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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網絡時代對后結構主義的追思
提要：后結構主義對基于網絡的超文本理念的形成與發展起過不同凡響的作用。克里絲蒂娃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德里達論述了解構閱讀的特點，巴特預言了理想化文本的某些特性。這些特性后來基本都由科技工作者通過電子超文本網絡加以實現。后結構主義以“互文性”為核心的理論主張打破了關于原創性的神話、深化了人們對于文本特性的認識，并啟迪人們去探索新的文本空間。“互文性”觀念本身也為后人所發展。關鍵詞：互文性 電子超文本 網絡
由于光盤技術及萬維網（WWW）的廣泛應用，電子超文本正在迅速深入我們的生活。它既是一種新技術，又代表了一種新理念。這種理念與后結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對此，超文本理論家公開予以承認。蘭道便指出：超文本與晚近文本及批評理論頗多共同之處。超文本重新提出了巴特和德里達關于作者、讀者及他們所閱讀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設；為超文本提供了標志性特點之一的電子鏈接，也將朱麗亞·克里絲蒂娃關于互文性的觀念具體化了。超文本的觀念成型與后結構主義的發展幾乎同時，但它們的會聚并非僅屬偶然，因為二者都源于對印刷書籍和層系思想這類相關現象的不滿。[1]波斯特也認為：“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價值在于，它非常適合于分析被電子媒介的獨特語言特質所浸透的文化。”[2]這種理論價值的重要體現之一，便是關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譯“文本間性”）的主張與實踐。
一 “互文性”的背景
“互文性”一詞源于拉丁文intertexto，意為在編織時加以混合。在文學理論中，“互文性”是一個專門的術語，意指通過歸因發現某一文本（或意義）是從其它文本（或意義）中析取或據以建構的。它著眼于特定文本（或意義）與其它文本（或意義）的聯系。互文性是廣泛存在的。兼綜諸說的教材或旁征博引的史書固然頗富互文性，即使是號稱“獨創”的文學作品，同樣依靠互文性來建構與展示自己的內涵，用典就是訴諸互文性的常見手法之一。當然，互文性并非單指文本之間的關系而言，歷史的、社會的條件同樣是改變與影響文學實踐的重要因素，讀者先前的閱讀經歷、知識儲備和在文化環境所處的地位也形成至關緊要的互文性。互文性雖然廣泛存在，但學術界公認它作為術語是20世紀60年代后期由克里絲蒂娃發明的。
朱麗亞·克里絲蒂娃（Julia Kristeva，1941－）是法國精神分析學家、語言學教授、符號學家、小說家與修辭學家，歐美學術界知名的學者。她于1964年從保加利亞來到巴黎攻讀博士學位，自此定居于法國。1968年，她加入了左翼學生運動。1973年獲得博士學位，學位論文于1984年以《詩歌語言中的革命》為題出版。1974年起，她在巴黎大學擔任語言學教師，并不時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開課。她的學術生涯是從語言學開始的。其后，她吸收了弗洛依德與拉康的演說，變成了精神分析學家，但又將這些先驅者的學說與后現代語境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出版的著作涉及符號學、文學批評、心理分析、哲學、政治學、神學，以至于半自傳體的小說。克里絲蒂娃曾以其學術貢獻獲法國政府獎勵。
在《詞語，對話與小說》等論文中，克里絲蒂娃試圖打破關于文本系由作者所規定的傳統觀念，主張一切能指系統都是由它們對先前能指系統的變形方式所界定的。文本并不單純是某一作者的產品，而是它對其它文本、對語言結構本身的聯系的產品。根據她的看法，“任何文本都是作為引文的馬賽克被建構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熔鑄與變形”，[3]任何文本都受讀者已經閱讀的其它文本及讀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影響。在博士論文《詩歌語言中的革命》里，克里絲蒂娃進一步發展了互文性的概念。弗洛依德曾經區分出在無意識中起作用的四種過程，即壓縮（condensation）、移置（displacement）、視象（visual images）與潤飾（secondary elaboration）。[4]克里絲蒂娃加上了另一種過程，即從一種符號系統向另一種符號系統的變換（transposition）。在上述過程中，舊的系統被解構，新的系統得以產生。新的系統可能運用同樣的或不同的能指材料，變化多端的諸多意義彼此交迭，這就是互文性的由來。“互文性”這一范疇表明：每個文本都存在于與其它文本的關系之中。事實上，與文本及其生產者的關系相比，文本之間的相互關系重要得多。既有的文本為其它文?鏡拇叢煊氬?吞峁┥舷攣摹４游奶逖У墓鄣憷純矗??墻?囟ㄎ謀徑ㄎ揮諛持治奶澹?拍芏運??星〉鋇乃得鰲２還??ノ男圓⒎譴?騁庖逕系奈奶逖Ц拍睢Ｒ蛭??從沉宋謀頸囈緄牧鞫?裕??幣脖硐至宋奶騫δ艿哪承┗旌稀Ｐ詞敵∷擔╢action）可以為例，它是“事實”（fact）與“虛構”（fiction）的融合。
克里絲蒂娃提出“互文性”的概念，所針對的是將文本視為自足的封閉實體的傳統。她宣稱任何文本都是對其它文本的吸收與變形。這一范疇獲得了其它后結構主義者的首肯。巴特探討了在文學背景中的互文性，得出了任何文本都是過去的引文的新織物的看法。德里達則將互文性確認為文學研究的唯一方式，將文本理解為自我參照的系統。不僅如此，“互文性”是相當寬泛的，不只適用于文本之間、書本與作者之間的關系，而且適用于文本與前在的能指系統的關系。所謂“能指系統”，可能包括社會話語的“文本”或主體身分。它因此可以理解為一種不求助于傳統作者觀念的解釋文學與非文學的材料的作用的方式。自足的、密封的、置前景的能指系統被轉換成為有所待的、開放的、置后景的能指系統，寫作也成了反復再反復、重寫再重寫的過程。
二 互文性與解構
德里達以對西方從柏拉圖以來重語音輕文字的傳統的批判樹起了迥異于索緒爾所代表的結構主義的旗幟。他不僅著力避免在賦予“所謂時間上的語音實體”以特權的同時排斥“空間上的書寫實體”，而且將賦意過程看成一種差異的形式游戲。他說：“差異游戲必須先假定綜合和參照，它們在任何時刻或任何意義上，都禁止這樣一種單一的要素（自身在場并且僅僅指涉自身）。無論在口頭話語還是在文字話語的體系中，每個要素作為符號起作用，就必須具備指涉另一個自身并非簡單在場的要素。這一交織的結果就導致了每一個‘要素’（語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號鏈上或系統的其
他要素的蹤跡上。這一交織和織品僅僅是在另一個文本的變化中產生出來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統中，不存在任何簡單在場或不在場的東西。只有差異和蹤跡、蹤跡之蹤跡遍布四處。”[5]德里達作為前提加以肯定的綜合和參照，并非發生于文本內部，而是發生于文本之間。作為閱讀對象的特定文本是在場的，但它的意義不能由自身的指涉獲得，而只能在與不在場的其它要素的聯系中賦予。因此，他的理論與克里絲蒂娃關于互文性的主張是同氣相求同，同聲相應的。
德里達發明了“延異”（differance）這一新詞來概括文字以在場和不在場這一對立為基礎的運動。根據他的解說，延異是差異、差異之蹤跡的系統游戲，也是“間隔”的系統游戲，正是通過“間隔”，要素之間才相互聯系起來。這一解釋完全可以移用來說明電子超文本的特性。電子超文本的基本要素是一個個的文本單位，這些文本單位因為彼此之間存在間隔（不構成連續文本），才得以組成超文本，就此而言，間隔是積極的，是聯想生成的空間。當然，間隔使得這些文本單位彼此之間存在差異，這些差異使得錨地的在場與否成為一種懸念，當我們點擊網頁上的鏈接、在經歷了需要耐心的等待之后迎來的是瀏覽器上“此頁不存在”的提示之后，完全可以體驗到間隔本身的消極性（這是閱讀連續文本時體驗不到的）。構成文本單位之聯系的鏈接因為這些單位之間的差異而得以延續（從一個頁面指向另一個頁面）；反過來，鏈接本身又因為上述延續而產生變異（頁1與頁2的鏈接并非頁2與頁3的鏈接）。這種因異而延、因延而異的運動正是電子超文本所固有的。誠如德里達所言，“作為文字的間隔是主體退席的過程，是主體成為無意識的過程。”[6]因為有間隔，鏈接才成為必要；因為有鏈接，間隔才?皇譴咳晃尬锏目瞻祝??且恢痔厥廡問降奈淖幀＜涓舫魷質保??械腦畝粱蛐醋髦卸希?魈宕傭?訟?壞?牽?庵滯訟?肫淥凳僑鍪侄?ィ?共蝗縊凳切碌某魷?淖急浮＜涓粢泊儷閃擻沒?睦磧梢饈斷蛭摶饈兜淖???庵腫??還?竅嚳吹男睦碓碩?那暗肌Ｔ詰卻??械奈謀就順 ⑿碌奈謀境齔≈?剩?繾映?謀就?緄撓沒Ь】勺ソ羰奔浯郵縷淥?疃?ù蚩?硪桓鰹?榔鞔翱冢?炔璧齲?Ｒ虼耍?涓粼黽恿誦畔⒔郵芄?討械母扇擰５?牽?舛問奔湟囁殺揮沒ё魑?此賈?茫?兄?詿有碌哪諦氖擁閔蟛煜惹頒?賴奈謀荊?虼耍?涓粲衷鑾苛誦畔⒔郵芄?討械睦硇躍?瘛Ｕ餼褪淺?謀鏡募涓羲???謀韁しā?nbsp; 德里達所鑄造的“延異”一詞，表明了后結構主義與自己的前身的差別。結構主義看重共時性而非歷時性，認為結構的各種要素是同時出現的。相比之下，德里達則注意到要素在時間上的差異。“延異”之延，正是時間性的；“延異”之異，才是空間性的。因此，“延異”恰好是時空的統一。理解“延異”這一概念對把握超文本的特性大有裨益。超文本的多種路徑可以通過地圖等形式在空間中展示出來，但是，對于這些路徑卻不能同時加以探尋。因此，超文本的結構本身就包含了時間與空間的矛盾。當用戶選中某一種路徑時，其它路徑在空間上便由在場轉化為不在場，對它們的探尋相應也就被延緩下來。當然，這種延緩并不是結構的破壞，而是超文本的結構魅力之所在：在每次探尋之外總是存在新的探尋的可能性，路外有路，山外有山，峰回路轉，奧妙無窮。德里達所謂“延異”實際上是將結構理解成為無限開放的“意指鏈”（a chain of signification），而超文本則使這種意指鏈從觀念轉化為物理存在，從而創造了新的文本空間。
德里達還使用“播撒”來表達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揭示意義的特性和文本的文本性。在德里達看來，意義就像播種時四處分撒的種子一樣，沒有任何中心，而且不斷變化；文本不再是自我完足的結構，而是曲徑通幽的解構世界。不存在所謂終極意義，那么，表意活動的游戲就擁有了無限的境地。這個隱喻同樣可以移用來概括寫作與閱讀電子超文本時意義的變化。如果說線性文本強調文本的內部關系、因而強調意義的會聚性（所謂“主題”正是這種會聚性的概括）的話，那么，超文本則更為重視文本的外部關系，因而使意義的發散性顯得相當重要。漫游于電子超文本網絡之中，我們從一個頁面進入另一個頁面，也就是從一個語境進入另一個語境，這種運動是隨著我們的興趣而延續的，通過閱讀所把握的意義隨著上述運動而“播撒”，無所謂中心，也無所謂終極。即使上網時心存中心（例如搜尋特定主題的資料），這種中心也為電子超文本網絡的特性所消解；即使上網作為一種活動存在為用戶的時間和支付能力所決定的間斷，但這種間斷并不是發展的螺旋式上升，亦非對終極意義的領悟，不過是新的漫游的準備。 我國古代治學傳統中，早就有“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的分別。德里達眼里的讀者，同樣有著重主觀與重客觀的分野。重主觀的讀者自以為有權力隨便增添什么東西，重客觀的讀者則拘謹得不敢投入任何自己的東西。德里達認為這兩類人都不懂得閱讀，要求超出二者之外而進行解構閱讀。解構閱讀是文本自身解構而造成的意義播撒（dissemination of meaning），依賴于文本而又不為文本所囿。它不追求思想和表達的連貫性，也不追求傳統意義上的闡釋或說明。它強調互文性，企圖抹去學科界線，這在精神上與超文本相通。
德里達認為解構是“寫作和提出另一個文本的一種方式”。[7]超文本的閱讀同時也是寫作。網上一位知名作者指出：“眾所周知，解構閱讀和傳統閱讀的最大區別在于‘可寫’和‘可讀’，傳統閱讀是重復性的可讀，解構閱讀是批判性的可寫。……網絡上面的聯手小說，正是這么一種解構閱讀產生的怪胎：沒有刻意安排好的故事線索，沒有什么主旨、主旋律之類的群眾倫理訴求。每個續寫者都只是他對于原來的文章進行解構閱讀后的主觀觀察和本體理解，他沒有也不肯去猜想故事是否有著在公認價值體系下的統一所指，在網絡聯手的過程中，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聯手者來自各種不同的社會價值環境。”作者參預發起的網絡聯手小說《守門》 http://eway.963.net ）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用一個虛構的角色參加進去。“角色扮演類型的《守門》讓每個人保留的獨自的視覺，任何場景和事件都是個體的感受，與他人所知無關，這是一種最為自由的個人精神的張揚。在這樣的網絡聯手小說中，道德、價值觀念、文筆、風格都成為了段落性的個別東西，整個情節發展只有能指，沒有所指。重復的只是某一個具體生命由于其經歷和所思所感在一次敘述中的表露，那不是歷史道德的積累，也不需要反映狹隘區域利益的法規。在傳統媒體社會中，個體生命感覺的文化表達總是很難擁有最大傳播范圍的可能，而網絡角色扮演小說讓這種個人自由敘事倫理得到一個最廣闊的相容空間，網絡社會環境確實是解構主義的一個最大最好的舞臺。”[8]
三 互文性與本文
; 后現代主義強調能指與所指的分裂，巴特就是如此。巴特原來是個結構主義者，在1968年“五月風暴”失敗之后倒戈，對結構主義的美學理論和批評方法加以批判，從而轉向后結構主義。巴特反對結構主義試圖從一個故事中抽取模型、從模型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敘事結構、再將這一結構應用于其它故事的做法，主張將“本文”與“作品”加以區別。根據他的看法，“作品”的概念是相對于結構主義而言的。作品中的能指與所指相互統一，存在固定的、對應的象征意義，存在作為最終探索目標的所指或意義的結構。閱讀的意義就在于探尋這種結構。“本文”的概念則是巴特新創的。本文是能指的天地。能指與所指相分裂，彼此之間發生了自由的、無目的的意指，這是一種無窮無盡的象征活動，由此而產生的任何意義都是隨時生滅的，沒有中心、沒有連貫。對“作品”的閱讀僅僅是一種理解、一種文化消費，而對本文的閱讀則是一種創造，這種創造實際上是一種游戲。巴特的《S/Z》一書，既為后結構主義樹立了閱讀范例，又為超文本閱讀開了先河。這本書將巴爾扎克的短篇小說《薩拉辛》切成561個閱讀單元，逐一進行討論，然后以令人驚訝的錯綜復雜的方式將這些討論組織成交叉參考，在這一過程中生產出篇幅遠過于原作的文本來。
巴特的“本文”觀包含了某種網絡的觀念。這里有兩個層次的問題：其一，某個語詞之存在，都以其它語詞的存在為條件，語詞的意義是由其它語詞所組成的無形詞典所規定的；其二，文本之所以成為文本，也以其它文本的存在為條件，文本的意義同樣是由其它文本所組成的無形網絡所規定的。巴特心目中的理想文本，是一種鏈接眾多、彼此交互的網絡，是一個能指的星系，沒有所指的結構，沒有開頭，可以顛倒。讀者可從幾個不同入口訪問它，沒有一個入口可以由作者宣布為主要的。這一理想正為萬維網所實現。在萬維網上，任何一個作者都可以將自己所寫的超文本文件鏈接于其它任何文件，如果這種可能性被所有的作者都加以探索的話，那么，每個文件就將鏈接到其它所有的文件，從而產生無窮無盡的可能的文本。通過鏈接，文本分了支，這種分支近于無限，遠非任何個別作者或個別讀者所能窮盡。萬維網既無開端，又無結尾，只是呈現為一個不斷膨脹的中部。在理想的超文本中，沒有一個節點具備相對于其它節點的優先權，各個要素的順序可以任意跳躍。 羅蘭·巴特的文本觀導源于對“作者具有某種君臨讀者之上的權利”的傳統觀念的反撥。他將“文”區分為兩類，即“能引人寫作者”（le scriptible）與“能引人閱讀者”（le lisible）。前者是“有可能寫作的東西”，后者是“不再可能寫作的東西”。羅蘭·巴特認為能引人寫作者是價值所在，“因為文學工作（將文學看作工作）的目的，在令讀者做文的生產者，而非消費者。”相比之下，能引人閱讀者充其量僅具有相反的價值，即能夠讓人閱讀，無法引人寫作。他將能引人閱讀者稱為“古典之文”，因它在傳統的文學體制下獲得肯定。其時，讀者陷入一種閑置的境地，不與對象交合，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來，不能完全地體味到能指的狂喜，無法領略及寫作的快感，閱讀僅僅是行使選擇權。他所向往的文學體制，自然是與傳統文學體制背道而馳的。它為讀者從事寫作、實現角色轉換提供了高度的自由。傳統意義上的作者因此完全喪失了君臨讀者的權利。很明顯，電子超文本就是這種“能引人寫作者”，它將作者和讀者變成了合－作者（co-writer）。
羅蘭·巴特所謂“能引人寫作之文”與“能引人閱讀之文”，存在一條重要區別：前者是生產，后者是產品。在傳統的時代，是產品（亦即“能引人閱讀之文”）構成了文學的巨大本體。然而，理想之文不應是產品，而應是生產，亦即“正寫作著的我們”，或者說是“無虛構的小說，無韻的韻文，無論述的論文，無風格的寫作，無產品的生產，無結構體式的構造活動”，說到底是隨意所之。“在這理想之文內，網絡系統觸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統，均無等級；這類文乃是能指的銀河系，而非所指的結構；無始；可逆；門道縱橫，隨處可入，無一能昂然而言‘此處大門’；流通的種種符碼（codes）蔓衍繁生，幽遠惚恍，無以確定（既定法則從來不曾支配過意義，擲骰子的偶然倒是可以）；諸意義系統可接收此類絕對復數的文，然其數目，永無結算之時，這是因為它所依據的群體語言無窮盡的緣故。” 在羅蘭·巴特看來，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考察角度：一種是“將一切文置于歸納和演繹兼具的往復運動中，以不偏不倚的科學目光，對它們一視同仁，從歸納的方向，強使它們重返總摹本（la Copie），而后一切文都將從這總摹本演繹生發出來”；另一種是“把每篇文都放回到運作過程中”，看它如何無休止地“穿行于無窮無盡的文、群體語言（languages）及系統而呈現出來”。羅蘭·巴特顯然是傾向于第二種角度的。這種角度事實上就是強調文本的動態過程而非其穩態特征（所謂“獨特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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