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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傳統十論》有感
讀《傳統十論》有感
羅啟偉
近日，拜讀了秦暉老師著作的《傳統十論》，打開了我看待中國歷史的一扇窗。因為對歷史不夠了解，也從來沒有深入考慮過這些問題，看了之后特別有啟發。
綜觀全書，秦暉主要論述了以下十個問題：中華帝國的基層控制、土地兼并問題、“大共同體本位”、公益組織、“西儒會融”和“法道互補”、“窮”和“達”、評“西方中心論”、公社、馬克思主義的農民理論、平等概念的變化，等等。從這些問題中可以看出，秦暉確實是在論“傳統”，但“傳統”的史學觀點卻沒有束縛住秦暉的頭腦，他的很多觀點對我來說，是原創性的和顛覆性的。讀罷，掩卷沉思，以下兩個方面內容引起了我的思考。
一、中國古代政治的統治內核是什么？
傳統觀點認為，中國古代的國家權力只設置到縣一級，縣以下的鄉村社會屬于“鄉紳自治”，即所謂的“國權不下縣”，完整地概括是：“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但作者通過對走馬樓吳簡的實證研究，發現這種觀點是靠不住的。作者的結論是中國古代的鄉村社會并不是儒家理想中的倫理自治，而是國家政權一統到底。那么，國家政權靠什么對縣以下的鄉村進行統治的呢？靠“鄉吏”！在鄉吏的管理下，國家政權可謂無往不在、無遠弗屆。那么，中國古代的鄉村社會究竟是儒家理想的鄉紳自治呢？還是國家政權“一竿子捅到底”呢？這當然是一個可以爭論的問題。我的興趣不在這兒，我感興趣的是：在中國古代，究竟是誰在真實地統治著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呢？
明代的一位理學先生陳幾亭有個觀點，認為天下的治亂的根本系于紹興。因為中央政府部門的胥吏全是紹興人，而胥吏變好了，天下就大治，所以紹興是天下治亂的根本。秦統一天下之后，中國逐漸從貴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但“官僚政治”只是理論上的一個概念，根據錢穆先生的觀點，天下的治亂的關鍵不在“官”，而在“吏”。余英時也認為，中國古代的胥吏制度是傳統官僚制度底層的一個極大漏洞。這些胥吏（尤其是縣級的胥吏）和社會上的特殊勢力（如豪強）最容易勾結在一起，官僚制度的客觀性因此遭到很嚴重的破壞。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就是因為中國古代政治統治的核心不是“官”而是“吏”，正如秦暉所言，古代的中國縣以下雖然不設“官”，但“鄉吏”仍然代表政府統治到農村的最基層。因此，“吏治”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中國古代政治的好壞。
二、中國古代政治統治的思想內核是什么？
我認為，在組成這本書的十篇論文中，秦暉寫的最好的是《西儒會融，解構“法道互補”》，在這篇論文中，秦暉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作了深刻的分析，精辟地揭示了中國古代政治統治的精神和思想內核。同時，他的很多說法也讓我有茅塞頓開、恍然大悟之感。
過去我們常說中國古代專制統治的思想基礎是“外儒內法”，這當然沒有錯，表面上，統治者強調用儒家來教化百姓，但骨子里卻實行的是法家那一套：即說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講的是性善論，行的是性惡論；說的是四維八德，玩的是“法、術、勢”；紙上的倫理中心主義，行為中的權力中心主義。但秦暉認為這還不夠，在中國古代的統治思想中，道家的地位在哪里呢？過去我們的認識是，道家思想一般盛行在一個新朝代的統治初期，因為經過戰亂，經濟凋敝，百廢待興，而正好道家主張無為而治，這就為統治者休養生息的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當經濟恢復，國力強盛之后，這種無為而治的主張便不能適應大一統的需要，于是，道家學說便自然被拋棄。其實這是一種極其膚淺的認識，秦暉認為，中國的政治理論，是“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補”。比如，法家指鹿為馬，儒家說此非馬，則被坑矣；說此馬也，則非儒也。而莊子說：馬亦鹿，鹿亦馬也，“萬物齊一”，沒什么區別。所以，指鹿為鹿，儒也；指鹿為馬，則大儒也，超越俗見，是為“真人”、“圣人”。莊周的哲學正好證明了什么叫“高尚的無恥”。而這種思想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生存方式產生了深遠的惡劣影響。因為堅持原則、說真話是要受到懲罰的，所以，不僅精英階層諳熟“難得糊涂”，而且大眾長期受到“奸臣害忠良”、“好人沒好報”的啟蒙和教育，則懂得了“識時務者為俊杰”、“成者王侯敗者寇”的道理，學會了“明哲保身”。于是，中國人越來越“聰明”，“糊涂”者越來越少。于是，老莊的“逍遙”之道、犬儒主義和所謂的“圓融通透”的行為方式便大行其道，和儒家的道德說教和正直之道形成鮮明對比，而道家這樣的行為方式和生存理念恰恰是專制統治最歡迎和最需要的！因此，可以說：幾千年來，大多數中國人行事和生存的指導原則是道家提供的，而這樣的原則則是專制統治的“內法”的必然結果。法家的強權哲學和道家的犬儒哲學（實用主義）相結合，這才是幾千年來中國古代統治思想的內核。
由此可見，我們過去對道家的理解多么膚淺，僅僅知道道家的“無為而治”是多么的表面化。錢鐘書在《管錐編》中對道家學說也進行了簡短但深刻的批判，也強調了“法道互補”或“法道一體”的觀點。
管理一個社會是如此，那么管理一個企業呢？咱們企業管理的思想內核又是什么？是不是也需要法家的強權哲學和道家的實用主義相結合？以史為鏡，值得我們借鑒和研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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