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的理由
有兩件事促使今天我寫下如下文字。
一件事是，我從一則材料上看到，據聯合組教科文組織一項統計：為保證發展中國家婦女正常的生育，需要投入120 億美元，而歐洲和美國的婦女每年花在購買香水上的錢為120 億美元；發展中國家每年需要投入90億美元的資金才能確保正常用水，而美國婦女每年在美容上的花費就高達80億美元；發展中國家解決溫飽問題需要130 億美元，而歐洲和美國每年為飼養寵物就要用掉170 億美元；花10億美元便可將全球瘧疾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一半，世界上已有110 萬人因此病而死亡，而1999年全世界為購買偉哥花掉了10億美元。從1975到1997年，總共發明出了1223種減肥和抑制食欲的藥品；而同期，只有13種治療瘧疾、血吸蟲病和其它導致發展中國家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熱帶病的新藥問世。盡管此前我已有關于世界貧富鴻溝的數據，但不及這次看到的數據更讓人觸目驚心。我在想，有沒有人用同樣的內容來展現一下中國的貧富鴻溝？
另一件事，有一位老先生在看過我的《窮人與富人的經濟學》后說，最近他的一次思考差點動搖了他長久以來的人道信念：他突然想到，窮人之所以窮，應該是有因緣的；而且這個社會如果沒有貧窮與富裕的差距，就沒有了發展的動力。
關于貧窮與富裕的差別是社會發展“動力說”，因為老先生是一位人文學者，他未必知道這一話題已經在經濟思想史上被爭論了無數遍。我也無法在一篇短文內將此線索再理一次。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涉及到這個話題，而且我已經說了，人類只要不改文明的思路，貧窮的存在將永遠維持下去。當然，我現在更不愿意反駁此說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今天的人類社會已經被動地鎖定在以少部分人富裕多數人貧窮為代價的軌道上，而要提出一個能使人類改變此境況的社會方案不是我的能力所及，按大經濟學家維克塞爾的忠告：倘若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努力想找尋某些改革方法而找不到的話，這樣的經濟學家就沒有資格說現在的結構應該改變。
我卻可以說說窮人為什么窮的經濟學解釋。除了政治經濟學中流行的“剝削說”外，經濟思想史上最流行的解釋還有三種：一種解釋認為，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懶惰。這種說法流行于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資本統治展開之時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不舍晝夜地在血淚工廠中干活，所以，配合此，一個流行的作法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傳統農民懶惰的斥責。對此，我在《我很“懶”，但我很快樂》一文中有論述。我要補充一點的是，盡管在我們許多學者中間，此說法仍然很有市場，但到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這種說法在歐美等國徹底沒有市場。羅素在其《社會改造原理》一書中就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如果將工人階級的窮歸咎為他們懶惰，連資本家自己都覺得這種理論可恥。
第二種解釋可稱之為“環境決定論”。因為今天的窮人大都生活在南方國家，而且據一些“人類學者”考察，北方國家的窮人如美國的黑人歐洲的亞洲人，也都根源于南方國家，所以，一些經濟學家與一些地理學家一起，炮制了“環境決定論”。他們說，富國位于溫帶，特別是北半球的溫帶；窮國則位于熱帶和亞熱帶。“把赤道南北兩三千里寬的地帶隔開，就會發現，這一地帶內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加爾布雷思）。熱帶地區炎熱的氣候至少有這樣幾方面的缺陷：一是炎熱的天氣使人工作與思考效率低，所以，熱帶地區的人沒有溫帶地區人的智慧與技術；其次是炎熱的氣候產生出許多熱帶流行病，而溫帶地區每年的冰凍期可以將病菌凍死，所以，熱帶地區人的體質不如溫帶；再次，熱帶地區的降雨非常沒有規律，導致要么是洪水泛濫，要么是沙漠連綿，天然條件也不如溫帶。正是地理環境作用的結果，北方國家成了智慧、美德、技術最集中的地方，富人自然都在北方；而南方卻成了智力低下、骯臟、愚昧的窮人的集散地。
地理環境決定論在十九世紀初歐美非常流行。有意思的是，其時也正好對應資本統治從歐美中心國家向外圍國家擴張，歐美拼命在南方國家開拓殖民地，進行奴隸交易。這種說法背后的種族歧視的味道今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也因此，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之后，由于人們對于將人群劃分為若干等級的作法的反感，地理環境決定論終于徹底失去了市場。而且使地理學跟著倒了霉。二次世紀大戰之后，包括美國哈佛、密歇根、芝加哥、哥倫比亞大學都因此取消了地理系，而且在做出取消決定時幾乎未遭到任何反對。經濟學家也不敢再散播此言論。而同樣有趣的是，在中國，不久前還有人撰文認為，是內陸文明使得中國人活該受窮，所以，中國人要明智，就要去投奔“海洋文明”云云。
在“懶惰論”與“地理環境決定論”破產之后，經濟學界又開始了其他解釋。其中，最有名的也許是芝加哥學派的“領頭雁”——弗蘭克·奈特。他曾是包括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的老師。他認為，一個人是窮人還是富人，主要決定于“出身、運氣和努力”，而且他著重指出，“這些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就是努力”。布坎南在其名著《公正比賽的規則：契約論者對分配正義的評論》一文中，對奈特的論述又做了擴展。他認為，一個人是窮人還是富人除了取決于奈特所講的三點之外，加上一個“選擇”，即個人對包括職業在內的生活道路的選擇。布坎南也認為，盡管“努力”而來的權利是最符合“公正”的價值，但在四種因素中也僅占最微不足道的份額。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出身于一個窮苦的家族，即使他再努力，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他仍然會窮。這也正應了約翰？斯圖爾特？穆勒那句話：這個世界上，往往是最窮的人在干最重最骯臟最苦的活，但他還是窮。
所以，那位老先生的話也許是對的：窮人之所以窮，的確是有因緣。但這種因緣卻不是自身的原因。尤其不能歸結為窮人的懶惰或愚昧。倒是有一點值得提醒，如果中國學者以及經濟學家們將窮人的窮還歸結為自身的理由，那么只要看看當年歐美流行這些看法是什么階段上，中國相對于歐美現在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發展階段，我們心中也就有數了。
正因為出身在決定一個人是窮還是富中占有太重要的位置，而這又最不符合“公正”與“正義”的價值，西方不少經濟與人文學者都主張取消財產繼承權，認為財產繼承權其實與中世紀政治上的貴族世襲制一樣罪惡。今天的西方社會盡管沒有取消財產繼承權，但卻對遺產征收很高的累進的遺產稅，不能不說是正朝此方向的一個努力。
還需要說說的是，無論奈特還是布坎南，應該說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但他們至少沒有對窮人的歧視，很難能可貴。更難能可貴的是，奈特由此懷疑自由競爭市場制度的公平性。在他舉出的四點懷疑理由中，第三點就是：“競爭性制度最主要的缺點是，它基本上是根據世襲權和運氣（努力只占很小比重）來分配收入。在競爭條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積�！保ㄞD引自施蒂格勒《經濟學家和說教者》第25頁）。而布坎南也認為，帶著“出身”進入市場比賽，“當這樣的參賽者以平等條件與相對較少有利條件而又必須參加這場比賽的人比賽時，我們尋常的‘公正’的概念似乎就被破壞了”。因此，他以“復活節找彩蛋游戲”做比，認為公平的權利分配應該先于市場競爭。因為在“復活節找彩蛋”游戲中，人們在安排比賽秩序時，“就是將那些年紀較大、體格較強的孩子有意識在距離或時間上要比年紀較小體格較弱的孩子安排得靠后一些�！�
不知道今日的中國“新自由經濟學家”們有沒有這種見識與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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