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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國際供給：大學需要《服務貿易總協定》嗎？

時間：2022-08-09 06:52:06 教學管理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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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高等教育國際化主要由兩種方式推動，一是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代表的方式，二是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方式。兩個組織的成員國幾近相同，但是在高等教育國際化方面的立場和做法卻相去甚遠。
　　世貿組織成員國通過簽署《服務貿易總協定》，同意在21世紀初就服務貿易自由化展開談判。貨物貿易的規則是否適用于服務貿易，就好像貨物是否等同于貿易？有形產品和無形產品（如教育）的價值是否可以用同樣的方法確定？服務市場是否比貨物市場更加受供給所驅使，……
　　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一員，該組織以監督和促進世界貿易的發展為主要任務，同時，中國又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一員，該組織創辦于二戰之后，以通過教育、科學和文化促進世界和平為己任。作為聯合國系統的機構，這兩個組織都鼓勵世界上200個國家開展相互合作，而不是互相爭斗。然而，盡管世界貿易組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由幾近相同的成員國組成，涵蓋了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但是它們所遵循的行為準則和國際合作方式卻不盡相同，反映出它們在觀念上的差異，在處理教育問題，尤其是高等教育問題時，亦是如此。這種情況，實際上會在各成員國引發決策者之間的緊張關系，因為這兩個組織所倡導的不同的政治選擇不總是那么容易調和。
　　　　國際化進程
　　當前的國際化進程主要受兩種文化驅使，一種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謂的“條約”(conventions)，另一種是世界貿易組織所謂的“協定”(agreements)。
　　"convention"一詞來源于拉丁文con和venire，意思分別為“一起”和“來”。也就是說，“條約”是人們聚會的結果。實際上，該詞的一個意思是一群抱著相同目的的人聚會，如民主黨的集會。另一個后續的意思與達成最小公約數有關，以使這群人的聚會合理化。因此，“條約”也指為了相同的目的聚在一起的人們所共同接受的一份文本。這種表達共同的聚會意愿和未來目標的書面條約，通常會列出一份行動計劃，以促進團體的疑聚力，并使這一群體的人們再次聚會有共同的依據。如果聚會者是國家的政府部門，那么條約也就成了國際化的手段、一種為了共同目標而達成的共識和行動的基礎。條約的參與者通常通過雙邊接觸達成一致。
　　從根本上說，條約反映了一種“自下而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每個參與者通過個人行為的調整來支持團體共同的目標。因此，國際化進程中的任何新進展都需要凝聚進一步的共識，如新一輪談判，需要參與國確信進一步密切合作，即達成更大公約數會帶來好處。因而，每一項新的妥協都會成為特別的決定，而且在尋求達成一致的過程中，政府自然會對以前的安排重新進行談判。另一方面，“條約”文化是基于個體的選擇和特別決定的結合，當參與討論的人數很多時，就會使整個過程變得相對不穩定，非常復雜、困難和緩慢。
　　經過多年的討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提出了一項有關歐洲學位相互認可的條約，即1997年簽署的《里斯本條約》(Lisbon Convention)，至今已有27個國家加入。它試圖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教育和培訓相互認可制度，而不是以往的那種基于課程和學分的相互認可制度，因為后者并沒有促進各國與各大學之間學生、畢業生和學術人員的流動。目前，該條約也對歐洲地區以外希望從這種制度中受益并使自己融入這個學術圈的國家開放。去年4月在里斯本舉行的一次會議對該條約的成果進行了評估，并建議擴大參與國的范圍，以支持所謂的“博羅尼亞進程”(Bologna prccess)，即到2010年，歐洲內部將形成一個覆蓋35個國家的統一的“歐洲高等教育區”(EHEA)。
　　另一種文化，實際上也是“條約”文化的一個特殊例子，與“協定”一詞有關，法語叫"accord"，來源于拉丁語"ad"和"cordia"，即“到心里”，或表示“同樣的心”。一項協定表達了感受和愿望的一致。協定比集會更深入。實際上，為取得統一，參與者不僅要加入文件體系，而且要把這些文件合并為一個共同的體系，以明確他們合作的條件和規范。他們必須要走出隱含著妥協(com-promise)的那種承諾(promise)模式，必須要做出“讓步”(con-cessions)，一種為追求共同發展而放棄自身一部分愿望的過程。一項協定不允許真正改變想法，實際上，退出合作框架體系的余地也很少。這就要求參與者開放性地接受未來可能是不可預見的安排。因此，一項協定就是對不可預見的安排的一種承諾，至少在共同接受的框架內。它不需要如條約一樣就進一步密切合作不斷進行新的談判。在某種程度上，協定比條約更體現“自上而下”的特點，因為它可以自動延伸到其它共同的領域。因此，協定的執行比條約更簡單、更容易、更快速。為什么？因為它比條約需要更多的信任和對未來的信心，而條約則更多的是走一步算一步。
　　在這種精神的指導下，世界貿易組織于1995年提出了《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將降低關稅和其它貿易壁壘的范圍擴大至貨物貿易以外的領域，而從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肯尼迪回合至目前的千禧年回合，談判主要圍繞貨物貿易領域展開。《服務貿易總協定》特別涉及到金融服務（如銀行和保險）、旅游和運輸業、健康和教育這些各國共同感興趣的領域。1995年的協定提出了簽約國政府共同接受的一些基本原則，它適用于所有正在討論的服務業。例如，“國民待遇”(nstional treatment)條款規定，所有外國服務應與本國服務享受同等待遇；“最惠國待遇”(MFN)條款規定，對一國做出的減讓應自動適用于其他所有成員國。這些原則構成了解除服務貿易管制的“框架條件”；一旦被接受，它們就成為商業國際化的“規范”——也包括教育。
　　今年6月，所有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政府應邀劃定他們準備解除管制的服務貿易領域，也就是他們愿意以本國服務供應商同樣的條件向外國服務供應商開放的服務貿易領域。各成員國的所有提議目前正在日內瓦整理，為減讓談判做準備，一旦達成協議，將適用于世界貿易組織的所有成員國。整個過程預計將在2005年結束。就教育而言，已有31個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表示愿意在教育和培訓方面降低貿易壁壘，其中有四個成員國明確提到了高等教育，它們是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和美國，盡管他們的立場相距甚遠。
　　　　信任和價值——國際化的潛在信條
　　讓我們回顧一下19世紀和20世紀的國際化進程。
　　19世紀中期，以“民族國家聯盟”著稱的歐洲國家正經歷著同樣的工業化過程。這個過程以使用鋼鐵、煤和蒸汽發展海運和鐵路為特征，從19世紀40年代的英國開始，并在隨后的30年中擴展到整個歐洲，在轉向20世紀時又擴展到整個世界。作為一群長期習慣于爭斗的民族國家，歐洲各國此時意識到，他們需要某種機制來協調他們共同的經濟命運，而不是堅持自己獨特的政治認同。19世紀60年代在法國的領導和英國的支持下，歐洲出臺了“最惠國待遇”條款，以加強各國間的經濟關系。這項政策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的，一方面信任各國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堅信本國能夠從競爭中獲益。它們相信開放的未來，并愿意為未知的因素承擔風險。大部分歐洲國家的政府有足夠信心去追求潛在的財富，即使這樣做可能會喪失自己的傳統。隨著黃金成為貨物交換和貿易評估的標準，這種信任轉化成為價值。“最惠國待遇”和黃金標準被所有國家所接受，促進了歐洲市場對外國競爭者開放，并迅速引發了從食品到工業品的生產重組，從而改變了19世紀后半葉世界的面貌。然而，當一些群體和國家因為世界新秩序的建立而失去有利的地位和作用時，并不總是無動于衷。為了彌補這種損失，一些國家鼓勵殖民地的公司只對特定合作者開展貿易，如法國和印度支那、英國和印度，更別說俄國的遠東殖民地和美國的西部殖民地了。這也導致了民族主義者拋出認同問題，尤其在德國、意大利這類新興的國家。從長遠的角度看，反對自由貿易的這些偏激反應加劇了政治和軍事的對抗，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它們扼殺了20世紀大部分時間的全球變革和交流。然而，對于那時占統治地位的世界主義者而言，這50年的自由貿易留下的是“黃金時代”的回憶，在這個時代，人員、資本和商品可以自由流動，跨越邊境不需要護照或簽證，而黃金成為世界貿易和商品交換的標準。
　　自1918年起，20世紀的歷史可以被看作是重建“黃金時代”的歷史。在政治上，為杜絕戰爭，歐洲國家聯盟的范圍通過“國聯”(League of Nations)的成立而擴大到整個世界，并在日內瓦設立了秘書處。然而，由于美國國會拒絕跟從該組織的發起人威爾遜總統，這種國際化的努力遭到了致命的打擊。在經濟上，黃金又恢復成為貿易的標準。但是由于黃金價格標得太高，尤其是對英鎊，在經濟重建時期限制了商業的發展，反過來又刺激各個國家試圖控制自身的經濟命運。這種發展的結果之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5年以后，人們重新開始穩定世界的嘗試，特別是成立了聯合國(United Nations)組織及下屬的許多專門機構，尤其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然而，超級大國不愿在戰后委托一個國際組織監控和促進貿易的發展，信任他人和信任未來的問題又一次被提了出來！他們希望制定一份關稅條約。這樣，在多輪談判的基礎上，簽署和批準了《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旨在減少國際貿易的障礙，特別是那些保護本國貨物和產品供應商的國家法規。只有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烏拉圭回合期間，在關貿總協定成功地成為各國談判論壇的鼓舞下，世界貿易組織才得以最終成立。
　　一些國家的政府認為，由于參與國數量和立場分歧方面的原因，聯合國機構提出的全球化戰略過于緩慢和麻煩。歐洲在50年內發生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表明，如果這些地區想從廢墟中崛起，需要穩定與和平的環境。在西歐，人們提出了幾種徹底消除仇恨和不信任的方法，如在政治方面，幫助各國的決策者聚集在一起制定共同的規則、項目和計劃。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理事會應運而生，其代表大會最初有來自20個國家的議員參加，目前已增加到42個國家。經濟聯系也被視為增強國際信任的一種可能的途徑。因此，在50年代早期，曾處于兩次世界大戰中心的六個國家，即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在可能支撐戰爭的許多行業，尤其是鋼鐵和煤炭業，成立了統一的多國合作聯合體。“歐洲鋼鐵和煤炭聯合體”代表了一顆互信的種子，導致1957年根據《羅馬條約》成立了歐洲共同市場，使歐洲的自由貿易從鋼鐵和煤炭延伸到其它所有貨物和產品。其結果是，“最惠國待遇”條款在該地區得到了充分的使用，就像19世紀那樣，不僅物品得到了流動，資金、更重要的是人員也得到了流動。歐元的問世并在今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完成了前一世紀單一貨幣的夢想。目前，已有12個國家采用歐元作為它們共同的貨幣，至少還有3個國家仍在猶豫是否放棄本國貨幣，它們是英國、丹麥和瑞典。這又是信任的問題！然而，擁有4億人口的共同市場，即目前的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在50年里已經從一個災難性的地區變成了吸引鄰國的聚寶盆。歐洲聯盟是當前世界貿易的主要力量，并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作為單一實體與其它成員國進行談判。在世界其他地區，也在追求同樣的反對民族主義、崇尚自由化之夢，但它們的一體化層次較低，如南美的《梅考蘇公約》(Mercosur Pact)和《安迪安公約》(Andean Pact)，以及北美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所有這些努力都是基于一系列任何條約或協定未曾提及的假設，我把它們稱作“信任的建立”。在我所提到的所有例子中，不管過去還是現在，首先都有合作的愿望，不論較低層面的條約還是較高層面的協定。人民、國家和政府都意識到，在他們身邊還有“其他人”，不論他們是對手還是伙伴。這種“認識”是對話的首要條件。交流的第二步是建立在“比較”的基礎上，與他人進行比較。這樣，個人、國家和政府就能從對方的主體和行為中發現共同點和不同之處。然后，如果有興趣合作的話，就可以將共同點看作采取共同行動的潛在重點和協商合作的基礎。不過在這個層面上，制定共同的策略并不意味著對話伙伴必須改變自身行為，他們可以繼續他們通常所做的事，但是應該齊頭并進。長此以往，就會有共同的實踐，雙方對彼此的愿望和能力就更加信任。合作的第三階段是“相容并存”。經過一段時間的比較，找出可以溝通的地方，以便使共同的實踐可以導向行為的一致，即調整自身的行為以適應另一方需要。合作的第四階段，也是最后一個階段，是“承諾”，即當合作伙伴（不論是個人、政府或國家）認可了一個共同的目的，并為此采取共同的策略，為了取得成功，每個合作伙伴必須要相互給予無保留的合作。
　　“條約文化”與前兩個階段即認識和比較相對應，導向共同的實踐。如有關學位相互認可的《里斯本條約》。“協定文化”對應于合作的后兩個階段，即相容并存和承諾。這兩個階段涉及行為方式的改變以達成共同的目標，如《服務貿易總協定》需要每個成員國在早期做出承諾，以實現貿易方式的轉型，這種轉型至少將在很長的時期里對該國特定服務領域的供給產生深遠的、通常也是意想不到影響。
　　在高等教育領域，歐洲正在嘗試包含以上兩種文化和四個合作階段的一體化過程，這就是所謂的“博羅尼亞進程”。1999年6月，30個國家的教育部長在意大利波羅尼亞簽署了一份宣言，提出到2010年建立“歐洲高等教育區”(EHEA)的設想，加盟國家的數目不限。實際上，2001年新加入的就有三個國家，更多國家將在2003年9月于柏林召開的評估“歐洲高等教育區”發展的部長會議上要求加入“博羅尼亞進程”。“歐洲高等教育區”不預設任何內容，實際上，關于統一的學術歐洲的確也沒有一個定義。說起歐盟，人們可能會想到它是一個知識和知識工作者可以自由流動的區域，學生在本國的支持下可以到成員國任何一所高等教育機構接受培訓，可以從任何一個成員國招聘教授和研究人員，雇主和當局承認所有成員國頒發的學位。然而，《博羅尼亞宣言》并沒有提及這類宏偉的設想，因為這種設想畢竟會使大多數學者和政治決策者感到恐慌。它只是指明了最終導致“歐洲高等教育區”建立的一體化途徑，以在各成員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之間實現“最大公約數”。例如，它建議各成員國建立一種“雙層高教體系”，包括至少3年的學士學位加3至4學期的碩士學位，以提高各成員國間高等教育系統的可比性。它還建議各成員國使用歐洲統一的“文憑補充文件”(Diploma supplement)，對在各國取得學位時所要掌握的學習內容做出說明。它要求將歐洲學分轉移制度(ECTS)延伸到高等教育的所有機構和所有層面，以簡化手續，鼓勵高校間、國家間和各類教育培訓間的流動，在傳統的大學學習之外，為人們的終身學習提供方便。此外，它還建議各成員國在知識服務的質量評估方面實現一體化，消除人員和思想流動的一切行政障礙，并為學術培訓制定歐洲標準。
　　通過簽署《博羅尼亞宣言》，各國部長們承諾他們的國家有興趣共同朝著上述方向前進，但是各國政府在實施過程中所運用的策略不盡相同。例如，意大利在一年內將該國1500多種5年制課程重組為3 2課程，這意味著他們迅速采用了學士／碩士學位的課程結構，盡管他們自己不這樣提。德國的行動要遲緩得多，政府鼓勵所有大學在保留傳統培訓課程的同時開設學士和碩士學位課程。有些大學，如柏林的洪堡大學認為這種雙軌制過于麻煩，決定只提供學士／碩士學位課程。在荷蘭，議會剛剛討論過向高等教育的學士／碩士學位體制過渡的問題。換句話說，這些國家在實施宣言提出的措施方面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和步調，只要最終能導致歐洲走向一體化，促進該地區人員和思想的流動。
　　這些年來，歐洲的大學已經實現了某種程度的相互認可，并出現了許多鼓勵聯合教學和共同課程開發的項目，其中至少有部分課程專門對外國學生開放，如伊拉斯謨計劃(ERASMUS programme)每年資助歐洲內部十萬多名學生的交流。《博羅尼亞宣言》認為，如果想從合作的“比較”階段真正進入“相容并存”階段，應大力加強這類有助于相互了解的交流活動，它將使各國走向中期的一體化，即2010年建立“歐洲高等教育區”的目標成為一種可能，并促使各國采用相似的發展道路。這些觀點在2001年5月召開的布拉格會議得到了強化，當時各國的部長們在會上堅持認為，高等教育包括終身教育必須被當作“公共產品”，學生在社會變革中起著關鍵性作用。因此，部長們再次確認了先前《博羅尼亞宣言》提出的觀點，即歐洲高等教育一體化不應由政府獨自包攬，而應在高教機構及其成員，包括學生、教師和管理者全力支持和創新實踐的基礎上實現。如果政府的職責是確保學術發展有一個良好的條件，那么歐洲的學術發展是大學的事情，它們必須在歐洲層面上采取共同的行動。
　　例如，作為“博羅尼亞進程”一個組成部分，歐洲大學聯合會(EUA)將于今年10月在蘇黎世就“歐洲學分轉移制度”的實施召開二次會議，屆時將有來自各成員國的200所大學的領導、政府代表和師生代表共300人與會，他們將討論如何把歐洲學分轉移和累計制度的實施提升到最高層次，也就是從最低公約數轉向最高公約數，會議的結論將作為推進一體化建議的一部分提交一年后將在柏林召開的下次部長級高峰會議討論。與博羅尼亞會議一樣，蘇黎世會議在召開之前，各成員國已就有關問題展開辯論，就歐洲學分轉移制度而言，他們已參觀了許多采用歐洲學分的高校。如果歐洲學分轉移制度擴展至所有課程，會給這些高校帶來問題，并間接地影響到它們所有的活動。換言之，就高等教育而言，《博羅尼亞宣言》意味著與政府結成伙伴關系，而不是依賴政府。這意味著大學應該信任政府，當局也應該信任大學和其它高教機構，對于這個進程中的其他參與者亦是如此。如“歐洲學生會聯合會”(ESIB)全面參與了“歐洲高等教育區”的規劃，就此發起高校范圍及全國性的討論，組織歐洲論壇，并將討論結果直接呈交給部長們。這也意味著一種“開放的未來”，合作伙伴之間的良好愿望可以使他們實現共同的抱負。不過，這也會帶來一些不適，因為每個事情都在不斷地變化。對于這個進程的所有參與者而言，每個決定都會使他們更接近于“歐洲高等教育區”的建立。
　　事實上，“博羅尼亞進程”絕不是一個自動發生的過程，因為它需要逐步建立信任，需要激發人們對歐洲高等教育區提出各種創新性的構想。在某種程度上，它將賭注壓在“條約”文化上，每天堅持不懈地了解別人，以達成“共同的想法”，再通過不斷尋求最大公約數，走向“協定”的文化。然而，盡管各成員國同意遵守固定的一套發展模式，但是在邁向共同的目標方面，它們仍然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因此，歐洲的高等教育看起來有些像一片叢林，更多的人抱定決心要實行新的思想，而不是固定的秩序。“博羅尼亞進程”在很多方面是一項國際關系的試驗，這種開放性也是它的力量之所在，正如歐洲東南部的國家所昭示的那樣，它們雖然還不是《博羅尼亞宣言》的成員國，但是它們已決定按照該宣言提出的路線重組它們的高等教育體系，通過了與歐洲接軌的高等教育法，并在高等教育的發展上主動向本地區其它宣言的實施國靠攏。
　　我的觀點是，合作的前兩個階段是建立信任所必須的，而支持國際融合（通過貿易或其它方式）的人們有時會忘記這一點。歐洲的機遇在于，盡管在歷史上和政治上存在裂痕，但是他們對于本地區共同文化以及高等教育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的認識，卻有著基本的共識。“認識”和“比較”的階段已經在參與“博羅尼亞進程”的35個國家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盡管人們經常對普通學者缺乏對鄰國教育制度的了解感到吃驚。但是它們有著共同的立場，這種狀況在世界其它地區卻未必存在。換言之，在“條約”文化尚未發展（即當人們還沒有彼此了解）的時候就開始協定的操作，可能會導致我們不愿看到的結果，有些合作伙伴在適應變革的過程中可能會感到受壓迫，而不是得到支持。
　　　　大學需要《服務貿易總協定》嗎？
　　作為一個組織，歐洲大學聯合會當然不反對自由貿易。考慮到1945年以來本地區貨物、資金和人員日益增長的流動所帶來的財富和發展，一般而言，歐洲人也不應該反對。但是問題在于，是否要把高等教育也納入《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范圍以內？這個問題不是指我們是否需要加強國際交流以使我們的世界更加強大，因為這是一個受歡迎的目標。問題在于，條件是否成熟？這里主要有兩點值得進一步討論。
　　第一，服務是否等同于貨物？當烏拉圭回合談判接近尾聲，人們清楚地意識到，《關貿總協定》這么多年來一直在推動的降低貿易壁壘并沒有涵蓋所有國際貿易領域。像旅游業、銀行業或保險業這些部門，在世界發展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將貨物貿易自由化的基本規則運用到這些部門似乎是很正常的，如“國民待遇”條款和“最惠國待遇”條款。這種做法的假設是，服務等同于貨物，并且可以用同樣的方式處理。的確，兩者都有體現效率費用的價格，兩者的生產過程都受各國法令和關稅的保護。
　　然而，即使用最平和的英語，說服務的“生產者”(producer)也顯得很拗口，人們寧可使用服務“提供者”(provider)一詞。為什么？因為一項服務有貨物所不具備的非物質特性。在某種程度上，服務業需要消費者對服務的有效性產生信任，而這種信任有別于買主對一件實物的信任。
　　購買一項服務就像購買一張“尚未被激活”的關系網，以滿足某種需求。例如，當我購買一趟去絲綢之路古城的旅游套餐時，我購買的是一種期待，期待自己去發現中國。為了實現這種期待，我織起了一張友好的關系網——從旅游代理到酒店保安，從博物館導游到巴士司機，他們的許多能力在服務的實施過程中將決定我此次假期的成敗。這里有一個時間的概念，而在貨物交換中則不存在這個問題。貨物也是能力的結果，但卻是過去的事情。服務在將來會繼續發展，它需要更高層次的信任。此外，當你付費時，服務通常還未結束。有趣的是，消費者如果越是信任服務的可實現性和獨特性，似乎就越樂意付更多的錢。換句話說，人們有一種“主觀邊際評價”，它對于服務交易比貨物交易更為重要。看待服務的另一種方式是考察服務是否體現了能力（有待激活）的潛在供給，而物質產品是根據現有的需求（作為能力被激活的結果）生產的。那么，為貨物貿易制定的那些規則能否直接應用到服務交易中去？難道不應該考慮那種附加的信任？因為它反映了消費者心中無形的和主觀的價值，是服務的全部內容。如果我的分析是有意義的話，那么服務供應商的職責是否就不同于貨物生產商？服務和貨物交易的規則難道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兩者之間規則有足夠的相似性嗎？
　　我要提出的第二點是，談判過程可以看到信任嗎？比方說，如果要令人信服地對這一過程的本質做出回答，所有合作伙伴應該對討論做出自己的貢獻。這有點像“博羅尼亞進程”，政府、高校、供應商和學生應該參與制定他們共同的未來。如果參加《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成員國政府就是那些參加博羅尼亞進程的成員國政府，至少在歐洲是這樣，而且它們在創立歐洲高等教育區時確信伙伴關系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那么它們在為建立一個全球化社會而奮斗時也應該采取相應的行動，不是嗎？但這不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方式，因為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主要由各成員國的商業和貿易部負責，他們很少征求與談判涉及的服務領域最為相關的政府部門同事的意見，如衛生部長或教育部長。
　　這是人們對《服務貿易總協定》所做出的部分反應，也包括大學。當加拿大大學聯合會(AUCC)、美國教育理事會(ACE)、高等教育認證委員會(CHEA)和歐洲大學聯合會于2001年9月起草并簽署了一份共同宣言時，代表了4000所高校的這四個組織強烈反對將高等教育列入允許自由貿易的服務業領域。為什么？因為它們擔心大學不能被有效地納入協商的過程，盡管大學仍是高等教育的主要提供者。高等教育具有自身的特點，不一定非要納入《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框架中去。
　　我們的確聽說通過加拿大各大學的努力，高等教育將在《服務貿易總協定》談判中發揮潛在的作用，因為加拿大已經存在一種良好的協商文化。在渥太華，當政府考慮加拿大是否應該將教育納入自由貿易的范疇時，貿易部征求過教育部的意見，而教育部已要求它通常的合作伙伴加拿大大學聯合會準備一份文件，以表明教育部對這個問題的立場。然而，在華盛頓和歐洲許多國家的首都，貿易部的官員就不那么有合作意識，似乎因為有了貨物貿易自由化方面的經驗，他們就可以對服務業進行類似的操作。因而，貿易部長們很少和教育部同行協商，這無助于促進他們與服務供應者本身及他們的代表機構開展對話。我們的這份跨大西洋宣言以一種方式提醒人們，最先應該考慮的機構是大學，因此，我們應該成為對話的伙伴。這又是信任的問題，對概念的信任、對定義的信任、對談判者的信任，總之，這是一種基于以往經驗及求同存異的信任。在高等教育領域，我們不知道世界180多個國家認識和包容的基礎是否足以使它們向“比較”和“承諾”的階段前進。一項協定如果想僅僅通過制定貿易增長的規則建立一個開放的未來，需要比較和承諾。
　　《服務貿易總協定》文件本身的模糊性加劇了人們對誤解的擔憂，如條款1.3對不列入談判的服務業種類，特別是由政府對本國公民提供的服務業種類，進行了界定。但是，如果政府控制的高校被排除在外，那么私立大學如何承擔一種公共的角色？反過來，已設立私立分支機構開展新的教育服務的公立院校又如何看待？另一個需要澄清的是該協定對高等教育體系欠發達國家的影響，這類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經常與文化認同聯系在一起。《服務貿易總協定》是否會導致來源于別的文化背景的那些全面而又廉價的外國服務取代有重要價值但效率低下的本國服務？換句話說，是否所有世貿組織的成員國都有能力并愿意承受自由化的沖擊？尤其在教育領域，它與文化一樣，體現群體的認同和國家的特性。
　　如果我們對高等教育的“質量”有明確的認識，我們就可以減少上述案例中所出現的不信任現象。如果服務指的是有待激活的“一系列能力”，那么這些能力會因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不同，盡管都是整個服務的一部分，并有著共同的稱呼。如何評價這種無形的生產過程的質量？至少就一件產品而言，其本身的能力含量是有限的，做出質量判斷也要容易的多。因此，作為高校間的合作機構，我們將愿意討論并贊同使用“標準”，以便使各種教育服務在具備足夠相似性的情況下在世界市場中展開競爭。如果我們想保護學生，恢復家長的信心，如果我們想為教師、雇主和專業指出一條一體化道路，以便他們在全球化進程中有某種程度的秩序，那么這樣做就至關重要。
　　去年5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華盛頓組織了一次有關服務貿易的論壇，會上有專家指出這個進程是無害的和可逆轉的，各成員國可以對任何已做出的減讓進行控制，并對每個領域中公共服務和質量的含義擁有決定權。然而，《服務貿易總協定》不是一項條約，而是一項協定。條約采用的是專門的和循序漸進的方法，而協定則運用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的方法使不確定的東西一體化。在這種情況下，大學是否應該認同上述觀點？此外，人們對官方談判者輕視學生的意見感到擔憂，后者在歐洲強烈反對他們所稱的高等教育“商品化”。在他們看來，教育是一個與人相關的過程，一場與知識的親密接觸，不同老師有自己獨特的體驗和解釋。如果把學習當作一套產品、一種背離其供應模式的“商品”，就會喪失教育過程之精髓，把教育變為簡單的教。人們可以對上述意見提出反駁，但決不應該像在該論壇出現的情況那樣，將上述意見斥為無關主題。我們是否正在朝“世界課程”邁進？就像“世界車”那樣，由不同國家生產的接近標準化的零部件構成，但組裝方式卻因地區而異，給顧客留下了這臺機器是為自己度身定做的印象。從傳統上看，高等教育是建立在差異、教學自由和機構自治的基礎上，我們是否應該對“知識產業化”并最終走向一體化感到擔心？《服務貿易總協定》的專家回答說“不”，因為該協定將提供規則，以促進國際化的發展，這也是整個進程所要達到的目標。
　　然而，對于整個觀念和過程，人們沒有信心，各成員國政府內部及許多教育服務提供者和受益者也沒有信心。如果信任是一個包括認識、比較、兼容和承諾的過程，那么雖然《服務貿易總協定》使各成員國走上了通往國際化的快車道，但是人們最終也意識到，許多成員國相互了解及合作能力并沒有得到試驗和培育。不幸的是，高等教育機構和政府學術主管部門從某種程度上看尚未進入“學習共同體”的階段，即基于個人和機構的信心并最終產生群體共識的最低公約數。由于合作的潛力尚未開發，要想自動進入一個國際“學習共同體”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最高公約數。換句話說，對于教育而言，迅速解除國家對學術服務的保護，時機尚不成熟。如果《服務貿易總協定》推進的步伐過快，那么其危險將會是，某些服務提供者可以利用許多國家教育體系中那些隱藏的但又是非常明顯的弱點取而代之。不過消費者對其產品相關性的信任卻無從得到保障，失望的情緒可能會變成對帝國主義的控訴。
　　這不是推動國際化的最佳方式。《服務貿易總協定》僅僅是一種工具，其自上而下的能力尚不成熟。然而，如果這個星球想要避免新的世界沖突，我們就需要更好地相互理解，需要人員和思想的交流，這對于目前而言極其重要，就像1945年時那樣。如果我們不能做到齊心協力、遵守協定，我們仍然可以運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方法，通過條約形成共同的文本。當然，它被證明是降低壁壘（學術上或是行政上）的一種緩慢的方法。條約應該成為改革的動力，而不是拖延的理由，盡管這和條約本身沒有關系，而更多的是與簽約國前進的愿望有關。《關貿總協定》已使世界市場的聯系更為緊密，甚至將它們變成了一個共同經濟圈，這個過程通常被稱作“全球化”過程。在歐洲，貨物、人員和資金可以在一個擁有4億公民的區域內自由流動，如果我們想從歐洲汲取經驗，我們就應該將它們建立“歐洲高等教育區”的要求歸功于它們在其它領域日益增長的互動。歐洲各國的政府通過相互接觸和合作，已經建立起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們目前的確可以在文化和教育這些體現國家特色的領域采取共同的立場。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博羅尼亞宣言》體現的是一種政府之間的進程，而不是由一個超國家實體，如布魯塞爾的歐洲聯盟運作的一體化進程，而歐盟是基于一項國際協定而成立的。
　　從全球的角度看，各國政府都意識到它們已經成為經濟一體化的組成部分，只有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經濟一體化才能真正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各國政府對教育的責任將轉化成一種國際性的文化政策，而這種政策將受到各國參與其它商業領域談判的影響。要想仿效歐洲的模式，可以通過“博羅尼亞進程”提出的策略使條約的方式得到加強，因為“博羅尼亞進程”也采用專門的和循序漸進的方式促進各國的兼容并存，并鼓勵各國遵守程序，以取得更大公約數。信任程度的衡量標準是各國政府為有關各方制定的伙伴關系水平，這些國家既支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支持世界貿易組織。
　　　　暫時性的結論
　　正如我們的報紙所報道的那樣，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兩種文化同時存在并互相傳承，難怪有人將協定看作是一種特殊的條約。我已對它們之間的聯系做出了說明，國際化是它們共同的目標，為此它們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是這兩種方法又具有互補性，條約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而協定更多的是體現自上而下的過程。然而，只要教育舞臺的參與者沒有顯示出足夠的互信，只要他們沒有實現“學習共同體”的堅定愿望，這兩種文化就會相互對立。事實上，在各成員國的行動與《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要求接軌之前，對各種高等教育體系（不論在國家或其它層面）的認識和比較是合作的一個必要的階段。當合作的前兩個階段完成之后，《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程序才能付諸實施，因為高等教育參與者（現已成為合作伙伴）之間的互信已經建立。同時，還要開展更多的自下而上的活動，甚至拋開自由貿易政策。正如歐洲的“博羅尼亞進程”所顯示的那樣，建立“歐洲高等教育區”的長期目標應該通過所有合作伙伴的創造力來實現，因為他們從事的是一項共同的事業。
　　那么，大學需要《服務貿易總協定》嗎？不是現在，如果我們不想在擔心之外再對學習共同體增添更多的不信任，因為學習共同體還不成熟。在上面提出的許多問題得到滿意的回答之前，這只是一個暫時的答案。大學必須參與到這場辯論中去，只有這樣，自由貿易的快車道才有可能甚至成為走向知識全球化和世界知識社會的一條簡明的道路。
【責任編輯】汪利兵/范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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