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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育產業化劃定邊界
為教育產業化劃定邊界 冀志罡
教育產業化是爭論經年的話題了。自政府上個世紀90年代末提出教育產業化以來，反對的聲音一直不絕于耳。到最近，這種反對的聲音終于看到了效果，政府公開宣布將放棄教育產業化了。 在討論教育產業化的是非之前，必須搞清楚，到底在哪些方面教育產業化是有問題的。在這個問題上，一刀切顯然是不妥當的。因為就幾年來教育產業化的實施情況來看，的確解決了過去許多年都沒有解決的問題，例如教師的待遇問題。 當然，我并不認為教師待遇只能通過增加收費來實現。但是，限于國家的財力有限，以及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的GDP導向，各級政府不能或不愿大量增加教育投入。實際上，這正是導致教育產業化政策提出的理據之一。 歸結起來，這無非就是一個教育投入的問題。由于投入不足，難以提供足夠的教育產品，不能為學生提供足夠多的受教育機會，也留不住教育系統的生產者———老師，使得教育產業化成了當時教育系統幾乎惟一的出路。可以說，教育產業化是被逼出來的。 在實施教育產業化之后，一方面公立學校獲得了更多的收費權力，為改善教師待遇、增加教育投入提供了源泉，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社會辦學的積極性，短短幾年的時間，中國已涌現出了大量的民辦學校，直接彌補了公辦學校的不足。這些，都使得教育呈現出了比前幾年快得多的發展態勢。 然而，教育產業化的負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由于各級學校普遍收費失控，導致中國的學費幾乎呈幾何級數增長。短短數年，子女教育就成了中國家庭的主要開支項目之一。沉重的學費負擔使許多窮孩子上不起學，進一步加大了本已很大的收入差距。在許多中小學，學生已根據家庭貧富分成三六九等，在學校里就造就了社會鴻溝。由此引發的怨聲載道，使教育產業化成了眾矢之的。這又導致政府叫停了教育產業化。 那么，在收費辦教育和維持義務教育普遍性之間，就沒有中間道路可走了嗎？ 辦法是有的。那就是，劃分教育產業化的邊界。在中小學義務教育方面，以國家財力為主進行提供，保證無論家庭環境如何，都有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機會。事實上，作為憲法義務的九年制義務教育，不僅僅是家長的義務，它更是政府的義務。根據憲法的規定，政府是有義務為所有孩子提供免費就學機會的。政府以公共開支為適齡兒童提供義務教育，于情有理，于法也有據。 但是，我們同樣應該看到，現實的情況是，單單依靠公共開支，并不能為所有適齡兒童提供讀書的機會，否則也不會有那么多失學兒童了。面對這樣的困局，一刀切的叫停教育產業化，并不能解決問題。相反，如果因此對各方投資辦學的熱情造成打擊，還會惡化教育投入問題。 較為可取的辦法，是教育產業化與義務教育并舉。公辦九年制義務教育停止產業化，以履行憲法規定的義務；高中以上的公辦教育，以及民間辦學和私立學校，則繼續推進教育產業化，包括民辦中小學，都鼓勵其產業化經營，以鼓勵民間教育投資，彌補公辦教育的不足，并為教育市場提供更為多樣化的產品。 在此基礎上，還應該繼續試驗公辦教育的多種形式，例如在浙江長興和湖北監利行之有效的“教育券”制度。坊間對該試驗多有誤解，認為有產業化之嫌，有違公平。實際上，“教育券”制度與教育產業化并不是一回事。“教育券”僅僅是義務教育實現的另一種形式。學生們憑券讀書，與到公立學校免費上學，是完全等價的。 在教育產業化問題上，因噎廢食是不可取的。應當看到產業化有利的一面。更應該看到，教育本身就是一個可以收取費用，并提供服務的產業。教育不能產業化，只會阻礙教育的發展。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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