為，在識字教學中進行思想教育也很重要。我以為這是很有見地的。斯霞的教學，從識字教學到閱讀教學、寫作教學，把發展語言和發展思維緊密結合起來，貫穿于整個語文教學之中，這是她的最突出的經驗。她這樣鍥而不舍地進行研究，所以教學成果也就比較扎實。這樣的思想教育，絲毫沒有板起面孔教訓人的樣子，而是顯得那樣質樸自然，這也是質樸中見到的真功夫。

這樣的純真，這樣的質樸，這樣的真功夫，便形成了斯霞的教學風格。

這樣的風格是怎樣形成的，因素可能有多種，但我覺得表現在斯霞身上很突出的一點，便是對孩子的熱愛。我回憶最先得到斯霞的印象是60年代之初，那時她的“母愛”正受到不少人的批評、責難。我從報刊上讀了那些文章，半信半疑，信的是教師對學生決不單是通常所說的母愛，疑的是親子之愛放在師生之間并沒有什么不對。那時曾跟著已故的戴伯韜同志到江南做過農村教育的調查研究工作，路過南京，我偶爾從來訪伯韜同志的客人口中，聽到談論斯霞。在這樣的時候，伯韜同志總是語重心長地說，希望斯霞要看得遠一些，想得開一些，要從人家的批評中發現自己的不足，更好地鍛煉自己。這些話，我是深為感動的。盡管斯霞沒有來，我也沒有見到斯霞，但我在腦子里構成一個虛擬的形象：她是那樣和藹可親，課堂上每句話都打動孩子們的心，跟孩子們有共同的感情。盡管她受到許多批評，但孩子們卻還那么像對待媽媽一樣，甚至比媽媽還親的那樣對待他們的斯老師。隔了若干年，我和斯霞見了面，談得很愉快，我終于從心里掏出一句話來：斯霞同志，您像母親一樣對待自己的學生，我看是您取得經驗的一個重要前提。她點了點頭。

熱愛自己的學生吧，像母親一樣地熱愛吧。對小學生來說，母親是黨領導下的老師，教師也是黨教導下的母親。作為一位小學語文老師，他們那一身二任的特點，在斯霞身上已經有了鮮明的反映，由此而取得的教學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這是斯霞教學經驗的一個重要特點，那么也是值得推廣的。1982年2月（作者為原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學語文室主任）（選自《袁微子小學語文教學記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