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恒中：理性評估家庭承包制過去二十年來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

劉恒中：理性評估家庭承包制過去二十年來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

        劉恒中：理性評估家庭承包制過去二十年來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
談到三農問題，談到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談到統籌城鄉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就必然會涉及農村的土地制度，必然涉及現行的“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
　　對待家庭承包制，可以說目前有兩種觀點和態度，盡管其區分尚不那么明顯和針鋒相對，也存在很多模棱兩可、很難歸類的說法。一種觀點認為，家庭承包制的歷史作用尚未完成。盡管不乏這樣或那樣的缺陷或不完善，但其本質或基本框架目前仍然適用。為了穩定，為了給進城的農民一條后路，現在的任務，不是探溯和推行其它土地經營制度，而是進一步堅持和完善家庭承包制。另一派意見認為，家庭承包制的歷史作用已經完成，必須代之以新的土地制度，否則，三農的改革和發展很難深入，統籌城鄉經濟、全面建設小康很難開啟。我自己持后一種意見。
　　要理清是否改革家庭承包制，首先有必要認清家庭承包制的歷史功績與本質局限。并且，在討論中，有必要區分這么兩個方面：本身作為一種農業經營方式的家庭承包制，和作為當年一系列后續改革啟動器的家庭承包制。這是因為，就歷史功績和本質局限二言，二者很不相同。
　　土地的家庭承包制，作為當年一系列后續改革啟動器，不僅更正了公社制“一大二公”的偏失，搞活了農村經濟，而且，更重要地，引致和推動了過去二十年來國民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可以說，沒有家庭承包制的實行，就沒有近二十年農村經濟的改革，也就沒有近二十年中國經濟的改革。沒有家庭承包制的實行，就沒有近二十年農村經濟的發展，就沒有近二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家庭承包制開啟和推動我國二十年來改革發展的歷史性功績，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另一方面，作為一種農業經營方式的家庭承包制，其歷史貢獻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來研究。在這里，我們認為，對農民收入增長的作用，是考察土地經營制度的根本標準之一。比如說，實行家庭承包制前，為什么農民的收入那么低？為什么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那么低？實行家庭承包制后，為什么農民的收入提高了那么多？為什么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那么高？不僅從概念上、而且從數量上真正弄清楚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收入究竟是怎樣提高的、哪些是決定性的因素和政策，對于我們正確地認識以往三農改革發展成績與經驗，對于今后三農改革發展的深入，尤其對于我們討論是進一步完善或改革家庭承包制，十分地必要。
　　下面，我以自己的經歷、觀察和理解，結合當年所在生產隊的情況，就家庭承包制過去二十年來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這個問題，做一個解剖麻雀式的回答。是否能以這一管窺而見全豹，有待比較大范圍的調查研究和抽象分析。
　　一、聯產承包制前為什么農村收入那么低？
　　聯產承包制前，實行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以我所在的生產大隊為例，農民一年的辛苦勞動只有一半用于生產自己的收入。而且，生產出農產品的價格十分低廉。
　　首先，完全由農民負擔的、規劃不斷變動的農田水利建設，每年耗去至少30％的農村勞動力。大寨當年的根本經驗之一，就是大力興修農田水利，改天換地，以此來改變農村的貧窮面貌。每年冬天、甚至初秋就開始興修農田水利，是向大寨學習的具體行動，也是縣及其以下各級組織的主要政績建設。我所在的生產隊，所有青壯年男勞力和青年女勞動力，一年中至少有三個月在水利工地上。這三個月內，整個生產隊幾乎不從事任何創造收入的生產，在家的婦女還要為工地提供各種后勤。
　　其次，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和“一平二調”的觀念下，人民公社的各種機構、各種組織不斷擴大，加上各種各樣的政治活動，衍生出各種名目的“脫產”干部或人員。以我所在的生產大隊為例。一個約200人口、不到100個各類勞動力的生產小隊，平均負擔兩個大隊脫產干部（我是其中一個）、一個半民辦教師、半個赤腳醫生、至少兩個實際上脫產的生產小隊干部、常年的水利調干或其它公社調干一人、以及常年為大隊服務的人員一名、等等，加起來有八人之多，若占總勞動力的8％左右。
　　再次，那時的會議特別多，全公社群眾大會，全大隊群眾大會，小隊群眾大會，加起來，可能至少一個月就有一天這樣的會議。這樣，約占全年勞動時間的3－4％。
　　那時的假期不算很多。農村主要有春節4－6天，元旦一天、國慶節和五一勞動節一天，加起來一年不超過10天假。
最后，那時，一切的農副業生產經營活動，均被當成資本主義的尾巴，不斷地被禁止和割除。農產品的價格只有現在價格的15左右。一般生產隊和農民社員想要從事任何工商業活動，基本上沒有可能。當然，農民更不能進城去打工。
　　表一、家庭承包制前農村生產隊的勞動力使用分布
興修農田水利30
各類脫產勞動力8
各類群眾大會4
節假日3
從事農業生產55
　　以我所在的生產隊為例，

        表一概括了家庭承包制前農村生產隊的勞動力使用分布。總體上說，一年中農民只有近50％的時間實際用于為自己帶來收入的農業生產，另外50％的時間則基用于不為自己帶來收入的“一大二公”勞動。或者說，只有約50％的農民真正從事帶來收入的農業生產勞動，另外的50％的農民則從事不能帶來任何收入的非生產性勞動。并且，當時的生產價格非常低廉。
　　二、家庭承包制后農民的收入怎么翻了15－20倍之多？
　　實行聯產承包制后，一家一戶進行生產，農民不再自己負擔秋冬季水利建設，脫產人員大幅減少，政治性的非生產活動基本取消。這樣，農民的勞動基本上100％都是能直接帶來收入的生產性勞動。與此同時，農民的積極性自然得到了根本性激發與提高。更重要地，就我曾所在的生產隊而言，廣開了收入門路。
其一，新的農業技術，大幅地提高了生產力。我所在生產隊以種水稻為主。雜交水稻技術的推廣，幾乎使每畝單產翻了一倍。當然，其它農產品的生產率沒有水稻提高個這么多。
　　其二，各類農產品的價格，自1978年以來，由于提價和通貨膨脹等因素，總指數上升了7倍左右。1978時農民人均收入為125元左右，只因為價格的因素，現在就能達到900元左右。
　　其三，農民被允許從事各類副業，從事工商經營，尤其大量的農民到城里打工。這些收入，平均而言，已經占到農民人均收入的40％左右。
　　表二、家庭承包制后農民人均收入的主要來源分布
　　　家庭承包制前6
　　　農技應用與農產品提價14
　　　農產品提價40
　　　農副業收入15
　　　工商經營收入5
　　　進城打工收入25
　　總起來說，實行家庭承包制后，農民將在公社集體經濟時期不產生收入的40％－50％的勞動力投入副業和工商經營，或者進城打工，獲得占人均收入40％－50％的非農業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農業技術的應用，主要由于農產品價格的上升，農民收入隨著提高了7－10倍。
　　三、理性評估家庭承包制過去二十年來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
　　從家庭承包制的實施開始，或者說隨著家庭承包制的逐步推廣，一系列或以家庭承包制內容的名義、或乘家庭承包制東風的各種舉措紛紛出現。例如，農產品價格的多倍上升，允許從事農業以外的任何副業或工商業，允許農民進城打工，主要由政府負擔大型水利建設等等。應該明確的是，現在討論是否改革家庭承包制，只是討論改革作為土地經營方式或土地經營制度的家庭承包制本身，并不意味著改掉由家庭承包制引致的這一系列舉措。這些舉措是否應該繼續下去，是應該分別討論的問題。
　　如果僅僅評判家庭承包制作為經營方式本身的作用，就必須在其它條件一定或相等的情況下進行比較，或者說，應該把其它的非由家庭承包制所引致的效應除去不計。具體地說，在評價家庭承包制本身（我們是說家庭承包制本身）對農民收入增加的貢獻時，比較求真求實的提法是：如果沒有新的農業技術的應用，如果沒有農產品價格近7倍的上升，如果仍然不允許從事農業以外的任何副業或工商業，如果不允許農民進城打工，僅僅只是把集體生產改為個體生產，農民的收入會提高多少呢？或者反過來說，如果有水稻雜交技術的應用，如果農產品價格上升近十倍，如果允許從事農業以外的任何副業或工商業，如果允許農民進城打工，如果負擔并用至少30％的年勞動時間興修農田水利，即使仍然是集體生產，農民現在的收入會是多少呢？
　　從上面的分析不難看出，農民收入從其1978年后上升10－20倍左右，主要得益于因家庭承包制所引致的一些其它的改革，并非來自最為農業經營方式或土地經營制度的家庭承包制。
　　當然，經濟學者最忌諱的就是以偏概全，更何況我這里所列舉的數字，主要只憑我對當年生產隊情況的記憶和我現在通過各種談話所得到的信息，加以整理而成。即使做為一個麻雀或典型，其準確度也尚需要進一步調查，更不用說將其擴廣成全國的一般性結論。但是，盡管如此，我想還是有它的一定程度上的一般性。而且，希望國內有人能夠在這方面做些扎實調查研究，并求真務實地發表出來。
　　四、家庭承包制的歷史作用已經完成，必須代之以新的土地制度
　　中國幾千年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除了不斷地產生出朝代的更替，并沒有帶來生產力的任何顯著的發展。國際上任何一個現代化的富強的經濟體，沒有一個不是以工業化大生產代替小農經濟而形成的。
　　正是因為認識到小農經濟的發展局限。我們才有建國后前三十年的集體經濟試驗。我們企圖通過農民集體經濟的途徑，從小農經濟走向農業的現代化。但是，“一大二公”、產權不清、忽視個人私有與限制市場經濟的做法，使我們的集體經濟試驗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所謂家庭承包制，事實上是在某種程度上回復到傳統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這種方式，摒棄了當年公社集體經濟制對個人私有事實存在的漠視，充分地正視個人私有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存在的事實，所以一時表現出比公社集體經濟的巨大優越性。
　　但是，從長遠來看，小農經濟畢竟是小農經濟，無論就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力量而言，還是就容納生產力發展的高度而言，小農經濟都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早在建國前，我國小農經濟已經達到了無法再容納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極限。讓小農經濟自己揚棄自己，或者說，希望從小農經濟中自發地發展出現代化經濟，不說完全沒有可能，至少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和費時的。事實上，自康熙以來的這么幾百年間，我國的小農經濟就沒有能自發地發展出現代化經濟。所以，依托于小農經濟的家庭承包制，并不那么符合現代化市場經濟，也無法幫助我國實現從半傳統農業社會向全面工業社會的轉變。
　　總之，盡管正是由于家庭承包制的實行，才導致后續的系列農業改革舉措，才有農民收入自1978年以來10－20倍增長。但是，作為一種土地經營制度和農業經營方式，家庭承包制本身并非1978以來農民收入增長的根本因素。
　　所以，家庭承包制的歷史作用已經完成，必須代之以新的土地制度。這個新的農村土地制度就是：農田國有、農戶永用、市場流轉。

        表一概括了家庭承包制前農村生產隊的勞動力使用分布。總體上說，一年中農民只有近50％的時間實際用于為自己帶來收入的農業生產，另外50％的時間則基用于不為自己帶來收入的“一大二公”勞動。或者說，只有約50％的農民真正從事帶來收入的農業生產勞動，另外的50％的農民則從事不能帶來任何收入的非生產性勞動。并且，當時的生產價格非常低廉。
　　二、家庭承包制后農民的收入怎么翻了15－20倍之多？
　　實行聯產承包制后，一家一戶進行生產，農民不再自己負擔秋冬季水利建設，脫產人員大幅減少，政治性的非生產活動基本取消。這樣，農民的勞動基本上100％都是能直接帶來收入的生產性勞動。與此同時，農民的積極性自然得到了根本性激發與提高。更重要地，就我曾所在的生產隊而言，廣開了收入門路。
其一，新的農業技術，大幅地提高了生產力。我所在生產隊以種水稻為主。雜交水稻技術的推廣，幾乎使每畝單產翻了一倍。當然，其它農產品的生產率沒有水稻提高個這么多。
　　其二，各類農產品的價格，自1978年以來，由于提價和通貨膨脹等因素，總指數上升了7倍左右。1978時農民人均收入為125元左右，只因為價格的因素，現在就能達到900元左右。
　　其三，農民被允許從事各類副業，從事工商經營，尤其大量的農民到城里打工。這些收入，平均而言，已經占到農民人均收入的40％左右。
　　表二、家庭承包制后農民人均收入的主要來源分布
　　　家庭承包制前6
　　　農技應用與農產品提價14
　　　農產品提價40
　　　農副業收入15
　　　工商經營收入5
　　　進城打工收入25
　　總起來說，實行家庭承包制后，農民將在公社集體經濟時期不產生收入的40％－50％的勞動力投入副業和工商經營，或者進城打工，獲得占人均收入40％－50％的非農業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農業技術的應用，主要由于農產品價格的上升，農民收入隨著提高了7－10倍。
　　三、理性評估家庭承包制過去二十年來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
　　從家庭承包制的實施開始，或者說隨著家庭承包制的逐步推廣，一系列或以家庭承包制內容的名義、或乘家庭承包制東風的各種舉措紛紛出現。例如，農產品價格的多倍上升，允許從事農業以外的任何副業或工商業，允許農民進城打工，主要由政府負擔大型水利建設等等。應該明確的是，現在討論是否改革家庭承包制，只是討論改革作為土地經營方式或土地經營制度的家庭承包制本身，并不意味著改掉由家庭承包制引致的這一系列舉措。這些舉措是否應該繼續下去，是應該分別討論的問題。
　　如果僅僅評判家庭承包制作為經營方式本身的作用，就必須在其它條件一定或相等的情況下進行比較，或者說，應該把其它的非由家庭承包制所引致的效應除去不計。具體地說，在評價家庭承包制本身（我們是說家庭承包制本身）對農民收入增加的貢獻時，比較求真求實的提法是：如果沒有新的農業技術的應用，如果沒有農產品價格近7倍的上升，如果仍然不允許從事農業以外的任何副業或工商業，如果不允許農民進城打工，僅僅只是把集體生產改為個體生產，農民的收入會提高多少呢？或者反過來說，如果有水稻雜交技術的應用，如果農產品價格上升近十倍，如果允許從事農業以外的任何副業或工商業，如果允許農民進城打工，如果負擔并用至少30％的年勞動時間興修農田水利，即使仍然是集體生產，農民現在的收入會是多少呢？
　　從上面的分析不難看出，農民收入從其1978年后上升10－20倍左右，主要得益于因家庭承包制所引致的一些其它的改革，并非來自最為農業經營方式或土地經營制度的家庭承包制。
　　當然，經濟學者最忌諱的就是以偏概全，更何況我這里所列舉的數字，主要只憑我對當年生產隊情況的記憶和我現在通過各種談話所得到的信息，加以整理而成。即使做為一個麻雀或典型，其準確度也尚需要進一步調查，更不用說將其擴廣成全國的一般性結論。但是，盡管如此，我想還是有它的一定程度上的一般性。而且，希望國內有人能夠在這方面做些扎實調查研究，并求真務實地發表出來。
　　四、家庭承包制的歷史作用已經完成，必須代之以新的土地制度
　　中國幾千年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除了不斷地產生出朝代的更替，并沒有帶來生產力的任何顯著的發展。國際上任何一個現代化的富強的經濟體，沒有一個不是以工業化大生產代替小農經濟而形成的。
　　正是因為認識到小農經濟的發展局限。我們才有建國后前三十年的集體經濟試驗。我們企圖通過農民集體經濟的途徑，從小農經濟走向農業的現代化。但是，“一大二公”、產權不清、忽視個人私有與限制市場經濟的做法，使我們的集體經濟試驗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所謂家庭承包制，事實上是在某種程度上回復到傳統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這種方式，摒棄了當年公社集體經濟制對個人私有事實存在的漠視，充分地正視個人私有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存在的事實，所以一時表現出比公社集體經濟的巨大優越性。
　　但是，從長遠來看，小農經濟畢竟是小農經濟，無論就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力量而言，還是就容納生產力發展的高度而言，小農經濟都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早在建國前，我國小農經濟已經達到了無法再容納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極限。讓小農經濟自己揚棄自己，或者說，希望從小農經濟中自發地發展出現代化經濟，不說完全沒有可能，至少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和費時的。事實上，自康熙以來的這么幾百年間，我國的小農經濟就沒有能自發地發展出現代化經濟。所以，依托于小農經濟的家庭承包制，并不那么符合現代化市場經濟，也無法幫助我國實現從半傳統農業社會向全面工業社會的轉變。
　　總之，盡管正是由于家庭承包制的實行，才導致后續的系列農業改革舉措，才有農民收入自1978年以來10－20倍增長。但是，作為一種土地經營制度和農業經營方式，家庭承包制本身并非1978以來農民收入增長的根本因素。
　　所以，家庭承包制的歷史作用已經完成，必須代之以新的土地制度。這個新的農村土地制度就是：農田國有、農戶永用、市場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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