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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神話傳說在當代苗族女性文學中的影射
苗族神話傳說在當代苗族女性文學中的影射
作者/徐 利
一、苗族神話傳說的主要內容及特點
神話傳說作為人類童年時期所產生的一種文學形式，是“先民們不自覺的藝術創作”。神話傳說并不是對現實生活的科學反映，相反，正是因為遠古時代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低下，認識的手段有限，人們不能科學地解釋世界、自然現象和原始社會文化生活的起源與變化。所以人們才會在他們貧乏的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借助想象與幻想把自然力和客觀世界擬人化。這也就是為什么在許多民族的神話中都存在著大量的人首獸身或人身獸首的神的緣故了。
神話傳說是非信史時代的先民對歷史的藝術化敘述。我們不僅可以從神話故事中窺測出非信史時代先民們的生活狀況，更能感受到先民們在認識自己和自然的過程中所體現出的精神態度。苗族作為祖國大家庭中的一員，歷史悠久，苗族文學內容豐富，而且想象奇特，精神樂觀，苗族把這種智能敘說的散文稱為“Ghab niel ghot”“憶古根”——“神話”。
苗族的神話傳說可分為天地日月形成的神話、千種萬物的來源和人類起源的神話傳說、贊頌生產勞動的傳說等。其中天地日月形成的神話是苗族文學史上最古老的作品。這些詩歌由于出現的年代和產生地域的不同，有著各自的特點，但是它們卻有著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通過無意識的藝術加工，反映人對大自然的創造力，這些詩歌都有著豐富的藝術表現力和浪漫主義色彩。再就是贊美生產勞動的傳說，最后是千種萬物的來源和人類起源的神話傳說。
神話傳說往往表現了遠古人民對自然力的抗爭和提高人類自身能力的渴望。而在當代苗族女性作品中，苗族神話傳說最集中地體現在女性意識的重視和抗爭意識的影響上面。
二、苗族神話傳說中女性意識的重視在當代苗族女性作家小說作品中的體現
（一）苗族神話中女性意識的淵源
在苗族的神話傳說中，“蝴蝶媽媽”一說一直影響很大，在眾多的起源說之中也是唯一一個被肯定的。在這一歷史階段，男性相對于女性已經取得了絕對性的統治權，母系氏族社會已經解體了，女性自此喪失了統治地位，而男性在家庭、在社會中掌握了權柄，并且開始貶低、奴役女性，甚至將女性視為生孩子的簡單工具。苗族也毫不例外地經歷了這一社會轉折，苗族女性地位在以男權為主導的私有制社會中一落千丈。但是由于受到神話傳說的影響，在不少苗族人心目中仍然對于母性的地位有著一種很崇高的意識對待，這種意識一直蓄勢待發，在女性意識覺醒的新時期，一旦獲得機會便洶涌地萌生出來。
（二）神話傳說中女性意識的重視在作品中的體現
如果說在父系社會興起的時間里面，由于在社會生活中男性地位的顯著提高，女性的意識只能選擇沉默，那么在當代，由于社會生產力的解放，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使要求男女平等、反對封建倫理綱常的反抗思想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加上教育的發展所帶來的少數民族地區女性知識的進步和普及，使得苗族女性開始追求獨立、自主的社會地位，女性意識開始了普遍意義上的覺醒，特別是對于母性的呼喚日益增強。
如賀曉彤的《父親的笑臉》，在賀曉彤的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母親”這個形象在大家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小時候每個女孩都巴望著能在過家家的游戲中扮演母親這個角色，但并非易事，而“我”為了能當上一回“母親”也開始了不懈的努力。雖然這篇文章寫的是父親，但是在賀曉彤的潛意識當中，我們能看出當時神話傳說中關于母性的影響還是留下了痕跡。對母親的尊重這種代代相傳、根深蒂固的習俗同樣的在文鳳的《母親的紡織》當中有所體現，文中除了反映作者自己對于母親的那份深厚的感情之外，也反映出當時社會對于母性的重視。甚至從母親那還得知苗族婦女的百褶裙上展現了苗族的祖先住在哪里，從什么地方遷來，是順山脊遷還是沿河谷走，是逆江而上還是順江而下。在《父親的神話》一文當中，也寫到父親是到母親這兒來上門的，作為家中的女子，母親無疑是嬌貴的，地位是高于父親的。
除了對于母性地位的重視，對于女性意識的重視也是當代苗族女性作家作品中的一大特點。例如石繼麗的小說《清清的五溪水》反映了當時女性意識已經開始從逆來順受、服從男權到有了自己的主體意識，但女性意識的覺醒尚處于萌芽階段，并沒完全醒悟過來。這個階段是模糊的探索階段，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總是流露出嘗試性的突破。
另一方面，從“五四”運動之后，批判傳統倫理道德，要求打破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束縛、實現男女平等成為普遍的社會愿望和發展趨勢。苗族女作家正是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開始沖破家庭束縛，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在作品中表現追求平等的思想也成為她們所選擇的一個重要形式。而作家們在文學中第一個要表達的就是對受壓迫女性的同情和關懷，因此反對封建禮教對人身的壓迫和束縛逐步成為當時女性文學創作的一大主題。苗族女性作家也就是在這一階段之后跳出了封建思想的局限性，開始進行大膽而深入的探索，如楊彥華的中篇小說《女神之死》。作為另類文化寫真的代表作，當代小說《女神之死》，運用超現實的表現手法，借助幻想、夢境、仙化等藝術手法，充分地發揮想象力，大膽地描繪遠古苗族的發展史，并且編織帶有悲劇意味的愛情故事，用現代人的另類思維方式開始解讀苗家的文化內涵，使得《女神之死》兼備了古典和現代、歷史和傳統的多重特質，而作者同時將自己對于生命、愛情的體驗埋藏在對故事的闡述和解讀之中。這樣，既避免了刻意的套用，又充分地表現了作家的女性意識。同時，作家將喜劇構架在悲劇的歷史框架之下，這學習了西方的傳統創作風格，在嬉笑怒罵之中表現了歷史的悲愴，把現實主義精神寄寓在歷史的大背景之中，突破了以往女性溫馴的形象，更多地體現出來的是一種人性的暴露，一種束縛的突破，就連母親的形象也得到了大大的改變，摒棄單一，更具復雜性和神秘性。
三、苗族神話傳說中抗爭意識在當代苗族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影射
苗族的古代社會，為束縛和桎梏男女婚姻自由，最初禁止氏族內婚制，后來出現了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為準的封建婚姻。同時，苗族的古代社會在婚姻上還有濃厚的舅權制，即長女必須嫁回舅家，如果誰不遵從這種制度，就要付給舅家大量的賠償金——“舅爹錢”，但為了爭取婚姻自由，實現美好的幸福理想，抗擊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曾站起來勇敢地斗爭。就是在這種基礎上產生了苗族古代的愛情傳說，例如《仰阿莎》以神話般浪漫的故事和優美的語言，歌頌了自由美好的愛情，激發出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希望與憧憬，反抗不幸福的婚姻帶給人的桎梏和壓抑，它描繪了男女青年追求自由戀愛的過程以及他們對美好愛情的憧憬和向往，特別是在苗族女性作家作品中更多的是關于愛情自由和自身命運的抗爭。
例如賀曉彤的短篇小說《哥哥，我錯了》，小說描寫了一個動人的故事，小說中的哥哥突破了愛情的束縛，最后和深愛的姑娘走到了一起，這是追求愛情自由的表現，而作為妹妹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最后在那份自由的愛情之中感受到幸福，這也是當代女性對于愛情和婚姻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再如丘陵的短篇小說《靜靜地密改朵》，瑪秀和咪六的相愛，直接而坦白的“初戀歌”，雖然在苗族有山歌定情的風俗，但是在文學作品中如此大膽表露的卻還是少數。特別是后面的試探歌，這種幾乎直面式的表白在現在或者是在開放地區都是不足為奇的，但是在當時，關于女性對愛欲的直接表現和宣泄卻少之又少。于是，這樣的作品就充分表現與發揮了女性意識的覺醒對于舊社會、舊制度的沖擊，把斗爭的矛頭直指封建主義對于女性自由意識的壓迫。
并且，女性作家在表現女性意識追求的同時，對于女性的身體體驗的多元化也展開了關注。她們的作品中并不回避女性對于兩性關系的體驗和向往，她們覺得，要想創作出真正的女性文學，要想謀得女性全身心的解放，就不能忽略對女性身體和需求的重視。
總而言之，隨著時代的進步，苗族女性作家的創作意識更加進步和深入，呈現多元化、深入化的趨勢，特別是對于女性意識的解放方面，有了自己的特色，開始走出過去的種種束縛。在不斷接受外來文化沖擊的同時，我們也會看到傳統民族文化對其創作的影響依舊存在，苗族神話傳說雖然很多都是沒有科學的理論依據，但作為一個民族的精神支柱，它的傳統性和進步性都顯現在當代苗族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特別是其對于女性意識的重視性和對愛情婚姻追求自由的抗爭性更是影響著每一個苗族女性作家的作品創作。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影響不是單方面的，而是積極與消極并存，具有復雜性的，這需要我們辯證地去對待。也正是因為苗族神話傳說特有的傳統性和抗爭性，當代苗族女性作家的作品往往具有無法忽視的光彩和文學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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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徐利（1990-），女，山西五臺人，中國礦業大學文學與法政學院漢語言2009-1班，本科，研究方向為少數民族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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