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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與中國金融開放（上）
中國的金融對外開放，始于1978年以后。中國金融開放，在地域分布上，基本上是沿著先經濟特區，再到沿海開放城市、然后逐步向內地省會城市和經濟中心城市輻射的路徑行進的；在外資金融機構類型的引進上，基本上是按照先銀行，后保險和證券的順序有序開放的；在外資金融機構的業務內容和范圍的開放上，是按照先外匯業務，后允許部分外資金融機構試點經營人民幣業務的順序進行的。
2001年12月11日，歷經15年的艱辛談判之后，中國正式加入WTO。在長達數百頁的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中，金融服務貿易被濃墨重彩。從此，中國的金融開放被外在地規定了加速度和時間表，中國金融業全方位開放的時代已經開始。
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20余年來，正是因為始終高舉這面旗幟，我國經濟才獲得長足的發展，并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根據過去20多年的成功經驗，我們有理由期望，我國經濟將由此獲得更大的收益。不同于整體經濟，由于基礎相對脆弱，內資金融服務業受到開放的壓力將會更大一些，但中長期內也會得益良多。應用朱總理一句話概括：（金融對外開放）有利有弊，做好工作，爭取利大于弊。所謂做好工作，不能僅限于對前面所述的沖擊簡單應對，而應轉換機制，更新制度，全面提高競爭實力。
本章在分析WTO框架下的金融開放規則的基礎上，描述中國應對金融開放的戰略規劃，再逐項具體分析中國金融開放的四個方面――銀行、證券、保險、資本項目――所受的挑戰與對策。
第一節 WTO框架下的金融開放規則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成立于1995年1月1日，是致力于監督世界貿易和使世界貿易自由化的國際組織，其核心是《WTO協定》，基本職能是實施《WTO協定》、組織多邊貿易談判，以及解決成員國間可能產生的貿易爭端和審議各成員的貿易政策。其前身是1947年成立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
在一個相當長時期中，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主要關注對象是貨物貿易。直到烏拉圭回合談判（1986年9月～1993年12月15日）進行一段時間以后，服務貿易方進入GATT的談判范圍。1993年12月，長達8年的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締結《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for Trade of Service, GATs)等若干重要文件。GATs是調整所有國際服務貿易的一般規則，它由框架協議、8個附錄和各成員國提交的國家具體承諾表組成。GATs正文共六大部分，二十九條。包括范圍和定義、普遍義務和紀律、具體承諾、逐步自由化、爭端解決等，適用于各個服務部門。其中，最惠國待遇（第２條）、透明度（第3條）、壟斷及專有服務提供（第8條）、支付和轉移（第11條）、為保障國際收支平衡而實施的限制（第12條）等5項條款，以及兩個金融服務附錄，對金融服務貿易更具針對性，值得我們認真關注。在GATs框架下，1995年達成的關于GATS金融服務承諾的諒解協議以及1997年達成的全球金融服務貿易協議則對金融服務開放作了更加具體的規定。
按照GATS金融服務附錄的定義，金融服務是指由一參加方(參加服務貿易談判的國家和地區)服務供應者提供的任何金融性服務 。在GATS中，“金融服務”的內容被概括為信貸、結算、（證券、外匯）交易、保險、資產管理、金融咨詢等六大類，計16項，可以說已囊括了金融領域內的所有營利性業務。
一、WTO關于金融服務貿易的五條基本準則
（一）市場準入
“市場準入”關系到外國服務提供者能否有效進入締約國市場。GATS第16條對市場準入的具體規則作出了規定。首先，每一成員國在具體服務部門就市場準入做出承諾時，它給予任何其他成員國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承諾表規定的條件和限制所賦予的待遇（第16條第1款）。也就是說，各成員國在承諾表中確定的承擔市場準入義務的最低標準，代表著對其他成員國開放市場的最低限度，并且，在以后的每一輪談判中，WTO的成員國只能在新的承諾中減少限制，而不能增加限制。其次，做出市場準入承諾的部門，必須明確列出以下限制條件：(1)限制服務提供者的數量；(2)限制服務交易或資產的總額；(3)限制服務經營或服務產出的總量；(4)限制具體服務部門的雇傭人員總數；(5)限制服務提供者的經營形式；(6)限制外國資本的最高份額(第16條第2款)。如果一個成員國承諾開放某一服務部門，而又沒有在承諾表的市場準入項下明確列出這些限制條件，以后實踐中就不得維持或采取這類性質的措施。這樣的規定，使各國的國內法規具有透明度和可預見性。
諒解協議還在GATs框架下提出市場準入的現狀約束要求，即，各成員國在具體承諾表中列出的任何條件和限制，應僅限于其現存的不符措施（Ａ節），也即，有關成員國對外國金融服務市場準入不得施加超出現有水平的限制。這彌補了GATs不足，GATs框架協議沒有現狀約束要求，這難以避免某些成員國在服務貿易市場開放政策上出現隨機變動，甚至倒退。
（二）國民待遇
國民待遇是一條傳統的自由貿易原則，它要求一國境內的非居民享有與居民同等的待遇。也即，對于一國領土管轄范圍內的居民和非居民，國內法應平等適用。GATS將國民待遇規定為具體承諾的內容，各成員國應按其具體承諾表規定的范圍、條件和限制，給另一成員國國民待遇。GATs還進一步規定，如果形式上相同或形式上不同的待遇改變了競爭條件而有利于本國的服務或服務提供者，則該待遇應被認為對其他成員國的相同服務或服務提供者不利（第16條第3款）。也就是說，總協定所確定的國民待遇的標準是事實上的(de facto)而非法律上的(de jure)。這是因為，一些國內措施，即使表面上是非歧視的，也可能在事實上在本國服務或服務提供者與外國服務或服務提供者之間造成不公平的競爭。因此，在烏拉圭回合服務貿易談判中，OECD成員國針對國民待遇提出了“競爭機會均等”的概念。GATs關于國民待遇的條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要求。在著名的“香蕉案”中，WTO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對此做出了精辟的解釋， “國民待遇”的根本宗旨，是使外國服務和服務提供者享受的待遇在競爭條件上不低于本國相同服務和服務提供者。
金融服務諒解協議還要求其簽字成員國履行兩項國民待遇基本義務：（１）允許設在其境內的其他成員國的金融機構使用其由公共機構經營的支付和清算系統，以及獲取正常業務活動中可能得到的官方基金和再融資便利。例如允許外國銀行從其所在國中央銀行獲得再貸款或進行票據再貼現。（２）在外國金融服務提供者進入成員國境內自律性機構、證券或期貨交易市場、清算機構和其他協會組織方面，有關成員國應給予外國金融服務提供者國民待遇；當一成員國給予本國金融機構直接或間接的金融服務特權時，其境內外國金融機構也應享有。
與過去的國際協議不同， GATs 并不是以商業存在的“國籍”為判斷內外方服務提供者的依據，而是代之以“外商投資者”（主要體現為“控制”的含義）及其“投資”（主要體現為
“擁有”的含義）。據此，在一成員國境內享受國民待遇的外資銀行既可以是具有東道國國籍的子行和合資銀行，也可以是分行、代表處等不具有東道國國籍的商業存在，只要它們滿足“金融服務提供者”的含義，尤其是GATs 規定的由另一成員國方自然人或法人“擁有”或“控制”的條件即可 。
（三）最惠國待遇
作為非歧視原則的兩個方面，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互為補充，共同構成多邊貿易體制的基礎。國民待遇是在外國與本國之間進行比較，僅涉及本國對內措施的適用問題；最惠國待遇是在外國與外國之間進行比較，涉及一個國家對內措施和海關措施兩方面的適用范圍。GATs 規定：“每一個成員國應立即并無條件地給予其他任何成員國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不低于該成員國給予任何其他國家的相同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第2條第1款)。這里，受惠的對象是服務和服務提供者，“任何其他國家”應理解為包括非協定成員國。這樣，最惠國待遇實際上涉及三個層次：（１）把各自在國家具體承諾表或金融服務具體承諾表中做出的金融服務具體承諾非歧視地適用于所有其他成員國；（２）對于未做出具體承諾的領域，每一成員國應把它給予其他成員國金融服務方面的優惠待遇或豁免立即無條件地給予所有其他成員國；（３）每一成員國應把它給予非成員國金融服務方面的優惠待遇及豁免非歧視性地適用于所有其他成員國。如果一參加方有與上述不一致的措施，必須提出理由，并符合免除義務的條件。
金融服務領域最惠國待遇的適用同樣服從若干普遍的永久性例外，主要是毗鄰邊境地區交易的例外，經濟一體化組織例外（第2條第2款）、一般例外、安全例外、保障國際收支平衡例外；也要服從各成員國做出的最惠國待遇的保留。由于各國金融服務貿易實力相差懸殊，GATS還允許成員國在一定期限內（原則上不應超過10年）維持與最惠國待遇不相符的措施（第2條第2款）。
（四）透明度原則
透明度問題對于服務貿易更為重要。外國服務提供者在另一個國家的市場成功經營的基礎是充分理解影響服務貿易的法規措施；這一點對于充分準備未來的談判同樣意義重大，因為它有助于發現現存障礙，從而促進逐步實現自由化。正因為如此，GATS規定透明度是成員國必須遵守的一項普遍義務。GATS第2條規定：每一個成員國應及時公布影響服務貿易措施的有關國內法律、行政命令及其他決定、規則和習慣做法以及它簽訂或參加的有關國際協定（第1款）；對于成員國制定或修改會對其具體承諾的服務貿易產生重要影響的法律法規、行政指令的情況，該成員國應及時并至少每年向服務貿易理事會通報（第2款）；每一成員國應建立咨詢機構，及時答復其他成員國提出的有關信息要求（第3款）。
透明度無疑有助于保障有關服務貿易措施的公正實施，但它自身并不足以排除國內法規對自由化的阻礙，它只是其他機制的補充。GATS第6條對適用國內法規做出了一些原則性規定。根據這一條款，在做出具體承諾的服務部門，每個成員國應保證合理、客觀和公正地實施有關措施(第1款)；建立司法、仲裁或行政機構及程序使服務提供者及時獲得適當的司法或行政救濟(第2款)；確保資格限制、程序規定、技術標準和許可證要求不構成服務貿易的不必要的障礙(第4款)。
（五）逐步自由化
GATS將逐步自由化確立為一項原則，確認要通過不斷進行若干回合的談判來逐步提高自由化的水平。GATs 將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規定為具體承諾，這意味著，它們并不是自動在所有成員國的各個服務部門都適用的，而是由各成員國對在具體的服務部門承擔這兩項義務的情況做出各自的承諾，并受其承諾約束。選擇在什么具體服務部門做出什么樣的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承諾，各成員國享有自由裁量權。GATS第16條和第17條只是對成員國在具體服務部門做出承諾的行為規定了應遵循的規則。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程度取決于各成員國在這些談判中做出讓步的結果并因各個國家發展水平的不同而有很大差異。
二、WTO金融服務開放規則的發展趨勢
GATs 及相關協定基本上反映了服務貿易的特殊要求，有助于推動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進程。但目前，GATs 及相關協定還存在一定的缺陷，集中體現在保障條款的適用條件、市場準入對國民待遇的牽制問題上。
金融服務附錄第2條第1款規定，成員國可以為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保證金融體制的完整和穩定而采取防范措施，只是這些措施不能被用作成員國逃避承諾或義務的手段。但該條款沒有明確定義防范措施的定義和范圍。這在實踐中可能會引起爭議。 又如審慎監管措施不受GATs 其它條款限制。但對于什么是審慎措施，WTO并沒有進行定義或列舉清單，成員國在WTO許多場合就此發生激烈爭論，爭論的焦點是關于對審慎措施進行明確的界定以建立必要紀律，避免監管措施的濫用和對承諾和義務的逃避。
GATs中，國民待遇和市場準入界限不明。成員國正是利用了國民待遇和市場準入分界不明的缺陷，依靠市場準入管制措施來減弱其本應承擔的國民待遇義務。例如，由于各國普遍不在市場準入上承擔國民待遇義務，盡管一成員國承諾在資本金要求上給予境內的外資銀行國民待遇，它仍然可通過在批準外資銀行準入時設立高于內資銀行進入市場的資本金要求，使得外資銀行實際上只能享受低于內資銀行的待遇。
WTO正試圖解決這些缺陷。一些文件已開始要求成員國方在市場準入方面承擔一定的國民待遇義務。諒解協議“市場準入”部分的“非歧視性措施”規定，在不造成歧視的前提下，各成員國方應努力消除對其它成員國方的金融服務提供者進入成員國方市場能力有消極影響的非歧視性措施。 諒解協議中要求“禁止”“限制”的歧視性數量限制措施將被明確規定為違反市場準入義務。諒解協議的這一規定，實質上是要求成員國方在市場準入方面承擔一定的國民待遇義務。《全球金融服務貿易協議》規定：“外國公司享有與本國公司同等的進入國內市場的權利”。雖然該協議只是個“承諾性”的協議，具體的實施仍有賴各國的承諾，不具有強制義務性，但它至少反映了一種立法傾向。由此可見，GATs 正力圖在市場準入方面推行國民待遇原則，消除GATs中國民待遇適用范圍的模糊性。
長遠地看，實現更高層次的自由服務貿易，需要解決國內法的差異問題。途徑是對國內法的相互承認和協調一致。GATs 雖沒有將“相互承認”規定為一項多邊義務，但已允許單個成員國通過協調、締結協定或自動給予的方式，相互承認服務提供者在各自國家獲得的學歷或資歷、許可證、資格證書等(第7條第1款)。這種“承認”不得與最惠國待遇原則相抵觸，不得構成一種歧視手段或對服務貿易的變相限制(第7條第2、3款)。在金融服務領域，相互承認的主要內容是各國的防范措施(附件第3條)。
GATs雖沒有確定共同最低標準，但已強調了共同國際標準的重要性。它規定：“承認應基于多邊同意的標準。在適當的情況下，成員國應與相關的政府間和非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合作，建立和采納關于承認的共同國際標準以及關于服務貿易實踐和職業的共同國際標準。”(第7條第5款)。在服務貿易領域適用共同國際標準具有重要意義，它有助于克服現行國內法之間的差異，促進各國國內法規和政策目標的趨于一致，為未來多邊層次上的
承認和協調奠定基礎。在金融服務領域，防范措施的共同國際標準正在被越來越廣泛地采納。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巴塞爾委員會的《銀行有效監管核心原則》，它規定了有關金融機構的開業許可、所有權轉讓、破產清算、資本充足率等方面的最低標準。
第二節 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意義與規劃
一、全面看待金融服務市場開放問題
對于開放金融服務市場，國內外的震動很大。最大的擔心是，中國的金融體系會不會被外資金融機構沖垮？其實，金融對外開放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金融部門也會從中受益，并且中國金融業的有一定的競爭力，并非不堪一擊。
（一）適應整體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已是大勢所趨。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很難脫離他國自我發展。作為一個大國，中國自然不能脫離經濟全球化潮流，造成經濟上的被“邊緣化”。參與全球化，金融必然要開放。美國商務部長戴利就宣稱，中美入世談判最關鍵的問題落在銀行和保險等金融服務領域中。
中國急速發展的外貿、外資，也需要外資金融服務跟進。外資銀行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可以較好地適應母國跨國公司經營活動的金融需求，改善中國的投資環境，便于該國資本向中國市場的流動。據估計，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資（FDI）將會從現在的每年500億美元較快地上升到每年1000億美元左右。
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服務業的投資超過50%。對于外商，我國制造業的吸引力已在減少，服務業成為外資期望投資的熱點。金融服務業就是外資熱切希望投資的行業。國際競爭是綜合實力的競爭，20世紀以來，任何一個真正強國都離不開其金融實力的支撐，一戰后的英國、二戰以后的美國以及80年代的日本都是如此。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更清晰地顯示了這一點。中國要成為一流強國，必須有一個強大的金融作支撐。金融對外開放是成為金融強國的必備條件之一。
（二）金融部門源自對外開放的收益
這可從外向型經濟發展效應、金融制度創新效應、金融技術轉移效應以及國際化經營效應等四方面得到反映。
加入WTO使中國獲得平等的對外經濟規則， 必然推動中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加入WTO還將直接推動服裝和紡織品出口以及農業貿易量的增加。兩項綜合考慮，世界銀行認為，中國出口量占全球比重將由現在的3.7%提高到2005年的7.3%，進口量將由目前的3.4%增加到7.2%。 對外貿易量的擴大，必然對與外貿有關的金融服務提出新的需求。特別是中國的農業部門，以前幾乎不需要商業化金融服務，加入WTO之后，農業將成為商業銀行的主要客戶之一。
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總體上將促進一國金融素質提高。中國金融改革的進程，也會對外開放而加快，中國金融業將更快地獲得一個自主的良好發展環境。1999-2000年中國金融改革的加快，除了擴大內需任務緊迫促進之外，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美WTO協議的簽署。
在金融開放過程中，我國可以根據GATS第四條“發展我國家更多的參與”要求發達國家在銀行服務的商業性技術、信息網絡上給予更多的幫助。同時，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也會帶來先進的經營理念、管理經驗、專業技術、營銷方式、 優質產品及售后服務，通過示范效應、人才流動、業務交流等方式促進國內金融企業學習跟進。
對外開放從來都是兩面的，不僅要請進來，還要走出去。加入WTO之后，按照對等的原則，中資銀行可以較容易地得到簽約國的市場準入資格；另一方面，國內監管當局也會放松對中資銀行在海外設置機構和開展開外業務的限制。這樣，目前阻礙中資銀行跨國經營的兩大制度障礙均將較容易跨越。中國從事跨國經營的企業將迅速增加，這將給中國銀行業推行海外發展戰略提供豐富的業務機會。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的步伐也在加快，直接上市、間接上市都很熱切 。同時國外的企業和國內的外資企業也能進入國內資本市場融資。這為國內的證券業提供豐富的業務來源。
（三）中國金融業的競爭力初步具備
現行中資銀行體系是在競爭中形成的。這一點與國內很多行業如電信、農業等有著本質的不同。1995年中國頒布了《商業銀行法》之后，中國的商業銀行獲得了較規范的發展，表現在五個方面：（1）數量與規模迅速擴張。特別是10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的興起，改善了中國銀行業的市場結構，促進了競爭。（2）籌資能力顯著增強。商業銀行與中央銀行的資金關系由長期的凈借入在1997年變為凈貸出， 1999年凈貸出比率達17.6%。 （3）服務品種與收入來源多元化。業務品種從簡單的存、貸、 匯，發展到包括投資咨詢、個人理財、網上銀行、電子商務等內容的綜合金融服務。商業銀行收入構成反映了這種變化。1999年，非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一項，五大銀行平均為10.2%，九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平均為27.1%。（4）服務對象廣泛化。1995年，中國商業銀行對非國有部門的貸款占比為10.9%，2000年，這一比例達到25%以上。更重要的是銀行從業人員的觀念有了較大轉變，競爭和風險意識深入人心，信貸文化初步建立。政府和社會也不再把商業銀行看成“國家機關”，而當作一家服務性企業。
不僅如此，在同外資銀行的競爭中，中資銀行業還有著某些獨占競爭優勢。經過50年的積累，中國的銀行體系已經建立了遍布全國城鄉的分支行網絡。再者，中資銀行在本土經營，與中國居民和中資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例如，在消費貸款上，國有銀行的網點優勢和人海戰術，就很有競爭力。
銀行業的競爭力日益提高，證券業和保險業也具備了初步的競爭力。證券業方面：截止2001年5月底，證券公司有101家，證券投資咨詢機構143家。證券從業人員超過10萬人，大專以上學歷的占75％，其中8．5％具有碩士以上學位。證券已全部實現了無紙化發行與交易，滬深證券交易所建立了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通訊、交易、結算和帳戶管理系統，其網絡覆蓋全國，所有證券經營機構已開始執行統一的技術標準。《證券法》等規范發展的市場制度框架也已實施。
保險業方面：市場主體日趨多元化、專業化，一個由國有獨資保險公司，股份保險公司、外資保險分公司、中外合資保險公司共同競爭的保險市場競爭格局逐漸形成。保險經營的基本原則以及基本制度方面已逐步與國際慣例接軌。《保險法》等法規的實施，保險同業競爭開始規范化。保險公司的投資渠道也已拓寬，債券買賣、基金投資都已允許。上海、廣州保險市場的開放說明，中資保險公司并未因為外資的競爭而減緩發展速度，中資保險公司在經歷短暫的陣痛后依然保持相當強的競爭能力，并且奪回了大部分市場份額。
（四）中國的宏觀金融形勢較為穩健
總體上看，我國金融業處于安全運行狀態。一是人民幣幣值穩定。消費物價指數增長率，2000年為0.4%，2001年前9個月為1%。二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現行人民幣名義匯率，比1994年升值5%，剔除物價因素，增值超過30%。三是國際收支狀況良好，各項外債管理的安全指標均遠遠低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二、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戰略規劃
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大勢已不可逆轉。因此，現在的問題早已不是要不要開放，而是如何開放。顯然，理想的格局，是“努力做到興利除弊，力爭
實現全局上的利大于弊”。為實現這一理想境界，需要我們謹慎設計開放的戰略規劃。我們認為，這一戰略規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完善金融服務基礎設施，包括清理和完善金融法律體系、提高金融政策的透明度、確立審慎金融監管體制、推進支付清算體系的現代化、培育社會信用文化等；二是謹慎設計的開放策略，包括掌握金融開放的主動權和尋求必要的合理保護。
（一）清理和完善金融法律體系
從本質上說，WTO是一整套規范經濟運行的制度系統框架，其中，法律制度顯然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加入WTO之后，為了使我國金融機構迅速適應國際規則，必須清理和完善我國金融法律體系。
規范我國金融業運行的規章體系由三個層次構成：第一是由立法當局制定的金融法律，第二是由國家行政當局頒行的金融行政法規；第三是由金融監管當局頒行的金融規章。在中國，真正的金融立法是從1995年開始的。此前，通行的主要是各種規章。由于制定者不同，考慮問題的角度也存在很大差異，因此，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之間經常出現不一致，而且，法律、法規的權威性、穩定性和透明度，均存在較大的缺陷。因此，清理和完善現行的金融法律法規，便成為我們面對WTO挑戰的首要工作。清理和完善金融法律體系的標準，是使它們符合WTO關于金融開放的基本規則和我國的具體承諾。
1.明確且量化地界定“外資金融機構”
《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并未對廣義上的外資銀行概念做出明確規定，而是采用了列舉的方式。 隨著我國銀行業的開放和發展，外資銀行將以更多更復雜的形式出現，這種列舉式的立法無法包容的。《條例》以資本來源劃分內外資銀行，如“總行在中國境內的外國資本的銀行”、“外國的金融機構同……合資經營的銀行”，但沒有體現GATs中“控制”的標準，也沒有提供一個符合GATs中“擁有”含義的判斷基準。即沒有明確如何判斷境內的銀行屬于外國銀行設立的分行，也沒有規定外國的金融機構在銀行中占有多少股份，此銀行可被視為《條例》中規定的合資銀行。顯然，外資銀行的概念界定不清，就很難清楚地要求外資銀行承擔國民待遇義務。因此，銀行法有必要按GATS的有關規定，對外資銀行做出一嚴格的概括性定義。
2.賦予外資金融機構國民待遇
前文已述，GATs中并不存在一個抽象的、概括的國民待遇義務，各國承擔的國民待遇義務實際上是和具體承諾表聯系在一起的。如果沒有把有關服務部門列入承諾表國民待遇的欄目中，有關成員國方就可以不承擔在該服務部門給予國民待遇的義務。因此，入世后，要符合GATs國民待遇的要求，只須保證外資銀行享有具體承諾表中明確列出的國民待遇，以及規則中的強制性國民待遇要求。對外資銀行的限制措施，即使會使外資銀行的待遇較中資銀行為低，只要它們不違反強制性的國民待遇和我國的具體承諾，我國就有權加以運用。
根據上文的解說，所謂向外資金融機構提供國民待遇，首先要按承諾表的要求解決外資金融機構的“低國民待遇”。一是按承諾要求進度取消現存的對外資銀行的業務范圍和業務對象限制。同時，明確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條件，和從事汽車消費信貸業務的外資銀行資格。二是確立外資銀行購買獲取公共機構提供的金融服務、使用公共支付和清算系統、獲得官方基金和再融資便利的權利，及其相應條件、程序，并保證其享有國民待遇。
其次，還應當消除外資金融機構的“超國民待遇”。主要是將外資銀行納入我國現有一套審慎監管體系（如9大資產負債比例指標限制），以及限制中資銀行自主權的金融管理體系。這樣，外資銀行在外匯利率的制定和管理費、承諾費的收取、人民幣同業拆借期限、呆帳準備金制度、不良資產認定及停計息政策、以及稅收負擔等領域享有的“超國民待遇”就應被取消。
3.保障金融市場化改革
所謂保障金融市場化改革，主要指的是要修改現行金融法律制度中不適應市場發展需要的部分。也就是說，諸如利率市場化、放松管制等金融市場化改革的舉措，都應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這里特別需要指出消除壟斷問題。GATs第八條“壟斷和專營服務提供者”規定：“當某一成員國的壟斷服務提供者直接地或通過某一分支機構，在其壟斷權利范圍之外提供某項服務且屬于該成員國的具體承諾時，該成員國應確保此一提供者不以與此類承諾不相符的方式在其境內采取濫用其壟斷地位的行動。”根據這一條款，現存的國有商業銀行的某些特權都需要取消，以實現內資商業銀行之間（包括內資銀行中的非國有商業銀行）的國民待遇。二是填補現行金融法律中的空白點。如金融機構市場退出的法律制度、金融機構并購法、存款保險法、金融電子商務法等。
4.對國內現有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給予法律保護
創新金融產品的法律保護已成為一種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這種國內保護在WTO的基本原則支持下很自然地會走向國際保護。在外資金融機構對其產品和服務采取了法律保護措施之后，中資金融機構面臨著侵權的巨大風險。
金融產業的知識產權保護主要包括：（1）信息系統和計算機程序的專利保護。（2）金融企業和產品的名稱的商標或服務保護。（3）金融和財務文件的版權。金融工具，招股說明書，發行承銷合同和廣告都有版權，用于支持金融產品的計算機程序也有版權，甚至連銀行支票或股票證明書上的藝術創作也可受版權保護。
中資金融機構經營多年，創造數以萬計的金融產品、應用程序、財務文件以及商標，足可以申請法律保護。金融法律制度需要為此做出恰當的安排，使之有法可依。
5.清理和完善金融法律體系的組織和程序
按照WTO基本原則及GATS的規定，全面清理現行金融法規、規章，是最基礎的一步。與WTO有關的法規清理應根據“誰制定，誰清理”的原則進行，即金融法律由全國人大負責清理，行政法規由國務院負責清理，金融規章由人民銀行負責清理。但是，人民銀行可以向國務院提出修改金融法律或行政法規的建議。每次清理結束后，按照廢止、失效、有效三個層次，向國內外公布清理結果。總的原則是廢止一批、修改一批、新立一批。考慮工作量的浩大，這項工作可分兩個階段完成：第一階段是應急安排，即按照入世的承諾表解決入世的門檻問題，做好《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及相關規范性文件的修改工作，還要做好放開外資銀行外匯業務后的相關外匯管理規章的修改工作。第二階段是按照WTO的規則主動修改我們的所有規章，體現國民待遇原則和透明度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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