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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能力與三農問題
——和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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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老師：您好！
現在想和您探討有關執政能力的問題。執政能力是一個新概念。每一個新概念都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都是對特定歷史條件下某種客觀實現的反映。為什么在中國共產黨執政50多年后，產生了執政能力這個概念，或者說出現了執政能力的問題，確實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我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執政能力的本質到底是什么？執政能力的根源在哪里？ 一個政黨的執政能力有什么變化規律？雖然經常思考，但是有時卻感到很迷茫，想不清楚。我想就這方面的問題聽聽孔老師的看法。
謝謝！
梁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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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XX同學：你好！
“執政能力”確實是一個新課題，中央之所以要提出來，最根本的原因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同時，人們的觀念也在迅速發展，“威權政治”已經不適應當今社會，如果仍按原來的執政理念，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將受到挑戰。而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中國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也形成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政府官員腐敗問題、城市化和三農問題、貧富懸殊導致階層分化對立問題、財政金融問題、環境資源問題、人口與就業問題等等，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導致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和執政基礎已經出現問題。迫切要求執政黨徹底審視自身問題，否則，正如《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所說：“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2004-11-10 《解放軍報》第7版發表何志海的《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也不是一勞永逸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提到：“任何一個政黨或政權，一旦失去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必然垮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新形勢、新任務、新挑戰、新考驗，擺在執政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共產黨面前”。實質上是要求執政黨在執政能力方面如何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新挑戰、新考驗”。
對于種種問題，我有一篇2萬多字的文章里有詳細論說，但最近我在研究農村問題，其中農村土地問題中有三個問題需要我們去考慮，并作回復你提出的問題。
一是三農問題的形成的原因
建國初期，為了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封鎖和制裁，國家實行加速實現工業化的策略。而從世界工業化進程來看，工業化有三種方式，即產業自然成長型工業化、殖民輸入式工業化及政府高度介入工業化，但是在當時的國際國內態勢下，我國不可能采用產業自然成長型工業化模式和殖民輸入式工業化模式，只能通過政府高度介入工業化模式來實現，依靠的是政府強大的力量來配置資源，并以此來實施“趕超戰略”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而我國又不可能利用歷史上的兩種工業化籌資渠道，因此農業的剩余就必然成了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來源。在這種特定的環境下，制定和實施的戶籍制度和對農產品巨大的“剪刀差”政策，可以說是造成目前“三農”問題的起源。
從此以后，農村和農民就一直處于“二等公民的地位，農村和農民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再此被忽視，農村和農民的利益再次受重大剝削。
我在三農中國發表一篇文章《建國以來農村和農民遭受的兩次經濟掠奪》，是在搜集資料是隨便發表的，其資料如下：有文獻估計，在改革前的1950年－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大約取得了5100億元收入，同期農業稅收978億元，財政支農支出1577億元，政府實際提取農業剩余凈額為4500億元，農民平均每年的凈負擔是155億元。這是第一次剝削。第二次是：從1979年到1997年，國家從農村征收了2億7千萬畝土地，用于城區擴容、修路、建工廠和開發區，這筆土地以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買走，中間又被國家汲取了6-10萬億的“剪刀差”。 這些是有權威資料可查的。
但問題最大的是，中國經濟經過連續二十多年的快速發展，早已進入工業化的門檻，整體國力已大幅度提升，但農村卻好象一直還是處于被遺忘的角落。
二是法律法規問題
憲法規定：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用農村集體土地。但有關法律法規卻從未對所謂的“公共利益”做出明確界定，卻允許各地政府以“國家公共利益的需要”的名義，通過國家征地的方式強制性轉為國有土地，再由政府以劃撥批租方式轉讓使用權。難道國家的公共利益就不包括占最大多數人比例的農民？占大多數人比例的農民利益就不是國家公共利益？
而且對于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作為所有者主體農村集體卻沒有最終的處分權，例如不能自作用于非農用途并不能轉讓。必須要先通過國家征地的方式強制性轉為國有土地才能轉讓，國有土地與集體所有土地明顯是不平等，其所有權權限甚至小于只獲得國有土地使用權者（并非所有權），因為他們能將使用權抵押、出租、轉讓，但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卻不能，連農村的宅基地和房屋也不能與城鎮房屋那樣可以抵押。所以農村集體所有的“所有”并非是根本意義上的所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四種權能），也導致政府可以從中獲得權力租金——實質上是可以剝削農民土地所有權利益的租金。
另外被征用“價格”（征地補償費和安置費）也不能由所有者主體根據市場價格而定，因為《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已經給農民規定了“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三十倍”。農民有意見發生爭議也很難爭取利益不受損害，因為《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規定，“征地補償、安置爭議不影響征用土地方案的實施”。而政府則可以按“土地的城市建設用途的市值”把征得的土地批租出去。
這就是有一系列法律法規及政策所設計的“征地、補償、批租”制度，明顯使農村和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處于被動局面，是絕對不完整的所有權，不能有效保護農村和農民的利益，也為政府濫用“公眾利益”之名而損害農民利益在法理上大開方便之門。
三是對“三農”問題的關注問題
現在眾多學者專家在研究“三農”問題，提出各種解決方法方案，也有眾多人員在關注、在為農民發出聲音，這是好的現象。但是很少提到最根本的問題。
上面說到的法律法規的問題，但作為占大多數人比例的農民想要修改憲法和法律來爭取和維護他們的利益也是很難，因為權利在全國人大，而《選舉法》規定人大代表中農村居民代表所代表人數的比例是四比一，例如100個城鎮居民可以選一個代表。但農村居民卻是400個才能選一個代表。而實際上所謂的農民代表也有相當部分已經是得利群體如“資本家”等，他們已經“不代表”農民。也就是說，按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來分，屬于最大多數人的農民在人民代表大會這國家和各地最高權力機關里是里面是最少的。
所以，我認為，最根本的是擴大農民的政治參與程度，給予農民平等的參政議政的政治權利，從根本制度和體制上解決農民的身份歧視或社會地位問題。如果連這一條也做不到，說解決“三農”問題只不過是對農村和農民的“施舍”而已，因為一個社會中占最大多數的人群卻幾十年被剝削平等的政治權利，現在說要幫他們解決問題，這顯然是一個極大的悖論！更不符合一個現代社會的基本要求！是在世界上少見的！而且在法律上沒有保障的權利絕對不是權利，法律上有保障的權利通過沒有代表性的行政、執法機關執行也是不完整的權利。
因此中國的三農問題根本就是制度或體制問題，不改變這些農民永遠還是處于弱勢，這也是建國五十多年來農民一直處于二等公民待遇之根本，更是執政黨現在說提高執政能力和維持執政基礎的焦點之一，因為執政黨說他們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但占人口比例最大的農民的利益卻一直受損害，這使包括執政黨在內的人們懷疑其執政基礎的合法性。
當然，還有城市經濟改革形成的問題。如股份制改造、國有民營化和土地經營過程中，成了少數人吞噬國有資產的一場場盛宴。在一場場盛宴中，權利、資本、“知本”這些所謂“精英”們一起互相跳舞擁抱，并以改革代理人的角色一起搖旗吶喊，主導著中國改革的方向。卻吸取著大多數人的血汗，損害著大多數人的利益，演出了另全世界咋舌、另普通國民仇痛悲哀一幕幕腐敗大戲。
國有資產流失呈快速遞增態勢主要有以下幾種流失渠道：決策失誤導致流失；在破產中、改制中、中外合資合作中流失；由于經營不善、財政性蠶食造成流失以及無形資產、土地不入帳造成流失。特別是對國有資產低估或不進行評估就低價入股，對國有資產高值低估而賤賣；對原有低工資但有基本生活保障的職工推向社會，造成巨額的國有資產流向少數部分人，使少數部分人從改革中得到利益，也形成目前1400多萬的下崗工人，讓大多數人承擔承擔改革的成本。
這些問題也說明了權力和資本及部分知識精英正最大地獲得改革的利益，改革不能另大多數人能都獲得好處，只重視經濟的發展而忽視民生建設，只注重效率而缺少了公平，偏離了執政黨原來的改革方向，同樣影響到執政能力，也引起執政黨的高度重視。所以現在需要提出執政能力的概念，以及最近提出的“保持先進性教育”，均有同樣的原因。
一個現代社會，每一個執政黨都需要考慮自己本身的執政基礎和執政能力。中國社會發展到現在，也確實需要執政黨有穩固執政基礎，提高執政能力的，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
還有其它的問題這些以后再談，或在我上面所說的另一文章里再一起討論。
對于你提出的問題，提供下面的文章中你應該可以找到答案：
一、記者張宿堂、孫承斌：《<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誕生記 》 新華社“新華視點”。
二、何志海：《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放軍報第7版 2004-11-10。
最后要說明的是，以上只是我個人的看法，希望你有自己的觀點，自己分析問題，不要受別人的觀點所左右。
祝
學業有成
孔善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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