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落腳城市》有感：城市與農村之間

讀《落腳城市》有感：城市與農村之間

　　城市與農村之間

　　——讀《落腳城市》有感

　　莊  Russellliang

　　"未來的后人對于21世紀最鮮明的記憶，除了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終階段的大遷徙，徹底從鄉間的農業生活移入城市。到了本世紀末，人類將成為一個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種。這項運動涵蓋的移入城市的農業人口，多達二三十億，約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所有人都不免受到影響。"道格？桑德斯在他的新書《落腳城市》中開宗明義地給出了他對未來世界人口分布的判斷。

　　記者出身的桑德斯敏銳地覺察到了這一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本書的寫作緣起于他對《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的作者雅各布斯的采訪。此后他便萌生了撰寫一部記錄人口遷徙，尤其是農村到城市人口遷徙的著作的想法。為此，從2007年開始，作者進行了一場全球之旅，從歐洲出發，到印度次大陸、中國、美洲和澳大利亞，深入包括肯尼亞和里約熱內盧在內的底層平民生活區，通過實地觀察和訪談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

　　本書的核心概念是落腳城市（Arrival City），即農村居民前往城市后，最初落腳并聚集的地方。它直觀地表現了鄉村移民遷徙、到達、開始新生活的一系列變動。來這里的人大多是理性的，對他們來說，這里雖然骯臟、擁擠、生活困苦，而且他們經常把子女和老人留在鄉下，但他們只要在這里撐過幾個月，就會決定留下來長期奮斗，因為他們認為在這里比呆在農村更有希望。落腳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作為他們遷徙過程的落腳。這里不只是供人居住、工作、睡覺、吃飯、購物，而是具有社會最重要的過渡功能的地點：在這里，除了最基本的生存之外，其他各種重要活動的目的都在于把這些村民乃至整座村莊都帶進都市的世界，帶進社會與經濟生活的核心，讓他們得以接受教育和適應文化，融入主流社會，享有長久的繁榮生活。另一方面，這里也存在各種不確定和可能存在的風險，或許有一天，這里成為都市的一部分，不然的話，就是在奮發向上的路途中敗下陣來，陷入貧窮的深淵，或是遭到摧毀拆除。作者不贊成以前某些活動家、觀察家將這里貼上封閉、僵化和毒瘤這樣的標簽，在作者看來落腳城市是鄉村流動人口晉升城市中產階級的跳板，是一個流動不息的中轉站。一方面，落腳城市與來源地鄉村保持長久而緊密的關系，人員、金錢與知識的往返流通不曾止息，從而使下一波的村民遷徙活動得以發生，也讓村里的老年人得以照顧、年輕人得以受教育、村莊本身也得以擁有建設發展所需的資金。另一個方面，落腳城市也與既有城市具有重要而深切的聯系：其政治體制、商業關系、社會網絡與買賣等一個個的立足點，目的在于讓來自鄉村的新近人口能夠在主流社會的邊緣站定腳步，不論這樣的立足有多么的艱難。

　　作者以"落腳城市"這一概念為主線，在本書中分10章，講述了五大洲15個國家（中國、印度、孟加拉、肯尼亞、巴西、美國、波蘭、法國、英國、加拿大、土耳其、伊朗、委內瑞拉、西班牙、荷蘭）28個落腳城市的情況，討論了落腳城市的房產所有權問題、鄉村移民的公民身份問題、落腳城市的轉型問題等，以及在落腳城市發展過程中各方面力量的消長和介入對落腳城市嬗變起到的作用。

　　一、城市化的動力

　　斯塔夫阿艾諾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將1500年看做是歐洲近代史的開端，1500年之后，隨著新航路的開辟，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系更加緊密，新舊大陸之間，東西方之間的人員、金錢、物品往來與日俱增。海外貿易市場的擴大，促進了歐洲主要是西歐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部分產業的發展，比如英國的紡織業。在英、法、德、意等國家內部的城鄉之間出現了收入的差距，再加上農業相關技術的提高，農村地區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為了謀取更好的生計，大量的農民前往工業聚集的城鎮做工掙錢。在當時，法國的巴黎，英國的倫敦的邊緣地帶或者勞動力需求量大的工廠聚居區往往往往成為鄉村移民的落腳點。

　　1879年，十四歲的女孩珍？布維爾心中滿懷著鄉下移民對城市的期待，加入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龐大的一股由鄉下涌向城市的移民大潮，在西方世界長達一百二十五年的轉變過程中，她正在這高峰之際來到巴黎。當時的巴黎在雨果、巴爾扎克等人的描寫下，已經成為一般人心目中骯臟、墮落、兇殺與破敗的代名詞，不過，珍卻看出了這個地區的真正本質：數百萬人的棲身處，因為他們在這里找到了比毫無希望的鄉村稍微好一點點的生活環境，于是暫時呆在這里，找尋著在都市里永久定居的機會。珍找到工作之后，她和同時代的其他移民一樣，對自己的收入與支出精打細算，一面儲蓄，一面寄錢回家，并不時留意能夠改善自身境況的機會。如同歐洲大多數的落腳城市居民，珍也永遠不會返回鄉村，頂多只是回去短暫探訪。珍？布維爾雖然不回鄉村，卻得以借著分期付款買了一張床，并且靠著嚴格的預算控制與自律買了一間屬于自己的房子，遠離落腳城市，鄰近于中產階級。珍的生活雖然過得不快樂，但其遷徙活動充滿了希望，(m.baimashangsha.com)即是這一過程花了她數十年的時間。

　　"希望"是什么？道格在書中并沒有展開討論，有學者觀察了研究鄉下人進城時發現，至少有以下三大動力：第一個因素當然是收入，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收入越大，其動力越強；第二種動力則源于人們對未來生活的預期以及對生活方式的選擇，其背后隱藏的信息是農民漸漸對土地失去了信心；第三種動力是鄉村移民對后代所抱有的期望。由于城鄉教育水平差距懸殊，為了孩子能夠獲得較好的教育條件，讓他們的后代"不再當農民".可以說在當下的中國，孩子的未來甚至成了他們進城和努力生存下去的主要動力。在"希望"的驅使下，二戰以后，在全球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驟然興起了巨大的人口遷徙大潮。

　　落腳城市在夾縫中掙扎

　　人口由鄉村向城市的流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緩慢過程，從人口的小移動到大遷徙，是每一個落腳城市最初都要經歷的過程。通常，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主要是男性會率先流入城市尋找務工的機會，要在城市中務工總要有一個居住的地方，這是每一個進城的人首先會遇到的難題。由于條件的限制，遷入城市的農民會選擇城郊一些房租低或者不太理想的地方租房或者自建房屋。比如安卡拉市鎮邊緣的谷地，巴西里熱約內盧的懸崖邊緣，甚至是德黑蘭邊緣一片不起眼的沙丘和肯尼亞內羅華的巨大垃圾山，重慶的六公里等。在這些一般人看來不適合居住的地方，進城農民在此建房、定居，開始在城市的打工生活。剛開始可能只是一個"拓荒者"在那里臨時搭建了一座簡陋的棚屋，后來隨著越來越多的人來這里聚集，一座居住類型的落腳城市便逐漸形成了。無論落腳城市的形成是基于自建還是租買，條件大都不好。由于財力有限或者政府對落腳城市的忽略和打壓，這樣的落腳城市顯然無法提供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而貧窮的農民要想在城市以較低的價格租買居所，唯一的辦法就是尋找那些賣相最差、城里人基本不屑一顧的房源。那里位置偏遠、交通不便或缺乏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又或者因為地理、氣候、衛生條件等而被當地居民視為無法居住的地方。在落腳城市內部，粗糙的房屋、陰暗的環境、潮濕的地面、擁擠不堪的道路也隨處可見。(本文來自于范-文-先-生-網)在這些落腳城市內，到處是亂丟的垃圾，各種"飛行廁所"和噪音也嚴重破壞了居民環境。除此之外，大部分的落腳城市還充斥著暴力活動等不安定因素。在西歐和美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了此起彼伏的工人運動和暴力性的政治運動，幫派斗爭、黑社會暴力、種族對抗、攜帶武器的毒販子等，在惡劣的居住環境中，落腳城市的居民還不得不承受著各種生存的威脅。而事實上，大多數落腳城市最初的確呈現出貧民窟的樣子。這樣的落腳城市最終命運只有兩個：一是徹底為真正的貧民窟，成為束縛人的封鎖社會。如十九世紀東倫敦那些惡名昭著的貧民窟，像貝斯納爾格林美一樣的地方，它專門收容那些被城市淘汰的人口，但同時也 從此把這些人困在其中。二是發展蛻變為一座完整的城市社區，被并入城市，成為城市真正的一部分。而能否實現這樣的命運，最終取決于落腳城市內居民的自我奮斗和政府的支持。

　　而事實上，政府對落腳城市的態度以及對支持的程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的生死。20世紀50年代的土耳其進入了發展的關鍵時期，土耳其總理曼德里斯推行改革終結了原有的農業體系，大力發展工業和基礎設施，這項改革極為成功，使得土耳其遠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更早開創了工業化進程，然而土耳其政府卻沒有為大批農民放棄土地而涌入城市追求更好生活的現象做好準備。當時總理曼德里斯采取了權宜做法：鼓勵他們自行尋求出路，允許他們自行建造棲身之所。這促使了伊斯坦布爾邊緣的落腳城市快速發展起來，蓋奇康就是其中之一。到了1970年代，政府官員與城市居民已對蓋奇康的發展深感恐懼，落腳城市與舊市區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向上晉升失敗而悲憤的落腳城市第二代青年越來越對政府的不公平政策產生不滿，左派與右派的激進團體以及各種宗教勢力趁機接納這些不安分子，落腳城市成為新舊勢力的主戰場，市郊的社會秩序又進一步崩潰，暴力活動不斷升級。1983年土耳其總理奧扎爾推行被稱為改善方案的改革，為了把伊斯坦布爾邊緣的落腳城市納入城市的管轄，并消除其中最不衛生或最簡陋的住宅，頒布了一項創新措施，它允許以三種方式改善混亂的貧民窟。首先，他們可以選擇保存的做法，讓既有的蓋奇康房屋都合法化，改善其硬件設施，再設置各種公共服務設施。第二種選擇是更新：以公寓大樓取代既有的住宅。第三個選項則是拆遷：把整個社區賣掉、夷為平地、再把土地轉賣給開發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蓋奇康的居民幾乎沒有人選擇保留自己的住宅。對于絕大多數的居民來說，把他們自己搭建的房屋改建為公務住宅，不僅可大幅提升房價，又可帶來持續不斷的租金收入。所以改善方案推行的出奇的順利，在改革實施之后，原有的落腳城市在一夜之間徹底改變，在政府得當的舉措下，原有的私搭亂建的落腳城市煥然一新，居民再也沒有對政府發動過激烈的抗爭。道格在書中調侃這里的激進分子道"你那些年為了馬克思主義奮斗的結果，就是自己也變成小資產階級的成員，而且還是可怕的收租階級".這些人原本是一群趁著夜色在市郊掘地建屋的非法居民，之后成為市郊的一股危險勢力，最后卻變成了土耳其主要經濟與政治階級的成員，改建之后的落腳城市也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落腳城市的死與生：我們的態度和選擇

　　正如道格所言，落腳城市的文化不盡然是鄉村也不盡然是城市，而是融合了兩者的元素—但經常是扭曲或怪誕丑陋的模樣，是一群志向遠大又深深缺乏安全感的農村移民迫切希望找到安全感的共同來源。落腳城市的生活總體上較農村上了一個臺階，不過落腳城市的生活也充滿很多不確定性，人際關系和社會支持的缺失而導致正常穩定的生活受到威脅。所以，在這里，人們會逐漸發展出融合不同元素卻又同時充滿保護性的新文化，因此，容易使落腳城市陷入封閉。當然，落腳城市也有它的建設性之處：它經常是創造新興中產階級、消除農村貧窮落后和社會不平等的關鍵因素，因為落腳城市總是連接著農村與城市兩端。

　　落腳城市也是一個充滿生機、活力與創造性的群體。來城市奮斗的農民在城市居民看來是低人一等的，但他們大都是農村集體中的精英分子。與大多數農民甚至市民相比，他們在城市的生活中具有更強的堅韌性、適應性和吃苦耐勞，愿意為改善自己和下一代的生活付出最大的努力。同樣他們在遭遇來自政府的不公正對待之后，更有可能被某些極端思想和組織所吸納，更有可能采取極端的措施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但在道格看來，落腳城市并不是保守主義、有組織的犯罪和暴力行為的天然溫床，一旦為落腳城市提供資源，并給予其成長發展的機會，落腳城市就會成為對抗這種偏激現象的天然力量。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相關數據，2011年中國居住在城鎮的人口比例達到51.27%,首次超過了居住在鄉村的人口比例。但是由于城鄉二元體制和戶籍制度的制約，我國的城市化發展水平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政府未能對進程務工并打算長久留在城市的農村移民提供合適的服務，對城市邊緣的"城中村"的不友好態度，這些都嚴重的挫傷了城市化動力最為強勁的農村精英。清華大學著名學者秦暉就深圳市在2008年之后出現的"用工荒"問題給出了解決之道："鼓勵貧民窟的發展，大城市存在這種地區一點都不可恥。恰恰相反，深圳和其他城市都應該主動允許廉價居住地區的存在，這樣一來，包括外來民工在內的低收入人群才能待在自己工作的城市。要保護這些人的權利，我們就應該尊重他們在指定區域內自行搭建住宅的自由，從而讓他們的生活達到改善".另外，政府還應為準備在城市長久定居的鄉村移民提供包括教育、醫療、公共衛生在內的基礎設施服務。

　　正如在《落腳城市》的封面上所寫的那樣："落腳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經濟與文化盛世的誕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暴力沖突的爆發地。究竟走上哪一條路，完全取決于我們自己。"中國將來的經濟轉型能否實現，城鎮化發展能否正常取決于政府的行動能否破除城鄉二元體制、戶籍制度等阻礙農民進城的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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