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居·鎮居·城居

鄉居·鎮居·城居

從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延續到民國時代，地主由鄉村向城鎮的移居，可以說是一股不大不小、不急不慢的潮流。學術界關于這一現象對農村土地使用方式的影響作出了合乎邏輯和實際的解釋；但是對離鄉城居地主個人生活的變化則語焉不詳，而追求生活享樂則是對他們最為概括的描述。筆者認為這一陳式化的看法失之于研究的籠統，因此希望通過個案的分析，對鄉居、鎮居和城居地主日常生活的社會和空間范圍的比較研究，探討發生在離鄉地主身上的真實變化，這對于我們全面理解地主離鄉這一現象可能有一定的啟示。
　　　　一　資料說明
　　關于研究資料，《頤貞樓日記》手稿本一冊，現存吳江圖書館古籍部，記錄時間從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一日（1943年陰歷12月6日）至同年四月十六日（1944年陰歷3月26日），記錄地點為吳江同里鎮。《日記》未署名，筆者以日記中提到的人物為線索，走訪了目前唯一健在的退居同里鎮的王稼冬（日記中記作王家棟）老先生，在當地熱心人士王師夷先生的幫助下，我們從王家棟老先生那里獲得了有關的信息。日記作者，姓金，名明遠(1899-1957)，字仲禹，號東柳醉侯，同里人，是一個擁有田地千畝上下的地主。40年代初，他由同里鎮北邊的章家浜金氏老宅，舉家遷居鎮區東柳圩，并在此建造了鎮上第一座二層西式小樓——頤貞樓。本冊日記是他移居頤貞樓期間，在同里鎮上三個多月的生活日記，反映了鎮居地主的日常生活。
　　《柳兆薰日記》，見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料專輯》。記錄時間從咸豐十年(1860)三月到同治四年(1865)閏五月，記錄地點有吳江黎里大勝港村和上海縣兩處。柳兆薰又名時安，或蒔庵，為吳江汾湖柳氏第九世子孫，近代著名進步人士柳亞子的曾祖父，據《說明》，他擁有土地三、四千畝（注：《太平天國史料專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8頁。），又據日本學者稻田清一的推算，其土地合計共有二千七百四十余畝（注：（日）稻田清一著，張樺譯《清末江南一鄉村地主生活空間的范圍和結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NO.2,1996。）。柳兆薰自祖父柳ｘｉù＠①起遷居大勝港村，是一個鄉居地主；但是，在太平天國占領吳江期間的同治元年七月，柳兆薰舉家離開大勝港村避居上海，在上海他至少呆到了同治二年三月，又做了一把城居地主。雖然在上海，他以暫住區別于常住，即不同于相對固定的城居地主，但這種不同可能更多地表現在對未來某些事務的決擇上，而日常的生活方式與一般的離鄉城居地主不至有太大的差別，而鄉居與城居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反而可以形成更為鮮明的對照。因此，他在大勝港村的日記反映了鄉居地主的日常生活；同樣，他在上海的日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居地主的日常生活。
　　關于研究時段，由于《頤貞樓日記》只留下了民國三十三年最初107天的記錄，這就給我們的研究規定了一個時間期限。考慮到比較研究的對象在時間跨度上的相對一致和時節內涵上的相對一致，有助于研究的內容更具可比性，加上傳統社會時期年月四時季節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我們對《柳兆薰日記》作了如下的取舍：咸豐十年十二月六日至咸豐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陰歷1861年12月6日——1862年3月26日）這107天的日記為分析柳兆薰鄉居時的主要依據；同治元年十二月六日至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陰歷1863年12月6日——1864年3月26日）這107天的日記為分析柳兆薰城居的主要依據。上述研究的時限雖然略顯短促，但是傳統時代，無論在鄉村、市鎮還是縣城，一年的年終和年初這一段時間，人們日常生活的季節性特征是比較明顯的，表現為這一段時間個人和家庭日常事務的數量占其全年日常事務數量的比重較高，這多少可以彌補研究時限過短所帶來的缺陷，加之比較的各方在時間口徑上的一致，因此這不至于對研究的結果帶來太大的偏差。以上三個時段便是本文以下有關比較分析時相關數據的統計范圍。
　　關于研究的時點，上述三段日記涉及兩個時點，即19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40年代。其間雖然相隔了80年，但從當時江南乃至于全國的情況來看，鄉村、市鎮乃至于城市各自的生活方式并未發生明顯的變化，變化只是發生于在這些不同性質的社區移居的人們身上。因此，研究時點上的間隔不至于成為影響本文有關問題的因素。
　　　　二　社會范圍
　　我們先從日常活動的交往對象這一角度入手，我們對與作者直接交往的人員以及交往次數作了統計，見表一。
　　表中第二縱欄數據顯示，交往對象中，有親戚關系的人所占的比重從大到小依次為鄉居時的柳兆薰、鎮居的金仲禹和城居時的柳兆薰。其中鄉居地主的交往對象中親戚所占的比重高達48%，接近一半；而與鎮居和城居地主的交往對象中親戚所占的比重不僅大致相同，而且均有大幅度的下降，已不足五分之一。可見，在交往對象上，親戚與非親戚這一屬性在鄉居與鎮居地主身上具有十分顯著的差異。
　　　　表1　村、鎮、城三地交往人次分類表
　　附圖
　　表中第三縱欄的數據顯示了交往頻繁程度在有親戚與非親戚屬性關系對象上的異同。三處地主與交往對象在交往次數方面均一致地表現為有親戚關系的高于沒有親戚關系的，但其中的差異程度似乎無法從表中的數據清晰地反映出來，我們希望通過進一步的數量分析有所發現。通過計算交往次數在這兩類對象上的相對變異指標（［次／人（親戚）一次／人（非親戚）］／［次／人（合計）］），我們得出這一指標在各組的表現依次為0.50、1.03、和0.52，這組數據表明，鄉居地主和城居地主，其人均交往次數在親戚和非親戚之間的離散程度大致相等，約為各自總人均交往次數的半個單位；而鎮居地主的這一指標數值與他們有顯著的不同，為其總人均交往次數的一倍余。
　　將第三欄的數據與第二欄的數據結合起來分析，我們先來看柳兆薰，城居與鄉居相比較，其交往對象的范圍盡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即鄉居時接近一半的親戚變化為城居時四成多的非親戚，其交往的頻數也略有變化，由鄉居時的人均2.6次增加到城居時的人均3.1次，但是其與親戚與非親戚之間的交往差異卻幾乎沒有發生變化，也就是說，城居時人均交往次數的提高在親戚與非親戚之間是均衡分布的，這表明，其交往范圍的變化并沒有進一步引起交往程度在不同交往對象之間的變化。我們再來看鎮居的金仲禹，其交往對象的親戚比重與鄉居的柳兆薰有很大的不同，與城居的柳兆薰則大致相同，即不足20%，其交往的頻數也基本接近于城居時的柳兆薰，也就是說，金氏交往對象的范圍和人均交往次數均與城居柳氏相近，與鄉居柳氏相去甚遠。但是，鎮居這一組中，反映人均交往次數在親戚與非親戚這兩類交往對象上差異程度的上述相對變異指標，與鄉居和城居這兩組均不同，這一指標數值，前者比后兩者高出了一倍，表明交往的強度在親戚與非親戚之間有較大的離散性。我們可以略帶夸張地說，鎮居的金仲禹，與親戚進行頻繁的交往，與非親戚卻只作一面之交。這種現象表明，與鄉居地主相比較，鎮居地主的交往對象顯著地以非親戚為主體，這或者可以說是其交往對象由親戚向非親戚擴展，但是，在親戚與非親戚關系上卻形成了強度顯著不同的交往圈，即親戚間的強交往和非親戚間的弱交往。
　　因此，通過對三處地主交往對象的分析，我們認為，鄉居地主的交往對象相對集中于親戚，其交往的頻度也呈現出輕微偏態

分布，與親戚的交往頻度約高出非親戚的三分之一。鎮居和城居地主的交往對象沒有發現集中于某一特定的關系，但是鎮居地主在交往頻度上卻表現為較為顯著的集中趨勢，他與親戚的交往頻度約高出非親戚的一又三分之一。或者說，與鄉居地主相比較，鎮居地主的交往對象在親戚關系上集中分布狀態的喪失，又通過交往頻度在親戚關系上的高度集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彌補。而城居地主，其交往對象既沒相對集中于某一特定的關系，其交往頻度也沒在某一特定的對象上表現顯著的集中。因此，可以說，城居地主交往對象的擴大是由表及里的，而鎮居地主交往對象的擴大還停留在一種表象上。這一情形也可以用另一指標數值來說明：交往次數中與親戚交往的比重，按鄉、鎮、城依次為60%、34%、25%，這組數據多少反映了地主從鄉居到鎮居再到城居的轉變中，交往對象方面親戚優勢的逐漸減弱，或人際范圍的逐漸擴大。
　　柳兆薰在大勝港村和上海的兩個極端數據恰好證明了上述轉變的特征。居大勝港村的柳兆薰從咸豐十年十二月“三十日，……沈吟泉表侄來自東玲”（注：《柳兆薰日記》咸豐十年十二月三十日。）起，此后日記中諸如“與吟泉談”、“所見相同”、“識見甚合”的記錄，共出現了16次，也就是說，柳兆薰與吟泉表侄的交往多達16次，這是柳兆薰交往次數指標的一個極大值。那么，這一極大值的客觀性是否受到吟泉留居大勝港柳家這一特殊情況的影響呢？從咸豐十年十二月三十日沈吟泉自東玲來柳家度歲，到咸豐十一年三月“初二日，……飯后與吟泉談”（注：《柳兆薰日記》咸豐十一年三月初二日。）止，此后的日記未再出現與吟泉交往的記錄。日記沒有記錄沈吟泉離開柳家的確切時間，但是我們可以推知，這一時間至早不過咸豐十一年三月初三，即吟泉表侄在大勝港村的柳家至少住了六十二天。這六十二天的日記中，只有十六天記下與吟泉的交往，在其余的四十六天中，柳兆薰不可能不與留住在自家的沈吟泉交往，但他在日記中卻沒有提到，這只能說明，這記錄下來的十六次交往和柳兆薰與其他人的交往在自己的心中留下了同等程度印象。所以，這十六次的交往記錄并不是無事可記時的隨便一記，柳兆薰鄉居時交往次數的極大值確實發生在他與表侄這一親戚關系之間。避居上海時的柳兆薰一家一直與好友趙田袁述甫一家寓居一處，《日記》中多次出現諸如“在述甫處談天”、“述甫來談”、“與述甫絮語”、“劇談良久”、“暢談往事”的記錄。從同治二年正月十九日“袁述甫回章練塘遣嫁”，到二月初十“述甫來自章練塘”，袁述甫曾離開上海寓所十九天，這19天正好在本文的研究時限之內，107天刨去19天之后余下的88天應該是柳兆薰與袁述甫同寓上海的日子，這88天的日記中，有30天記錄了與述甫的交往，這個數字是柳兆薰寓居上海時交往次數中的極大值。根據前述理由，這88天中的30次交往與其它記錄下的交往在柳兆薰心中具有同等的價值。所以柳兆薰城居時交往次數的極大值發生在與他沒親戚關系的好友袁述甫之間。交往次數的極端值由鄉居時的親戚轉移到城居時的非親戚，很好地說明了城居代替鄉居以后，親戚關系作為集中交往對象的喪失，交往次數的極端值只不過是極端地描繪了這一變化趨勢。
　　我們再從日常交往事項這一角度入手，交往事項指發生交往的雙方共同關注的事項。我們將三處日記中有關交往的事項作了簡單的分類整理，結果發現交往事項在三地具有很大的差異（見表二）。我們以為，這一部分是由日記作者的記錄個性使然，另一部分才是三處交往內容的不同所致，因此，在作這一部分的分析時，需要對作者個性這一因素的影響作適當的剔除。我們對記錄的眾多事項作了適當的分類：“開店”，在本文研究時段中，金仲禹正在籌備開一家小雜貨鋪，因此，日記中記錄了為籌措資金、了解市場行情、裝修店鋪、進貨、申請營業執照等事宜所進行的交往。“田租事”，在江南擁有千畝以上田地的地主并不多，特別是時至民國后期，故爾柳氏和金氏在當地都算得上是大地主。本文研究的時段又正好是年終地主收租的季節，因此，兩份日記中都記錄了為收取田租與帳房乃至于佃戶發生的交往。“英洋”，英洋交易是柳兆薰寓居上海時的活動內容，因此，了解英洋的比價和交易行情是柳氏與他人的交往內容之一。“借出借進”，一般來說，年終是一年中資金流轉較快的時期，借款者還款、協商展限等事宜均集中在這一時期，金仲禹記錄了關于這一方面的交往。“婚吊宴”，指婚喪嫁娶以及春節期間的宴請。“祭拜”，指對祖宗和神靈的祭祀和崇拜活動，這是春節和清明節期間的主要交往內容。“棋畫花鳥吃局”，指滿足個人興趣愛好的人際交往。“家事”、“形勢”、“談心”，主要是為了處理家庭事務、交流地方形勢的信息以及思想、感情。
　　三處完全相同的事項僅有兩類，即“婚吊宴”和“祭拜”；如果把“開店”、收取“田租”、“英洋”交易和資金的“借進借出”這些事類進一步歸并為“經濟”類的話，也才有三類。
　　　　表2　村、鎮、城三地交往事項分類表
　　附圖
　　我們先來看“婚吊宴”這一項，關于這一類事項的絕對交往數，同里鎮金仲禹居多，其次是大勝港柳兆薰，最后是上海柳兆薰。進一步考察他們的交往對象，發現大勝港主要是親戚，同里鎮主要是鄰里和朋友，上海主要是朋友。在婚喪年節期間進行的交往屬于人情交往，人情交往有發自內心，有出于習慣，還有為了面子。把這一個交往性質與主要交往對象結合起來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的認識，這種交往在大勝港主要發自內心或出于習慣，在同里鎮主要為了面子，在上海則主要發自內心。還可以這樣說，鄉村的這種交往更多的是不假思索，市鎮的這種交往是理性的權衡，而城市的這種交往更多的是真情實感。需要說明的是，同治二年二月十三日，柳兆薰長子柳應墀在上海成婚，這一特殊事件自然增加了這一時期柳家關于本事項的交往。
　　由“祭拜”引起的交往，大勝港居多，同里和上海均較少。大勝港柳兆薰的15次“祭拜”中，辛酉元旦“飯后，至羹梅友慶堂拜當年先世神先，次行家人拜賀”（注：《柳兆薰日記》咸豐十一年正月一日。），初五“早起衣冠接財神、五路神”（注：《柳兆薰日記》咸豐十一年正月五日。），初六“飯后觀村人出猛將賽會……。但祈來歲ｈé＠②村仍得舉此盛典”（注：《柳兆薰日記》咸豐十一年正月六日。），二月初三“衣冠至廣陽庵拈香燭，至文帝、武帝前叩頭拜祝，……復至觀音菩薩前叩頭拈香”（注：《柳兆薰日記》咸豐十一年二月三日。），十九日“觀音大士圣誕，……余飯后叩拜觀世音菩薩”（注：《柳兆薰日記》咸豐十一年二月二九日。）。二十一日“至西房南玲圩曾大父師孟公、大父遜村公墓上祭掃，……吾家幸蒙先沾福庇，人口房屋無恙，猶得舉行此典，大非易事”（注：《柳兆薰日記》咸豐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六日至北舍、長浜等先世墓地祭掃，事畢“飲散福酒，共八席，五十人”（注：《柳兆薰日記》咸豐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一共有七次為集體性祭拜。其中，家族內部有四次，全村范圍有三次，可見鄉村的“祭拜”活動是提供人際交往的重要機會。金仲禹共記下6次“祭拜”祖先和神靈的活動，兩次在春節，三次在清明前后，還有一次為觀音大士的誕辰，其中只有兩次與他人發生交往，一次為元旦“到宗祠謁拜祖先”（注：《頤貞樓日記》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一次為觀音大士誕辰“赴北觀復善壇，今日觀音大士誕，……到者甚眾”（注：《頤貞樓日記》民國三

十三年三月十三日。）。正月初二對拜祭祖宗神像和清明前后的幾次墓祭都是自家單獨進行的，未與他人發生交往。上海柳兆薰共記有9次“祭拜”活動，其中只有同治二年正月初五，“五鼓時起來，循例接五路尊神。自宵達旦，街上爆竹之聲不絕于耳”（注：《柳兆薰日記》同治二年正月五日。）。這一次為集體性的祭拜活動。其余春節期間對神先神像的祭拜，和清明的祭祖都是在家中單獨進行的。例如是年元旦“先人神像，寓中湫溢，不能懸掛，與大兒展謁拂拭，仍謹收藏”（注：《柳兆薰日記》同治二年正月一日。）。再如“是日清明節，家中祭掃諸事”（注：《柳兆薰日記》同治二年二月十八日。）。對祖先和神靈的祭拜是聯系族誼和鄉誼的重要手段。比較三地祭拜活動對人際交往所提供的機會，我們不難看出，祭拜活動在鄉村所引起的人際交往，無論在族人之間還是鄉人之間都是比較廣泛的；而它在鎮區所引發的人際交往在族內和鎮內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它在城區幾乎不引起什么人際交往，唯一一次接五路尊神的活動，大多數人家也只是觀望而已，完全不似鄉間全村的參與，家族內部似乎已經沒有了共同的祭拜活動。這一交往手段的弱化，反映了由鄉居到城居的過程中，人員眾多、熱鬧非凡的場面性交往漸漸變得不合時宜，也就是說，范圍限定的儀式性交往形式將漸遭淘汰。
　　“經濟”類的交往，柳氏在大勝和上海時的經濟活動均較為單一，在大勝是關于田租收受，在上海是圍繞英洋交易。金氏在同里鎮的經濟活動則顯得較為繁忙，有關于田租收受方面的，有關于資金借貸方面的，更多是圍繞開店一事。我們先來看大勝和同里都涉及到的田租一事，兩處的田租事宜大都集中在年終期間，這是因為，當地有這樣一種習俗，佃戶每年應交的田租額如果拖過了當年還未交清，就一筆鉤銷，因此，年終是地主催收租款最集中的時間。從記錄下來的這類事宜的次數來看，兩處不相上下，擁有千畝土地的金仲禹比擁有二三千畝土地的柳兆薰甚至還略多了幾次。據當地人士的介紹，金仲禹的母親王氏專門從事代地主收取田租的“帳房”活動，曾經營田地達兩萬畝之多。金仲禹是獨子，王氏去世以后，他家的帳房生意便一落千丈。但其日記中有這樣一則記載：“頌周二哥招往其家吃帳房年夜飯”（注：《頤貞樓日記》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六日。）。說明金仲禹繼承了他母親帳房的經營活動，只是其規模已大不如前了。柳兆薰則或者通過帳房或者直接出租田地，甚至親自雇工耕種，卻未從事帳房的活動。這可能就是金氏田地較少租事卻多，柳氏田地雖多租事反少的原因。總之，就收取田租這一事項來看，鄉居柳氏與鎮居金氏對其關注程度基本沒有太大的區別。由“開店”一事引起的交往在《頤貞樓日記》中出現最多，其次數不僅位于“經濟”類之首，而且遙遙領先于其它類事項，這是因為金仲禹這段時間正在籌備開設一家雜貨鋪。從日記中看，金氏為開店投入了極大的精力和財力。金仲禹將頤貞樓西側的幾間平房辟作店鋪，從二月十五日開始，請了包括木工、水工、電工和洋鉛匠在內的四五名匠人裝修店鋪，共用了二十天的時間，到三月六日方才完畢，“此次修理及開店門，費四十工，計二千八百八十元；水料三千七百五十元；店用門窗皆自有，若新制當逾萬，昔建此別業不過萬金而已”（注：《頤貞樓日記》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六日。）。這化去的六千六百三十元不僅沒有算上門窗木料，而且不算為開張進的貨。就日記中記下的進貨就有七次：“向之（指建侯表兄）購香煙二千余元，棄學就商當以此日為始”（注：《頤貞樓日記》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九日。）。“周春榮近作掮客，昨招之來屬辦香煙，今晚送貨六千元來”（注：《頤貞樓日記》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日。）。“金麟書以香煙千元來，小學教員今為掮客矣！”（注：《頤貞樓日記》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二日。）。“麟書又來，為購煙四百元”（注：《頤貞樓日記》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訪方自元，＠③購黃祥茂肥皂二箱”（注：《頤貞樓日記》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訪（薛）天游，買得香煙二千三百元”（注：《頤貞樓日記》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六日。）。“赴東埭豫大購得火柴十二包、大新皂六十塊，為店進貨。……購得紅香二百棵”（注：《頤貞樓日記》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八日。）。如此算來，單就進貨一項又化去了萬余元。這化在開店上近兩萬元現款在金仲禹也不是一筆小數目，因為日記中有這樣一句話：“至是租實得四成”（注：《頤貞樓日記》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一日。），統計此前已收得租款二萬六千元可知，金氏一年可得租款在六萬五千元上下。因此，我們從資金的規模可以看出，“開店”不僅是金仲禹此時的經濟大事，而且可以說是他整個生活的重心。資金“借貸”是金仲禹生活中經常發生的事。他向私人借款時，對象是清一色的親戚，有沈三表姊、二哥（族兄）頌周、表兄惠生等，其中向姻親沈三表姊借款的次數最多，累計欠款額高達一萬元（注：《頤貞樓日記》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四日，十日，二十日。）。他更多的是向錢莊借款，他以一萬元為底金，并“以大金鐲及二小絞絲鐲為押”向鎮上的仁豐莊累計透支了三萬元（注：《頤貞樓日記》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十七日。）。最后我們來看“英洋”交易。柳兆薰避居上海后，完全擺脫了田租收受的具體事宜，雖然我們可以從他每天對陰晴雨雪風霜不厭其煩的記載中看出他對農事的關心，但是此時他主要的興趣已從土地轉移到了英洋交易上。柳兆薰入市的確切時間我們不得而知，二月初七的日記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記錄：“下午，同夢書、春山至興仁里振隆莊上，……總牽日上市面，本洋大漲”（注：《柳兆薰日記》同治二年二月七日。）。此前是否因為適逢年節加之大兒婚期，無暇對此作太多記錄，我們不敢妄下結論。但日記從二月二十六日起，幾乎一天不落地記下了英洋的市價，此后他或者親自或者派大兒應墀至振隆莊了解行情，有時甚至一日二至，表現了他對英洋交易的極大關注。
　　比較三處地主的經濟活動內容，大勝柳氏只關注田租一事，土地上的收入是他唯一的經濟來源。同里金氏既對土地收入給予了同等的重視，又對經營店鋪付予了極大的熱情；此外，資金的運用在他身上顯得較為多樣，即資金由從前的消費和生息兩種用途擴大到了借貸投資，而鎮上錢莊的設立為這樣的經濟行為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上海柳氏似乎無可奈何地退出了對田事的關注，而不由自主地加入到了更高層次的經濟活動——貨幣買賣中。鄉居——鎮居——城居這一過程中經濟活動內容的轉變，既反映了地主與土地聯系的逐漸分離；更反映了其經濟活動個體性的逐漸喪失，即他由鄉居時埋頭于田地，到鎮居時關注市場行情，再到城居時居然被卷入整個經濟形勢之中。
　　“棋畫花鳥吃局”中的吃局與“婚吊宴”中的請客吃飯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后者是特定時間場面上的人情交往，前者則是日常生活中個人性情間的自愿交流，因此它與由棋畫花鳥這些個人興趣愛好引起的交往屬于同一類。這種交往，在大勝柳氏日記中沒有出現，我們知道這并不是作者漏記，而是根本沒有發生；在同里和上海的日記作者身上發生的次數約略相當，這類交往在各自交往中所占的比重也大體相當。鄉居與鎮居和城居時這種交往的差異表明，鄉居的人們具有更多的義務性，而鎮居和城居時人們身上家庭的限定性較少而個性能較多地顯現出來。
　　“家事”、“形勢”、“談心”在《頤貞樓日記》中都沒有記錄，很可能是作者日記記錄習慣所致，故爾我們只能對柳兆薰兩個時期的記錄作分析。
　　“家事”主要指家族內部的

一些小糾紛，無論在大勝還是寓居上海時期，柳兆薰對家庭事務都給予了相當的關注，后期甚至超過了前期，這可能是離鄉寓居客地的人們對家鄉的一種自然留戀，這也許會隨著客居時間的延長而有所減弱，而本文研究的柳兆薰不僅到上海的時間不長，且為暫時的寓居，最終還是要回到鄉間，因此他在這方面的表現可能不同于一個長期在城市的定居者。
　　本文研究的柳兆薰處在一個特定的時勢之中，那便是太平天國攻占吳江這一歷史時期，其避居上海正是由此引起的，因此家鄉乃至于整個江南的“形勢”自然引起了他十二分的關注。未來的生存環境應該是居住在任何地方的人們所共同關心的問題，鄉居、鎮居和城居的差別，只是具體落實的地點有所不同而已。
　　與親朋好友的“談心”是柳兆薰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這在他鄉間的生活中就占了不小的比重，寓居城中之后，更上升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這表明城居之后，個人之間思想和感情的交流比鄉村更為頻繁密切。
　　　　三　空間范圍
　　最后我們再來討論日常生活的地點和地域范圍。先看活動場所，表三資料顯示，三處來訪次數懸殊不大，其中金仲禹略多，平均每天一次。外出次數，柳兆薰鄉居時最少，差不多三天才外出一次；而他在城居時外出次數有所增加，但還不至于天天外出，平均五天中仍有一天不外出；鎮居的金仲禹外出極為頻繁，平均每天外出近三次。三地外出場所顯著不同，我們將外出場所分為私人家庭和公共場所兩類，公共場所包括茶館、商店、飯店、金融機構、花園、街道及廟觀、墓地祠堂等。大勝柳氏到公共場所的機會最少，僅為外出次數的四分之一，這10次中的5次，是到蘆墟鎮被稱作“局”的鄉自衛團練組織處理局務，其余2次至墓地、1次至廣陽庵、2次春節期間參加鄉人的慶祝活動。鄉鎮自衛團是太平天國攻占江南時期民間自發的臨時性組織，因此赴局屬于非常外出，墓祭僅為家族內部活動，其余均為鄉間節慶聚會性質，因此，大勝柳兆薰至公共場所的活動具有明顯的非常性和被動性。金仲禹去公共場所的次數已大大超了大勝柳氏，但與他去私人家庭的次數相比還略占弱勢；他去的公共場所絕大多數是茶館和店鋪，其比重為86%，此外還有10%為花園這樣一些室外場所。上海柳氏外出次數雖不是最多，但外出的大多數地方已是公共場所，其中錢莊、飯店、茶館有47次，其余2次是在馬路上閑逛，所剩的1次是對節慶場面的觀望。因此，柳兆薰寓居上海后，其外出活動幾乎完全是一種主動行為。
　　同里金氏與外地的聯系共計65次，其中與65公里遠處上海的聯系次數最多，其次是蘇州，而與最近處屯村聯系反而顯得較少。與大勝柳氏的情況恰恰相反，這一聯系在特定的范圍和一定的程度上似乎表現為次數與距離成反比的態勢。我們不妨將它稱之為遠強近弱，這反映了鎮居地主對外界，特別是大城市有著特別的關注偏好。另外，需要特別說明，表中的數據顯示三處地主中金氏與外地的聯系次數最少，這一數據其實不能真實反映他與外界的聯系，其實他對外界的了解一定程度可以通過鎮內聯系來實現，其次數高達333次，我們不難推算，金仲禹平均每天要與本鎮三處發生聯系。其實，我們只要粗略地瀏覽一下日記，立刻就會得出這樣的印象，除了天氣惡劣，金氏幾乎整日在外奔波，當然主要在本鎮區內。結合這一特定現象，我們認為，鎮居地主與外界的聯系以本鎮為主，也就是說，鎮居本身就能夠相當程度地保障對周圍地區的了解，這種了解不一定要通過直接地與周圍地區的聯系來實現。因此，有了這一獨特的優越條件，鎮居地主對外界的關注更多地表現為對較遠處較大城市的偏好。
　　　　表3　外出次數與場所
　　附圖
　　再看三處主人與外界的聯系。這里的外界指居住地以外的地方，聯系包括，主人及家人親至外地、來訪者所來自的地方和通信或者口信所達到的地方，這樣幾種方式。我們依據這一原則把從三處日記中搜集到的地名分別列表（見表四、五、六），再將這些地名落實到各自的地圖上（見地圖一、二、三），這樣我們不僅可以直觀地看到三處主人與外界聯系的范圍，而且可以定性地認識他們與這些地區的聯系強度。
　　大勝柳氏與外界的聯系共計113次，其中與不足8公里遠處黎里的聯系次數最多，與黎里以近范圍的聯系共計57次，占全部聯系次數的一半微強；在這個范圍以外，他基本上是按照次數與距離成反比的規律與外界發生聯系，這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上海，這一范圍的半徑大致可以確定為60公里，雖然他與60公里以外的個別地區也有聯系，但這是極其偶然的情況。我們可以把這種聯系概括為近強遠弱，這反映了鄉居地主對于本居住地有著特別的關注偏好。
　　　　表4　大勝《日記》地名數  
地名　　　　　　　　　　　　　　　　　　次數
黎里　　　　　　　　　　　　　　　　　　20
北舍（厙）　　　　　　　　　　　　　　　18
蘆墟　　　　　　　　　　　　　　　　　　13
上海　　　　　　　　　　　　　　　　　　7
莘塔　　　　　　　　　　　　　　　　　　4
同里　　　　　　　　　　　　　　　　　　3
東玲　　　　　　　　　　　　　　　　7
南玲　　　　　　　　　　　　　　　　3
大港　　　　　　　　　　　　　　　　3
大富　　　　　　　　　　　　　　　　2
池亭　　　　　　　　　　　　　　　　2　　　　22
孫家匯　　　　　　　　　　　　　　　1
陳思　　　　　　　　　　　　　　　　1
大義　　　　　　　　　　　　　　　　1
葫蘆兜　　　　　　　　　　　　　　　1
蘇家港　　　　　　　　　　　　　　　1
蘇州　　　　　　　　　　　　　　　　　　2
盛澤　　　　　　　　　　　　　　　　　　2
南府　　　　　　　　　　　　　　　　　　2
周莊　　　　　　　　　　　　　　　　　　2
西塘　　　　　　　　　　　　　　　　　　2
青浦　　　　　　　　　　　　　　　　　　2
嘉興　　　　　　　　　　　　　　　　　　2
崇明　　　　　　　　　　　　　　　　　　1
金澤　　　　　　　　　　　　　　　　　　1
新埭　　　　　　　　　　　　　　　　　　1
洙涇　　　　　　　　　　　　　　　　　　1
寶山　　　　　　　　　　　　　　　　　　1
雙林　　　　　　　　　　　　　　　　　　1
湖州　　　　　　　　　　　　　　　　　　3
海鹽　　　　　　　　　　　　　　　　　　1
海門　　　　　　　　　　　　　　　　　　1
六合　　　　　　　　　　　　　　　　　　1
蕪湖　　　　　　　　　　　　　　　　　　1

　　
　　　　表5　同里《日記》地名數  
地名　　　　　　　　　　　　　　　　　　次數
上海　　　　　　　　　　　　　　　　　　14
蘇州　　　　　　　　　　　　　　　　　　13
吳江　　　　　　　　　　　　　　　　　　8
黎里　　　　　　　　　　　　　　　　　　6
盛澤　　　　　　　　　　　　　　　　　　6
周莊　　　　　　　　　　　　　　　

　　　6
屯村　　　　　　　　　　　　　　　　　　4
蘆墟　　　　　　　　　　　　　　　　　　2
平望　　　　　　　　　　　　　　　　　　2
嘉興　　　　　　　　　　　　　　　　　　1
無錫　　　　　　　　　　　　　　　　　　1
海鹽　　　　　　　　　　　　　　　　　　1
南京　　　　　　　　　　　　　　　　　　1

　　
　　　　表6　上海《日記》地名數  
地名　　　　　　　　　　　　　　　　　次數
家鄉　　　　　　　　　　　　　　　　　　32
章練　　　　　　　　　　　　　　　　　　9
黎里　　　　　　　　　　　　　　　　　　5
蘆墟　　　　　　　　　　　　　　　　　　4
盛澤　　　　　　　　　　　　　　　　　　3
莘塔　　　　　　　　　　　　　　　　　　1
太倉　　　　　　　　　　　　　　　　　　3
常熟　　　　　　　　　　　　　　　　　　3
崇明　　　　　　　　　　　　　　　　　　3
昆山　　　　　　　　　　　　　　　　　　2
青浦　　　　　　　　　　　　　　　　　　1
金澤　　　　　　　　　　　　　　　　　　1
崇明　　　　　　　　　　　　　　　　　　1
平湖　　　　　　　　　　　　　　　　　　1
周莊　　　　　　　　　　　　　　　　　　1
南通　　　　　　　　　　　　　　　　　　1
如皋　　　　　　　　　　　　　　　　　　1
寧波　　　　　　　　　　　　　　　　　　1
巢湖　　　　　　　　　　　　　　　　　　1
湖南　　　　　　　　　　　　　　　　　　1
漢陽　　　　　　　　　　　　　　　　　　1
上洋　　　　　　　　　　　　　　　　　　1
鎮江　　　　　　　　　　　　　　　　　　1
南宮　　　　　　　　　　　　　　　　　　1

　　
　　　　圖一．大勝主人空間活動范圍
　　附圖
　　　　圖二．同里主人空間活動范圍
　　附圖
　　　　圖三．上海主人空間活動范圍
　　附圖
　　與上述兩地的情況相比，上海柳氏與外界的聯系具有多樣性，地圖三顯示他與外界的聯系半徑較大，以60公里以上為主，這一數據可能與寓居地上海與原籍地大勝村的距離有關。柳氏寓居上海之后，他與外界的聯系具有雙向性。一方面他與原籍地區有著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還波及到上海與原籍之間的沿線一帶。他與外界的大部分聯系是發生在這一沿線附近，而且越接近原籍地越密集。另方面他與上海周圍的縣份也有著相當的聯系，表明他對寓居地的周邊地區同樣有著相當程度的關注，這種聯系在他鄉居時極少。城居地主與外界的這種聯系，表現為與原籍地指向明確的密切聯系和與寓居地周圍的普遍關注。我們似乎看到城居地主多長了一雙眼睛，一雙專注回顧原籍，一雙則放眼關懷四方。因此，我們可以說，城居極大地拓寬了地主的眼界。
　　從三地外出的場所這一角度分析，我們發現，大勝柳氏外出時的目的非常明確，而且其目的都是處理某一具體事務，因此他外出的場所都是指向明確的、與這一具體事務密切相關的人和事的所在地，其中絕大多數是個人家庭。同里金氏外出就顯得不如大勝柳氏正規了，并不是每一次外出都有十分明確的目的，當然他知道至少可以獲得一定的信息，因此他外出的場所絕大多數是個人指向性不甚確切的公共場所，而茶館、商鋪等正好符合了這一需要。例如，他幾乎每天早晨都要去離家僅有兩三分鐘路程的三鳳軒茶館喝茶，有時甚至早晚兩趟，這已成為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在他身上，外出本身似乎已變成了目的。上海柳氏外出的目的性又變得十分明確，但與大勝時不同，其目的并不完全是處理某一具體事務，因此去私人場所的次數相對較少，去公共場所的次數相對較多。但他去的較多的公共場所是可以獲得英洋交易信息的錢莊而不是茶館，他不是通過與別人漫不經心的交談來獲得信息，而是直接去確定場所了解公共信息，這與同里金氏也不同，這一不同的方式，我們認為是由二者所處的環境的不同造成的。鎮區，由于地域相對狹小，成員相對集中，人們即便不是熟識至少也是面熟，因此相互之間具備了直接交流的信任感；加上信息內容的有限和處理手段的缺乏，鎮區不存在將其各種信息進一步分類整理的環節。因此人們只有通過個人之間的直接交流獲得內容繁雜的各種信息，然后再從中搜索對自己有用的東西。可見鎮上人獲取信息的過程較為漫長。與鎮區相比較，城區，由于地域相對廣大，成員相對分散，熟人較少，因此相互間難以進行直接的交流；加之信息內容的龐大和具備一定的處理手段，城區出現了某些信息專門化的機構，因此人們只要徑直去相關的場所就可獲得所需信息。可見城里人獲取信息的過程較為便捷。以上三地外出目的的不同，我們可以將它歸納為這樣一條線索：鄉村地主外出的主要目的就是處理人事，或者說就是與他人交往；鎮上人外出目的是通過與人交往來獲取信息，這時的他人只不過是自己獲取信息的一種媒介而已；城里人外出的一個重要目也是為了獲取信息，但是以他人作為媒介的這種方式已大大地減少了。這種人際交往功能的不同完全是由三處環境的不同引起的。
　　從三地與外界聯系范圍的角度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鄉村對外界關注主要集中在本村為中心半徑僅為數里的范圍內，我們姑且把它稱之為鄉界關注。鎮區對外界的關注范圍較大，滿足這一范圍內的交往，以本地區的若干個中心城市為多，我們姑且把它稱之為中心城市關注。鄉村與鎮區的上述區別，就在于，鎮不僅具備了我們已經認識到的商品集散功能，而且具有信息集散的功能，當然它集中的信息的口徑與它集散的商品的口徑應該是一致的。因此鎮區內部的人際交往就可以實現與鎮界范圍以外的聯系，而這種聯系自然已經滿足了人們的鄉界關注。因此人們與外界的交往就不再表現為鄉界關注，而表現為眼光更高的中心城市關注。城居地主對原居住地的鄉籍關注既合情又合理，而他同時又表現出了對寓居地周圍縣域的關注，這種以本縣城為中心，以鄰近縣域為半徑形成的一個扇形關注范圍，我們姑且將它稱之為縣界關注，一般來說，這一扇形弧長和半徑由本縣城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縣域之間的距離決定。我們說，城居地主身上發展出來的縣界關注說明了他們城居以后的目光變得更遠了。我們可以推想，城居地主隨著城居年代的久遠、代際的延長，他的鄉籍關注將逐漸萎縮，而縣域關注將逐漸增強，從而徹底實現他從鄉居到城居以后關注圈的轉換。
　　通過社會和空間雙重角度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地主由鄉居到鎮居再城居的離鄉過程中，主要的社會關系由相對單一的親戚變成較為復雜的親戚加朋友；經濟生活內容更為多樣性，由單純的農業活動發展為商業以及更高層次的金融活動；人事活動的個性化增強了，村社、家族集體性的義務活動逐漸被個人的主動性活動所取代；空間聯系范圍的擴大也極大地開闊人們的眼界。這些變化的結果就是個性束縛的減弱和個人能力的增強，這可能就是離鄉——這一居住地的外在位移在人們身上引起的最為深刻的變化。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王加秀
　　　　＠②原字門里加合
　　　　＠③原字

讠加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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