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位置：范文先生網>文史論文>社會學論文>黃玉順：“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義的兩大脫離

黃玉順：“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義的兩大脫離

時間：2023-02-27 09:36:49 社會學論文我要投稿

相關推薦

摘要　五四傳統的精神實質并不是表層的“民主與科學”，而是深層的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五四”自由主義既脫離當時的現實，又脫離中國的傳統。就其嚴重脫離傳統而言，中國自由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是截然不同的，這是他們迄今為止總是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西方自由主義乃是與其“二希”（古希臘、希伯萊）傳統對接的。中國文化傳統亦自有其自由精神，問題只是在于如何對這種自由精神傳統進行現代化轉換。

關鍵詞　五四；自由主義；自由；傳統；現實

“五四”思想文化運動是如此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的中國，以至直到今天、乃至可以預見的未來若干年，我們仍然不得不在它所劃定的思想文化格局內去思想、去行動。因此，“五四”是值得我們去反復咀嚼回味的。我們必須不斷地根據新的經驗，對它發出新的詢問。值此世紀之交，本文試對“五四”精神的本質及其缺陷作一番新的審視。1．“五四”的自由主義傳統

五四運動何以發生？什么是它的精神本質？什么是它的真精神、真傳統？對此，恐怕許多人會立即作出反應：“德先生”和“賽先生”──民主與科學。誠然，五四運動的基本精神中包括民主與科學，對此，早在1919年春，這場運動的精神領袖陳獨秀在他那篇著名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便已“布告天下”：

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這篇“答辯”確然給人以強烈的印象：《新青年》、進而整個五四運動，其宗旨不外乎民主與科學。八十多年來，“民主與科學”一直被作為五四運動的當然代碼。然而人們往往只看到了五四運動的工具層面的東西，而沒有看到它的目的層面的東西。其實不僅科學只是人類意志的一種工具，民主亦復如此。所以，我們不妨作進一步的追問：

五四運動為什么要高揚民主與科學？究竟是誰站在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背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再回頭去看看陳獨秀是怎么說的：“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你瞧，在陳獨秀心目中，引進民主與科學的目的，乃在于“救治中國”。原來如此。說到底，五四運動真正的精神動力，仍然是“救亡圖存”這個自近代以來的強大主題，換句話說，是民族主義。早在《新青年》創刊之初，陳獨秀便在《敬告青年》中寫道：

吾國之社會，其隆盛耶？抑將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陳腐朽敗之分子，一聽其天然之淘汰，……固有之人倫、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則驅吾民于二十世紀之世界以外，納之奴隸牛馬黑暗溝中而已，復何說哉！于此而言保守，誠不知為何項制度文物，可以適用生存于今世。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于削滅也。……國民而無世界智識，其國將何以圖存于世界之中？……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

這篇發刊詞一開始便已宣示了五四運動的精神基調，那就是民族主義。所謂“科學與人權并重”，便是后來所說的“民主與科學”，它們不是目的，而是“其國將何以圖存于世界之中”的手段。陳獨秀一生思想數變，而民族主義則是其一以貫之的精神。

不特陳獨秀，五四時期的思想精英們無不以民族主義精神為動力；而且不特五四時期，中國近代以來的所有思潮無不貫穿民族主義精神。林毓生曾指出：“中國接受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念，主要是以中國的民族主義為基礎的。”[1]這是頗有見地的。民族主義，這實在是理解中國近代、現代、當代歷史的一把鑰匙。這是有其深刻的世界歷史背景的：民族主義同時也是理解整個世界現代歷史的一大關鍵。一部現代世界史，可以說是一部民族國家競爭史，這里，一切政治意識形態都只不過扮演了一種“工具理性”的角色。

但是，五四運動的民族主義，較之中國近代以來其它各個時期，有其獨特的思想文化品格：在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背后，從民族主義到科學主義民主主義之間，還有一大精神中介：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是五四運動的又一大精神動力，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根本動力、一面精神旗幟。這種自由主義的要義在于：思想解放，人格獨立。或者更簡單地講，自由就是獨立自主。這種獨立自主，包括兩種主體：國民個體的獨立自主，這就是個性解放運動；民族群體的獨立自主，這就是民族解放運動。

讓我們來看看五四運動的兩大旗手陳獨秀和胡適的表述。在上文提到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陳獨秀“以供抉擇，謹陳六義”，其中第一義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倡言獨立自主、自由平等精神：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奴隸云者，古之昏弱對于強暴之橫奪，而失其自由權利者之稱也。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忍。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解放云者，脫離乎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

可以說，《敬告青年》實質是一篇中國自由主義的宣言。文中，他還稱引“德國大哲尼采別道德為二類：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謙遜而服從者曰奴隸道德。”在他看來，“法律上之平等人權，倫理上之獨立人格，學術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為歐美文明進化之根本原因。”[2]由此，他將人格自由問題訴諸倫理道德革命（《吾人最后之覺悟》），把個性的解放、自由獨立人格的建立，視為解決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問題的根本途徑。他把中西政治制度的精神文明基礎進行了一番比較：“儒者三綱之說，為吾倫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與階級制度極端相反。此東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嶺也。”于是，陳獨秀的結論是：“蓋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制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這就證明中國必須大力張揚自由主義。論文黃玉順：“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義的兩大脫離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D tvaNMO?#Ter:DzyUs)# O1.`#?R幼兒教育論文A)*v=*wBb38=$^kBe]Jkz

五四運動的自由主義思潮，胡適是另一位思想領袖。胡適留學美國，深受英美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他投入五四運動雖是從文學改良入手的，但在他的文學觀中所處處滲透的正是自由主義精神。以他那篇影響巨大的《文學改良芻議》的所謂“八不主義”來看，他是以文體的改革來作為個性解放的一種途徑，以使文學成為思想自由的表現手段。他說，文學應該有“高遠之思想”、“真摯之情感”；“不摹仿古人”，“不作古人的詩，而惟作我自己的詩”；“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形容描寫之”；“不用典”，“自己鑄造詞句以寫眼前之景，胸中之意”；“不講對仗”，以免“束縛人之自由”；“不避俗字俗語”，提倡白話文學。總之，就是要讓文學成為真情實感的自由表達。胡適后來又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把他的“八不主義”改作一種肯定的表述：“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么時代的人，說什么時代的話。”這些主張其實正是要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一種體現，要求獨立的思想，自主的表達。

胡適大力宣傳自由主義思想的一篇代表作，是發表在1918年6月《新青年》“易卜生專號”上的長文《易卜生主義》。文中，胡適指出：

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

由此可見，五四運動的精神本質乃是自由主義。

當五四時期的自由主義者把個人與社會對立起來時，這里的社會只是指的舊社會，即專制社會；至于新社會即民主社會，在他看來，則是與自由主義的個人本位原則完全一致的。“五四”自由主義者的信念是：為了保障個人自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而為了實現民族的振興，國家的富強，也必須實行民主，發展科學。這樣，民主以及科學，既是個人自由的手段，又是民族振興的手段。這就是五四運動大力倡導民主和科學的原因：作為自由主義者，他們為個人自由而要求民主與科學；作為民族主義者，他們為救亡圖存民族振興而要求民主與科學。

可見五四運動的精神動力既有自由主義、又有民族主義，當時的自由主義者們既是個體主義者，又是集體主義者。這是五四運動的一種突出的“精神現象”，很值得人們去深入分析。簡單說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五四時期民族主義集體主義的精神背景是民族文化，而自由主義個體主義的精神背景則主要是西學東漸。五四知識分子幾乎人皆具有雙重的文化背景，既從小受詩書禮樂的熏陶，后來又受歐風美雨的浸潤，于是形成了他們的那種雙重精神品格。這是從主觀方面來看的。從客觀方面來看，五四運動的雙重精神動力，來自當時面臨的雙重歷史任務，那就是人們對五四運動的歷史動因的另外一種概括：“反帝反封”。民族落伍，國家貧弱，軍伐割踞，民生凋敝，激發了反封的要求；外國侵略，列強欺凌，激發了反帝的要求。于是五四運動激烈地反封建、反列強。然而一個曾經長期為人們所忽略的問題是：“反帝”與“反封”之間存在著張力。反帝的歷史境遇需要的是民族主義、集體主義精神，這是當時三民主義的崛起、后來文化保守主義的抬頭、馬列主義的傳播之歷史依據；而反封的歷史境遇需要的則是民主主義、個體主義精神，這是自由主義之歷史依據。而當時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卻是這兩種矛盾傾向的復合體，也就是說，他們既是自由主義者，從而激烈地徹底地反封建反傳統，大肆鼓吹全盤西化；同時又是民族主義者，對西方列強心存疑慮戒備，并在內心深處潛藏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

【黃玉順：“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義的兩大脫離】相關文章：

超自由主義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