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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歲現象－－知識分子緣何成“短命階層”
國家有關部門公布的一個專項調查結果表明：我國知識分子平均壽命為58歲，低于全國平均壽命10歲左右；北京中關村知識分子平均死亡年齡為53.34歲，比10年前縮短了5.18歲。更有2002年對上海10家主要新聞媒體的聯合調查表明，新聞工作者的平均死亡年齡為45.7歲，有人根據他們辭世的年齡特點，總結出“49歲現象”。 近年來有不少知識分子英年早逝，上個世紀80年代的“蔣筑英現象”又在知識分子身上重演。有資料顯示：中年知識分子死亡率超過老年人的兩倍，死亡年齡段多為45—55歲；最近5年來，中國科學院所屬的7個研究所和北京大學的專家、教授共134人謝世，平均年齡53.3歲。 近年來英年早逝者就有：原新華社社長郭超人，小說家路遙、王小波，音樂家施光南，數學家張廣厚、羅健夫，氣象學家曾再順，電力專家陳安樂，船舶專家華怡，物理學家蔡詩東、崔長庚、陳楊，力學家卓克聰…… 生活、工作條件相對優越的知識分子為何反而成了“短命分子”？有關人士指出：對知識分子的健康監控和教育迫在眉睫。 腦子24小時運轉：知識分子為工作透支生命 24歲的楊先生在中關村一家IT公司做程序員，體形很瘦，鼻梁上掛著一副眼鏡，隨身背著一個碩大的電腦包，一看就是典型的IT青年。“做我們這行特別費腦子，普遍流傳的一種說法是，一個人最多做10年就不能再做了。”他說。 目前，楊先生已經做了近3年。最初是在清華大學附近的一家IT公司，那時候楊先生住在東直門，由于路上要花費2個小時，他每天早上6：30起床，顧不上吃早飯就往公司趕。“工作壓力很大。”楊先生說，“主要是因為目前軟件工程管理方面不完善，進度不易控制。比如說，預計一個項目可以在一星期內完成，而事實上編程過程中會出現一些問題，這時候為了趕時間就必須加班加點，保證項目在約定的時間內完成，否則要負相關責任。” 為了趕進度，楊先生平均每天晚上9點鐘以后下班，甚至會在12點以后下班，極累的時候干脆就不回去，趴在辦公桌上睡，睡醒了接著干。在這樣的情況下，楊先生的晚飯通常是“隨便亂吃點”。由于周六、日中總有一天用來加班，楊先生基本上沒有鍛煉身體的計劃。 “去年有一段時間身體狀況特別差，整天都沒有精神，就是困。”在這樣的情況下，楊先生辭職了。目前楊先生在另外一家壓力相對較小的公司繼續著自己的程序員生涯。 新聞工作者張先生目前就職于北京某家都市類報紙，在張先生所在的報社，每個記者每月要完成1萬余字的稿子。為了給讀者提供及時鮮活的新聞，記者們每天奔波在獲取第一新聞的路上。 記者采訪時張先生剛從醫院看病回來。“干這個職業就怕生病。”張先生說，“發燒好幾天了，還得天天出門采訪，跟人打交道還要表現出愉悅、興奮的樣子。”三天前，發著低燒的張先生為參加一個博覽會7點鐘起床，坐了一個小時的車趕到會場，一直采訪到中午12點，累得連吃午飯的胃口都沒有。 由于新聞隨時可能發生，記者的手機必須24小時開機，隨時準備采訪，這導致記者的生活十分不規律，甚至一日三餐都無法按時。“我們是日報，采訪回來必須馬上寫稿子，寫完才能放心吃飯。”張先生說。記者熬夜寫稿也是常事，張先生最晚的一次是凌晨3點鐘到家，連上樓的力氣都沒有了。 上大學時，張先生經常光顧健身房，現在，張先生已經沒有時間去健身了，偶爾做幾個俯臥撐當做鍛煉。 宗先生則就職于紫竹橋一家著名的公關公司。“公關行業的工作強度和壓力都比較大，要做好這份工作必須學會對時間的分配和對心理的調節。”宗先生說。 公關行業是服務行業，從業人員的時間必須得跟著客戶走，所以不能按時下班是常事，加班也是常事。“每個周末都會有人加班，身邊的人全都處于亞健康狀態。”宗先生說。 為了調節自己的身體狀態，宗先生堅持每天下班后走路回家，從公司到宗先生住的地方是3公里，宗先生把每天3公里的路程當作散步。每月宗先生還會抽出時間踢一次球，踢球的伙伴是在網絡上結識的。 楊先生、張先生和宗先生的生活狀態在許多知識分子身上都能看到，目前，“累”、“壓力大”、“沒時間鍛煉”已經成為知識分子群體普遍存在的問題，在這種生活狀態下，知識分子的身體狀態堪憂。 心腦血管疾病成“頭號殺手”：知識分子被潛在疾病包圍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心腦血管疾病、高血壓、疲勞綜合癥甚至過勞死等病癥，正在威脅著知識分子的健康和生命。 “腦力勞動、精神緊張、飲食精細及高脂、城市空氣嚴重污染、運動不足等，都是心、腦血管疾病的誘發因素。細數起來，知識分子把這些因素快占全了。”蘭州醫學院碩士研究生王先生告訴千龍網記者，心、腦血管疾病是知識分子健康的“頭號殺手”。 高血壓也是知識分子一個潛在的危險因素。王先生指出，它損害人體重要臟器，在遇到某些誘因時，便會引發高血壓腦病、腦中風等。另外，經常不吃早飯、三餐不規律使很多年輕知識分子患上了胃病，還有的消化系統產生病變，而且還會使血脂升高。知識分子“靜多動少”的工作特點導致腰肌勞損也成為他們的常見病。 醫療工作者、海波科技醫療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長王鳳蘭則指出，“疲勞綜合癥”正在威脅著知識分子的生命。“一些知識分子長期超負荷工作，經常處于疲勞狀態，當累積疲勞達到嚴重程度時，就會步入病態疲勞，形成疲勞綜合癥。”王鳳蘭說，“我有一個朋友死時只有42歲，診斷書清楚地寫著——疲勞綜合癥。” 近年來，在知識分子中還出現了“過勞死”。蘭州醫學院的王先生提出，由于長期慢性疲勞而誘發的猝死稱為“過勞死”。在勞動過程中，正常工作規律和生活規律遭到破壞，體內疲勞淤積，使血壓升高、動脈硬化加劇，進而就會出現“過勞死”。 “工作緊張、過度勞累是‘過勞死’最大的原因，此外忽視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年輕人不注意自身的疾病征兆等，都是導致‘過勞死’的危險因素。”王先生說。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心內科和醫學心理學教授楊菊賢在一份報告中指出，知識分子的亞健康狀態如果長期不糾正的話，在不久的將來，這些人中的2/3將死于心腦血管疾病，1/10將死于腫瘤，1/5將死于吸煙引起的肺部疾病、糖尿病等代謝病以及意外事故，只有1/10的人有望安享天年。 社會環境所迫：知識分子何以如此短命 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都相對優越， 為什么偏偏被眾多疾病困擾，進而成了“短命階層”？蘭州大學哲學與社會學系李姓碩士研究生提出，我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壽命如此短暫，與社會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 這位碩士指出，與西方知識分子相比，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環境不夠寬松，他們的憂慮多、心理負擔重，種種問題和焦慮這對他們的身體造成了傷害。以大學教授為例，在西方，大學教授根本不用為科研經費的事情發愁，而在中國，大學教授拉贊助的情況多的是，大學教授還要分出精力來應付分房等生活上的問題。盤根錯節的種種問題導致知識分子十分疲勞。 另外，知識分子的長期從事腦力勞動，壓力大、處于疲勞狀態也是導致他們身體狀況差的原因。“過度勞累或者長時間精神緊張，會使身體的自主神經系統功能紊亂，引起體內主要的器官和系統失衡，比如發生心律不齊、內分泌失調等等，嚴重的就會導致全身的應激狀態，從而引發疾病甚至死亡。”蘭州醫學院的王先生說。 心理負擔重也在傷害著知識分子的身心健康。“知識分子的成就動機很強，他們長期處于心理亢奮期。甚至晚上睡覺的時候腦袋‘開天窗’，眼睛閉著，腦袋仍舊在不停地運轉。他們對于工作的概念遠不是解決溫飽，而是要抓住機會，成就一番事業，為了事業他們甚至愿意搭上性命。”海波科技醫療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長王鳳蘭說。 忽視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注意鍛煉身體和放松自己也是導致知識分子體質差的主要因素。“知識分子必須學會放松，勞逸結合，但現在很多人連每天抽出30分鐘去鍛煉都做不到。”王鳳蘭說。 內外因共同作用：讓知識分子學會珍愛健康 “讓自己健康是知識分子義不容辭的責任，必須讓他們認識到這一點。”蘭州大學哲學與社會學系的李姓碩士研究生指出，“知識分子以極其認真、頑強的精神工作，也應該以這種精神去追求健康，因為只有他們健康才能為國家和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上海黃浦區中心醫院內科副主任樊雨良提出，必須要對知識分子實行健康監控。“許多中年知識分子的病死是猝發的，但病因卻是積累的、漸成的。據統計，50%的心肌梗死病人平時只會偶爾出現胸悶和胸痛的現象。而造成猝死的冠狀動脈疾病、主動脈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腦出血，都是隱蔽性很強的疾病。常規體檢的目的本來是發現并預防隱蔽性疾病，但我們沒有一個系統來監控體檢結果，進行健康干預，使體檢的作用大打折扣。” 樊雨良建議，領導重用中年知識分子的同時，也要從健康上關心他們。單位應為知識分子建立健康檔案，就象人事檔案一樣，有專人負責。每年體檢后，都應歸檔以備查用；在體檢項目上，也應根據知識分子工作特點，重點監控與高血壓、高血脂、腎病、糖尿病特別是隱性冠心病等有關的數據；針對有些知識分子對健康體檢不重視的情況，做好健康宣傳和教育工作，甚至推出規定時間內未做健康體檢就不予上崗等強制措施，促使知識分子提高疾病防護意識。 “黨政領導們應將這些工作作為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實事來抓，要作為年終政績、工作實績考核的重要內容。”樊雨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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