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鴻影視時評》自序

《尹鴻影視時評》自序

　處在世紀、甚至千年的轉折點上，也處在中國社會歷史的轉折點上，同時也處在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全球化背景中，與這樣一個紛紜復雜的舞臺相聯系，中國的影視文化也班駁陸離、意味深長，一方面它受到這樣一個歷史語境的制約，另一方面它又呈現了這一歷史語境，因此，解讀當前這一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其實也是解讀中國影視文化所遭遇的這一歷史語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解讀處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的我們自己。也許，正因為這樣的一種動機，我又集成了這部自己關于90年代以來中國影視文化批評的第三本小書。
1997年出版的《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1998年出版的《鏡像閱讀——90年代影視文化隨想》主要包括了我1998年以前所寫的關于90年代中國影視文化的文字，而現在這本書收集的則是從1998年至今所寫的數十篇文章。這些文章或長或短，可以說是對近年來影視文化現象的一種“應急”反映，其中有描述、有闡釋，也有分析，有個人體驗，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自己對當前影視文化一種批判性的反省。
從90年代初期開始直到現在，我從業余從事影視批評到后來成為了專業的影視文化學者和評論者，其間竟然已經10年，當年比我更早或者同時進入影視批評領域的許多人如今都已經另擇高枝或者已經將當年的主業當作副業了，而我至今還依然如故，儼然已經成為樂此不疲的識圖老馬了。細細想來，這也許是因為自己過分依賴生活慣性，不知道還有什么更適合自己所做的事情，也許更是因為我喜歡影視這樣一種語言載體，視聽合一、時空融合、逼真性與假定性相互依存、藝術感性與思維理性都變成了直觀的聲像符號，而且，影視藝術由于它將公眾儀式、商業消費和審美快感的功能合為一體，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甚至時代風尚、流行趣味都密不可分，這一切對于我來說都是種誘惑，帶給我一種品賞、閱讀、闡釋和介入的樂趣。我想，研究評論影視作品、現象和觀念，不僅是自己的一種生活職業，同時也是自己介入生活的一種方式，我通過對影視文化的批評，不僅可以表達自己對于電影電視，對于藝術文化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還可以表達自己對于歷史與現實、生命和生活、人性與社會、存在與發展的理解，而且這種理解還能夠通過媒介得到傳達，產生有限的影響。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我才能努力地保持對社會的熱情，也保持著思想和人格不至于在物欲橫流的處境中完全失去獨立和真誠。

記得我剛剛獲得博士學位留在北京師范大學當教師的時候，寫了第一篇在報紙上發表的電視劇評論，當時因為覺得寫這種“報欄”文章似乎不是一個學者所為，所以用了一個筆名，當我第一次接受電視采訪的時候，也很怕同行看到。但是，從內心來說，我愿意通過更大眾的媒介表達我自己的思想和看法，就像我喜歡在大教室中給許多學生上課、講演一樣。所以，后來我慢慢說服了自己，一個學者在大學課堂上如果深入淺出地給學生講課，可能是一個好老師，那么一個學者如果能夠在媒介上將自己的學問和思想深入淺出地傳達給受眾，為什么就應該汗顏呢？知識分子，并不必然只是關在象牙之塔中，傳播知識、理想、文明、信仰、價值觀念同樣是我們的職責。此后，我無論在電視上還是報刊媒介上，都很少再使用筆名，我相信自己行為對于社會和對于自己的正當性，我用自己的方式來履行一個知識分子的使命。當然，由于大眾媒介本身有它所遵循的政治經濟邏輯，因而這種邏輯常常制約著、歪曲著我們的思想，同時當我們用一種日常的語言表述的時候，思想會受語言的制約，內容受形式的逼迫，很可能會陷入不是我們言說著語言而是語言言說著我們的陷阱，所以，我們需要經常地提醒和反省自己，盡管這樣做并不容易，我所能做的就是在精英意識與大眾意識之間、在知識分子立場與社會主流立場之間、在學術修辭與媒介修辭之間尋找到一個相對的平衡點而已，而我的批評之長處和短處也大都源于斯。
看看自己所寫的這些影視批評，雖然有自己的風格，自己的行文個性，甚至有一種熱情和氣勢，但從文字消費的角度看，似乎還不夠激烈、不夠劍拔弩張，總體上都顯得比較溫和，點到即止。這種批評態度也許與自己的某些觀念有關。我常常把黑格爾的理念論與后現代主義的解構立場混在一起，總以為，一方面認為世界上沒有什么絕對的真理，，另一方面又相信任何存在都具有片面的合理性。所以，在批評中，我所做的則是將批評的對象放到特定的環境中，觀察和分析它與特定環境的關系以及它如何介入這個環境。如果這樣，批評也許就不只是來自于自以為是的先驗真理，而來自于我們所遭遇的這種現實。如果說，別人與我的批評沒有共鳴，那首先是因為我們批評的立場不同，更本質上來說，是我們對現實的理解不同，而已。
近年來，因為慢慢遠離了血氣方剛的年齡，也就逐漸不習慣那種自以為是的批評態度和舍我其誰的判斷方式，當年自己也曾經心儀的所謂“片面的深刻”已經應該有新一代人來展示了，而我則越來越希望無論是文化或是其他，都應該盡量地維持一種多樣化甚至多元化的格局，多樣多元，也就有了多種的參照、選擇、比較、競爭，歷史都是一次性的，如果我們別無選擇，那么我們就無法知道其他的選擇更好或者更不好，更何況我們的處境不同判斷好壞的標準其實也不同。所以，當我在新千年到來之際，應一家電視刊物之約，寫一篇除舊布新的文章的時候，我寫了這樣幾段話：

   
《尹鴻影視時評》自序 　
新世紀的中國電視文化，應該不僅僅是一種被平均化、單一化、模式化的“大眾”的文化，而應該是一種多元的豐富的現代文化，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大眾文化，它不僅是那些數量上占優勢的大眾的文化，而且也是那些在數量上并不占多數的大眾中的若干小眾的文化；它不僅要滿足受眾宣泄、松弛、好奇的娛樂性需要，它也要滿足人們認識世界、參與社會、變革現實的創造性需要；它不僅要適應受眾已經形成的主流電視觀看經驗和文化接受習慣，而且也要提供新鮮、生動的前衛和邊緣的文化經驗以促進人文化接受水平和能力的不斷提高。總之，未來的電視文化既不是一種少數人壟斷的霸權文化，也不是由“多數人”壟斷的霸權文化，既不只是一種傳達強制性意識的宣教文化，也不只是一種供大家相逢一笑的消遣文化，它不能用一種普遍主義的專制來否定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差異性，它應該是一種多元的文化，一種大眾與小眾、共性與個性、高雅與通俗、主流與邊緣、認同與超越、正統與前衛、男性化與女性化、國際化與本土化、傳播與接受相互補充、相互參照的并存、互動的文化，它承認所有人的文化權利，它尊重人們所有的精神需求，只有這樣，電視才能真正成為現代文化的一個充滿活力的組成部分而不僅僅是政客獲取政治權利和商人獲取經濟利潤的工具。
……
在任何時代，思想的多樣性、個性的多樣性、風格的多樣性、精神的多樣性都始終是人類社會繁榮、健康、發展的文化基礎，正如同古希臘文明、文藝復興，也正如我們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時代，我們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我們的思想解放運動的歷史所一再證明的那樣。這是全世界的共識：文化的多元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前提，正是那無數的溪澗溝壑為人類文明的江河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汩汩泉源。正如一位文化學者曾經正確地指出，“當共同世界只能從一個方面被看見，只能從一個視點呈現出來的時候，它的末日也就到來了” 壟斷、單一、霸權——無論是以專制者的名義或者是以“大眾”、“人民”的名義——永遠都是對民主、對人權、對人的發展的最大威脅。
我想，這正是我對于未來影視文化的一種想象。
最后，對本書的編選做些說明。書中的文字絕大多數都曾經在媒介上公開發表過，這次在編選過程中做了少量的修改，主要是為了成書需要而做的技術上的修改，觀點基本維持原樣，盡管隨著世界本身的變化以及處在這種變化中的自我的變化，我已經意識到自己原來某些觀點所存在的種種疑問，但我沒有重新訂正，一方面，我把這些文字看作是90年代末期中國影視文化的一份備忘，另一方面也看著是我自己學術和批評過程的一份備忘。
全書除附錄外，共三部分。第一部份，主要是在社會歷史背景中對近年來中國影視文化的宏觀描述和分析；第二部分，是對近年來一些受到人們關注的重要影視文化現象、影視人物的闡釋和批評；第三部分，則是對若干具體的影視作品的讀解和評論。三部分構成了從宏觀到中觀再到微觀的一個大致架構。而附錄一，征得作者同意，收入了兩篇采訪文章，它們從不同側面概括了我對于電影電視、對于文化、對于生活、對于事業和自己的某些看法，無非是供人供己作為參照。附錄二則選擇了幾篇自己寫的與影視無關的文章。我做博士論文時曾經比較深入地研究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學，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而放棄了，但其影響在我的學術譜系中還是清晰可見的。我始終認為，精神分析和符號學/結構主義構成了20世紀最重要的兩種人文社會科學思路，后來的各種主義、學派、學說都與這兩種思想的變種和演化息息相關。此處收錄的是一篇序言，表明了我對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學說的基本理解。其余幾篇小文，聊供側面一瞥而已。最后是一個10來年自己所著所譯的一個主要目錄。其中早先甚至早幾年寫作的某些文章，現在自己讀來都會捧腹，檔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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