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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德育怎樣落到實處
青少年德育怎樣落到實處本報記者 賀春蘭
12年前,鄧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我們的最大失誤是在教育方面,對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夠”。去年2月1日,江澤民總書記在聞聽14歲少年徐力殺母后發表的《關于教育問題的談話》也特別強調教育關鍵在于教會學生做人。而實踐中很多學校仍然是“扎扎實實抓智育、轟轟烈烈搞德育”今天我國青少年的犯罪率仍然高居不下。入世在即,多元化價值即將隨之而入,網絡普及,青少年已經面對更多的刺激。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龐麗娟等有識之士呼吁 “問題緊迫,我們該全面反思了。”
陳舊多變抽向泛化遠離生活
專家設想德育教材雙軌制
美國總統林墾小時候與一棵櫻桃樹的故事被選進我國小學教材,意在教育孩子們養成誠實的品質,老師們質疑,身邊有那么多看得見摸得著的事例,為什么非要找那么遙遠的材料。
學生陳名的父親下崗了,陳名認為父親沒出息,在學校里也自卑,老師發現了,專門安排孩子們寫一篇介紹父母的作文。老師特意給孩子們放一天假,要求孩子們走近父母,看看他們在做些什么。當陳名看到父親在酷暑天氣推著垃圾車時,陳名被震動了。他在文章中說,“我的爸爸在盡自己所能為我們的生活努力。”北京教科所王瑛說:實效性關鍵在于針對性。德育內容要針對孩子們的需要,積極應對現實問題。可是,腐敗、下崗、就業、早戀這些孩子關心的事情大綱上沒有,日常教學中很多老師不去觸及。
而與此共存的另一問題日是,長期以來,德育內容存在嚴重的追風傾向。曾做過多年中學教師的北京師范大學德育研究專家檀傳保教授說,從建國初到現在德育教材變動有幾十次之多,剛剛開始講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優越性,很快又開講市場經濟。對受教育者來說,你老變就意味著沒有可以尊重的東西。
德育內容要及時結合形勢的發展變化,同時又要保持科學的尊嚴。檀傳保教授建議中學德育教材實行雙軌制,把最最經典的內容固定下來成為常規教材;另一部分關注時事的內容成為活躍內容。
龐麗娟委員也強調,德育目標不能只停留在“社會主義接班人與建設者”的宏觀層面,而是要根據不同年齡階段的特點將之具體化與層次化。在這一目標指導下,德育內容與課程教材的制定要克服簡單的政治功利主義傾向,正視與增加社會現實內容,增強針對性。
德育課靠分支撐
德育評價需深入研究
北京市優秀教師沈桂紅與高一學生曾有一段對話。
“在你們的頭腦中,什么樣的課是政治課呢?”“特沒意思、特煩。”
“不考試呢?”“不上了。”
沈桂紅有意查閱了一下學生以往的政治課成績,發現幾乎都是滿分。沈桂紅于是感慨:“智育解決一個懂不懂的問題,德育解決一個信不信的問題,德育課標準化的考試方法把德育等同于一項智力活動。”
長期以來,在教育思想上,一些教育行政部門及其領導未能真正確立全面素質教育觀,在考核、評價制度上,以學生學習成績衡量教師、學校教育質量,以分數評價學生發展好壞,考試成績“一分值三萬”,而品德行為則“無分、無價值”,品德再好,差一分仍上不了學。由于這種導向作用,老師們把德育課程的重點放在知識的講授上,忽視學生情感、信念、行為的真正形成;而一旦宣布不考試,很多學校便會立即把德育課擠掉。因此在現實情況下,德育評價必須走出對知識點考與不考的兩難誤區,研究出一套科學的評價機制。龐委員建議,加強對考核、評價、升學制度的研究,以促進學校全面教育工作、學生全面素質發展為宗旨,由重知識的考試到重學生判斷、選擇能力和道德行為、價值觀念、思想品質的發展。 在評價的思路與內容上,要由一元走向多元,由終結性評價變為發展性評價。
簡單灌輸代替自我內化
德育課需給孩子留下選擇空間
在北京某班開展的學雷鋒中隊會上,孩子們講得熱淚盈框,可隊會結束桌子沒人擦;某學校搞的獻愛心活動,孩子們喜滋滋地把大錢拆成小錢,比賽誰獻的次數多。
品德的形成,認識只是一個基礎,更多的東西靠自我感悟的基礎上內化,信念的東西不同于其它,自己選擇的自己才會尊重。當前我們的德育多的是簡單化的灌輸,缺乏針對性的說教,沒有給孩子們留下主動思考、討論、選擇與行為的空間,即使獻愛心這樣的活動,在很多地方也是大人讓做的,流于形式,孩子們在把錢送出去的時候,缺少感情體驗。龐委員指出,這種簡單、單向的缺乏學生積極、能動參與的灌輸式教育,在社會日益開放、價值觀念日趨多元化的今天,必然導致德育缺乏實效性。因此,當學生面臨復雜的社會環境、所見所聞的社會信息與教師教育不一致,自主思考意識與能力日益增強時,學校教育自然受到沖擊,學生或不再簡單相信、接受,或其價值觀念體系脆弱而經不起考驗。這種狀況不改,陳果、劉思穎的悲劇還會重演。
德育教師遭遇無崗尷尬
激勵制度尚需健全
在北京一些學校調查時,龐委員了解到小學里沒有德育專職教師。原來近年隨著人事編制壓縮,“德育主任”或“德育校長”崗被精簡,德育工作由他人兼職。有意思的是,去年在北京的小學里增設了“總務主任”崗。一些教師戲言,“做人的工作不如管理桌椅板凳重要。” 在很多學校,要被淘汰的老師放在政教處搞德育,一些重視學生德育的學校,由校長自設德育主任(或校長)與德育專職教師,但無崗,這些老師們苦笑,“我們是黑戶口”。同樣在首都北京,校長們反映:最困擾他們的是“解決不了這些教師的市級先進”。因為北京市只評“教學優秀與骨干教師獎”,而不設“德育優秀或骨干教師獎”,這也就意味著優秀的德育教師永遠出不了自己的區縣,更別提走向全國。
在這種情況下,班主任與德育專職教師的積極性自然可想而知了。1999年《班主任》雜志曾對北京市的4千余名班主任抽樣調查表明,約2/3的班主任不甚愿做班主任,與此相關,在實際教育教學活動中,2/3的班主任回答自己沒有品德教學計劃。相當量的德育教師“想轉行”搞教學,無心思鉆研德育業務。這也就意味著,北京有七、八十萬的孩子跟著不愿意干的人學習。
另一方面,不像在智育領域,有各種語文、數學、英語等教師培訓,實踐中少有教師的德育培訓。龐委員說,德育教師隊伍的建設要與整個教師隊伍建設統一規劃、部署,著重進行。同時,德育是經常化的、多渠道的,任一教師都有義務對學生進行育德的滲透,因此,必須對包括班主任、德育專職教師在內的全體教師提出明確的育人及自身道德素質的要求,并進行經常化的培訓。
得不到真正重視
德育研究少人問津
某德育研究者慨嘆,“每年教育部的德育工作會議一直都是省、市主管德育的處長們來開,似乎與德育研究者沒有關系” 。長期以來,德育不受真正重視、未予以確實保障的狀況也帶來了我國德育研究的匱乏:在人們的印象中,沒事干了才去干德育,德育研究隊伍人數少且極不穩定。北京師范大學眾多的教育學研究者中,專注于德育研究的只有2個人,其中一個人馬上要退休;中央教科所3個人,北京教科所3個人。龐麗娟說:“與龐大的智育研究隊伍相比,德育研究力量的薄弱與德育在全面素質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極不相稱。”
學生的道德發展不同于認知發展,理想、信念的形成有其獨特的發展過程,長期以來,我國缺乏中小學生德育目標、內容、課程教材的嚴肅、認真的研究;對于德育的過程、主客體影響機制及由此而有效的培養方法更缺乏深層次、扎實的探討。龐委員強調,德育既具有政治性,又是一門科學,為使德育取得好的效果,就必須尊重德育的科學性,重視與支持德育科研。
上梁不正下梁歪
社會大環境極需凈化
雖然中央一直強調家庭、社區、學校形成合力,但目前的現實是,教育部主抓學校教育、民政部管社區教育、家庭教育主要由婦聯在管,上上下下沒有一個統一規劃,缺少統一領導。在不少地方,學校、家庭、社區三結合沒有開展起來,相當一部分地方,三結合已經異化成了功利性的交換,社區往學校送東西是為了孩子好進校,學校給社區送東西是為了應付上邊社會實踐的要求。
而另一方面社會大環境急需凈化,北京市崇文區一位老師說,教委一次組織孩子們看電影《月光搖籃曲》,出來后好幾輛自行車車沒有了。而在禮儀之邦,兒子住在樓房里,父母住在茅草棚里的現象也并不鮮見。難怪學校教師們經常無奈地感慨,“5+2=0”,5天的學校教育抵不過2天的家庭和社會影響。
德育是個社會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教育問題,加強社會文化建設,包括倫理建設已勢在必行。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金盛華說,品格的形成關鍵是要在一種環境里獲得一種體驗、自悟。比如,彼爾蓋茨就給全世界的人樹立一種觀念,創造性的生活是有意義的。因此,環境的潛移默化作用極為重要。所以在強調加強學校德育工作時,我們要關注一下社會大環境給孩子們提供了什么。而作為每一個社會公民,我們能做的是提高我們身邊人包括自己的素養,給孩子提供一個健康的成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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