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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空間的興起與網絡時代的戰略環境
【內容提要】討論“信息空間”的基本含義和信息空間的疆域與組成，分析全球互聯網在技術、組織和觀念3個層次上的歷史變革，繼而對信息時代宏觀戰略環境的變化及其特點進行探討。【摘 要 題】信息資源建設
【關 鍵 詞】信息/網絡/信息安全/戰略環境
1 信息空間的興起
20世紀70年代，電子通訊技術與計算機技術實現了一體化，網絡技術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進入90年代，由于國際互聯網及多媒體技術的不斷完善，特別是眾多國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和其他社會信息基礎設施上的投入和努力，國際社會信息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強，人類社會逐漸步入信息網絡社會，最集中的表現是信息空間在全球范圍內的崛起。
·信息空間的概念。何謂“信息空間”？目前尚無普遍的定義和描述。在人們的日常交流中，它往往被作為一個類概念使用，是一個互相重疊交叉的領域。就我們的研究范圍和目的而言，其中3個最為重要的概念是數碼空間域、信息空間域和智識域。這3個概念都與信息有關，并且都結合了科技、組織和觀念因素，但各自又都具有自己的重點。數碼空間域最具技術性，智識域最為觀念性。
數碼空間域指的是由連接在互聯網上的計算機系統、通信基礎設施、在線討論實體、數據庫和信息用戶構成的全球性系統。主要指互聯網，但也可以特指一個公司或是軍事機構、政府和其他組織內部的電子信息環境。包括信息的電子儲存和流通、信息使用權的提供者和信息的使用者，以及將它們聯系起來的各種科學技術。就理想狀態而言，數碼空間域正在創造出一個具有地理位置、參與者、各種工具和知識庫的三維環境，成為世界上最新且發展最快的權力和財富領域。它具有很強的科技性，但其含義卻遠遠超過科技本身。盡管在日常使用中數碼空間域主要指的是網絡，但它的涵蓋范圍卻超越了互聯網，并包含了公眾轉換網絡（PSNs）以及其他數碼空間域的接入點和對于關鍵基礎設施的控制。例如，電力設備、輸油與輸氣管道、通訊系統、金融交易所、空間運輸控制系統、鐵路轉換系統、貨車定位與派送系統、媒體播送系統以及軍事和其他政府安全系統。目前狹義的信息安全主要就是指這些范圍。
信息空間域在不少情況下被作為數碼空間域的同義語互換使用。有的西方學者對其所下定義與后者相似：“信息空間域是將全世界所有的通訊網絡、數據庫和信息源融入一個巨大的、互相交織在一起的、由各種不同類型成分組成的電子交換空間……它具有將所有的人和知識聚集在同一個地方的潛力”[1]。但事實上，信息空間域的概念范圍遠比數碼空間域廣得多：信息空間域包含了后者，以及一系列無法包含在網絡內的信息系統（包括廣播電視、印刷品和其他媒體，以及類似于公共圖書館等一些尚未完全電子化的機構）。在軍事世界中，信息空間域還包括指揮、控制、通訊、情報、監視和偵察等超越戰場或使用于戰場中的電子化“軍事信息系統”。它強調的是信息活動的綜合空間和領域，顯現的是超越傳統空間和時間概念的“真正的全球性信息設施組織和環境”[2]。從這個角度說，比如像全球網絡金融以及圍繞著它而展開的整個金融市場、金融服務和一切相關流程和關系，都可納入信息空間的范疇。
與數碼空間域偏重技術面相對應，信息空間域的特點在于專注于信息環境，而非僅僅關注計算機化的技術和設施，所以其定義更為寬泛，并把“一個建立在（抽象的）信息之上的截然不同的領域，與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我們平時研究、論述信息相關議題時所指稱的“信息”和“信息空間”應該就是這個定義包含的范疇。
綜上所述，數碼空間基本上是物理的、技術的；信息空間則主要是在物理和技術基礎上，包容了具有更大時空尺度的人文社會組織和環境。后者包容了前者。統帥并置于這兩者之上的，還有另一個更廣博的觀念、知識和智識域，這里我們暫不探討。從信息安全和國家戰略角度來進行本課題的研究，顯然，我們所關注的信息空間就是上面所說的包容了數碼空間的信息空間域。在下文的使用中，為了遵循先入為主的慣例和習慣，我們用“網絡空間”（或“網絡世界”）代替“數碼空間域”，用“信息空間”代替“信息空間域”。當然，在大多數場合，網絡空間與信息空間是互相重合或互相替代的。
·信息空間的疆域和組成。人們可以把信息世界設想為是由按地方和區域劃分的一系列小型信息空間組成的。全世界有成千上萬個小型信息空間，它們相互獨立地存在并發揮作用，小型辦事處的局域網或大公司的電話通訊網就是這樣的小型信息空間。每一個信息空間都通過全球網絡同幾百萬個其他信息空間相互聯系。當使用個人電腦時，我們就進入了個人的信息空間。這與規模和距離無關，僅僅涉及到存在與否。全球通訊網絡把無數地方的和個人的信息空間聯系起來：電線、光纖、微波和衛星傳輸就是具有許多岔道、通向各個城鎮的信息高速公路。順著這個思路，信息世界就比較容易想象和管理。
由于這種電子連接的存在，在較大的規模上，各個國家的信息空間就能互相溝通，各個空間的門（即進、出口）就坐落在該國本土的信息系統與外界的連接點上；同時，由于電子區隔或警衛制度的應用，我們就能夠把美國的信息空間與法國的信息空間區別開來，而法國的信息空間又與俄羅斯的信息空間不同。當我們與一個德國人通話時，這個德國人就進入了中國的信息空間，正如我們進入了德國的信息空間一樣，因為他的個人信息空間在德國。
由此可看出，全球信息空間便是由全球網絡連接在一起的、由無數個規模各異的電子世界組成的虛擬世界，是“介于”電訊之間或電腦之間的某個場所，利用電子手段表現出我們是存在于其中的電子公民。然而，正是由于上述電子邊界的存在（它存在于真實世界的地理空間內），各個具體的單個空間又是互相獨立的，因而又具有各自的國家、地區、文化和地理特質。這是許多研究者和網民常常混淆不清的一個觀念。
20世紀70年代至今，電腦和通訊技術的性質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信息空間不再是子烏虛有的，而是成了與我們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客觀現實。
·“全球互聯”與信息空間的崛起。這樣形成的地緣政治環境主要有下列4個發展方向：①信息空間作為企業、政治和戰爭的運作環境出現；②數字融合技術日趨成熟，使得任何形式的信息都能夠以數字的形式表現，然后以原創者意料不到的方式加以組合、改變和再利用；③全球全面聯系的發展；④計算機系統逐漸控制關鍵的社會基礎設施。這些新進展的最直觀的表現就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每一天都在相互聯系的世界中，這個世界每天都有越來越多的部分（個人、組織，甚至整個社會和國家）加入到全球的電子數字網絡中[3]。
互聯網使得全球近200多個國家的幾億用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種聯系徹底打破了物理空間上的有形界限，形成了全球性的網絡空間，使得媒體的平衡從原先的一向多傳播（例如傳統的廣播和電視）轉為多向多的交互式傳播。互聯網用戶可以自由地訪問、交流、共享信息，開展跨國商業活動，而不受地理邊界的限制，這正是其價值和影響的所在。隨著
加入國際互聯網的地區和用戶的增多，網絡空間也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擴展和膨脹，整個世界形成了一個緊密聯系的整體。這種技術上的發展和可能，在全球范圍內的組織和觀念層次上引發了一場聯網革命。
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們開始用“全球相互依存”來表征我們所處的信息時代，但是目前“相互依存”這一術語在國際學術界和跨國論壇上已經失去吸引力和號召力，而且也不適合我們的研究目的。它在內涵上主要是針對經濟全球化，過分強調建立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政權，并且“依存”本身具有較強的傳統消極含義，語義上常常和關于獨立自主與相互依賴兩者之間的差異和對立概念聯系在一起。此外，這一術語并不能很好地表達我們的觀點，即信息時代正在出現一種新的“關系結構”，這個新現實正在動搖現有的組織結構和權力基礎。“全球互聯”概念較好地概括了這個正在出現的新時代的典型特征，在這個全球互聯的世界中，我們正經歷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大變革、大趨勢。
正因為如此，一些全球化行為者更加注重按照分布廣泛的網絡，而不是從特定區域之內不同國家和集團角度來看待世界。全球性相互連接進程集中在北半球的工業化國家，并迅速地向傳統的“外圍”國家和地區擴展，出現了國際社會信息化的浪潮。但是全球化、“無國界”經濟的發展通常意味著關鍵的收益者并不是國家本身，而是一些特定的亞區域，例如阿爾薩斯-洛林、威爾士、Kansai、Orange County以及與外界連接相當廣泛、可以代表分布式“全球化城市”的那些“世界城市”，例如倫敦、洛杉磯、東京和上海等。
可以預言，在未來的幾十年間，這場將世界相互連接的具有前瞻性的“游戲”，其重要性將會等同于或超過權力平衡游戲，全球互聯將會進一步深化并成為21世紀的重要特征。
這樣，我們看到，在技術、組織和觀念3個層次上出現了“網絡效應”，它將進一步幫助解釋為什么信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對人們的行為以及政府的政策和戰略產生影響。網絡效應的核心意義在于：當只有一個人擁有電話或傳真機時是無法產生效應的，因為不能與其他任何人進行通訊；當越來越多的人使用電話和傳真機時，每部電話或傳真機以及網絡的價值也就提高了。根據“Metcalfe定律”（以設計以太網通訊協議的Robert Metcalfe命名），一個網絡的“能量”與該網絡中節點數量的平方成正比。因此，用戶節點數的量值決定了整個網絡的效能。網絡效應不僅應用在新技術的傳播中，同樣也可以應用到新組織和新觀念的傳播中。將這些技術、組織和觀念化發展組合在一起，意味著信息正被逐漸看作系統轉變和改革的媒介，同樣也意味著以信息為基礎的領域正在崛起，并倚靠網絡效應蓬勃發展。
毋庸諱言，這是一個凌亂、復雜的過程，充滿著各種矛盾、對立和荒謬的結果。它可能會跨越社會各層次（地區、國家、國際），跨越各行為領域（公共、私人），在各個方向（東-西、北-南）同時引發新的合作、競爭和沖突。它可能會在某些方面降低國家的地位，而使國家和非國家領域在其他方面得到加強。最終，全球性相互聯接將會使它的支持者在國家和非國家領域受益；與此同時，其發展過程也很可能會有出乎意料的風險。但不管是什么形勢，以全球互聯為特征的信息空間的確已經崛起并成為我們的生活現實。
2 網絡時代的宏觀戰略環境
信息時代，與科技相關的信息和知識正逐漸成為國家安全綜合體中的重要因素。在整個20世紀80和90年代中，這些信息時代的科技不斷擴大著它們對經濟、政治和軍事能力所產生的影響，并逐漸改變國家安全目標，重塑包括國家安全在內的戰略大環境。目前，我們正處在一個重新定義國家安全新時期的開端。
在這個新紀元中，人們達成的共識是：信息科技所產生的影響將統治人類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和一切可估價的領域。Michael Vlahos認為這種他稱之為“大變革”的轉變對于現存的組織和關系來說很可能會是震撼性的[4]。Vlahos相信，這種“大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就像19世紀60和70年代的鐵路和電報，20世紀初葉和20年代的內燃機、電話和廣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開始出現的核武器、電視和早期的計算機所帶來的變化一樣。不言而喻，在這場由先進的信息和通訊科技所引起的革命中，全球的戰略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并開始顯現出以下特點。
·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全球化信息空間不僅僅是人們一般所理解的技術基礎設施和“超級媒體”，而且還正在創造新的社會系統、權力結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從國家安全角度看，它所代表的是一個全球化的虛擬超國家信息權力結構和實體。
信息空間是一個沒有邊界的虛擬空間，它的特征是技術和變化。但它同時也是一個新的全球地理空間[5]。隨著資本、勞動、服務、技術，尤其是信息的跨國界迅速流動，企業具有了全球特征，擁有了全球客戶和需求。在這種全球經濟中，通訊技術幫助國家走向市場。國家要獲得資源，也許不再需要控制領土。經濟全球化與信息網絡化的結合，使生產要素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在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這樣形成的以全球金融網絡為主體、以電子商務為主要形式的網絡經濟世界已經打破了傳統的時間和空間障礙，催生著一個統一的全球化經濟社會，并且創造出一系列新的游戲規則和運作機制，從而使其本身具有了某種獨立的功能和屬性，成為一個跨國界（或稱無國界）的虛擬實體和超級權力結構。這個實體正在取得對于經濟和社會的控制權，從而左右著世界經濟的格局和民族國家的命運，使人類社會的全球化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美國管理學家彼得·F·德魯克把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在全球推進所引起的這種金融效應現象，稱為“符號經濟”。它是一個由資本、信貸和資本流動所構成的全球網上資本經濟，由沒有國界的信息和資金組成，通過虛擬的通訊網絡跨國界流動，這樣，資本和傳統經濟活動已借助全球網絡找到了新的國際活動和擴張形式，而超越了原來的物理和地理限界的束縛，民族利益和個人動機也找到了新的交流、交易和較量的公共舞臺。從這個角度說，互聯網所代表的全球信息網絡事實上是一個新的國際體系和世界經濟、文化制度，國際資本和文化觀念形態正借助這個新的體系的設施和機制，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技術和人才實力向全球進發，把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形成并受其控制的一整套運行模式、競爭規則、貿易原理以至于相應的價值觀念向世界各地推行。就是說，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兩股浪潮的交互作用中，已在國際范圍內出現了一種新的跨國權力結構。
面對這一現實，德魯克在其《新現實》一書中曾做過這樣的概括：在現今的跨國經濟中，同時存在著4個能夠實施經濟政策的單元，它們與民族國家具有同樣的權力。這4個單元互相聯系，互相依賴，但無法相互支配。民族國家只是這4個單元中的一個。第二個單元是區域性聯合體。目前，民族國家，特別是少數經濟大國固然重要，但經濟決策權正在向第二單元，即區域聯合體轉移。第三單元是一種實在的、大致獨立的，由貨幣、信貸和資本流動所構成的世界資本經濟，它由沒有國界的信息和資金構成。第四單元是跨國企業。它們的市場不是哪個國家，而是整個地球。它們的經營不受具體國家的法律所限。作為全球經濟整合（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信息技術）的結果，以互聯網
為主干的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的運作遠遠越出了國界，甚至越出了人類的控制范圍，而創造出一個嶄新的以信息空間為表征的全球權力結構。
如此看來，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全球化信息空間正在創造新的社會系統、權力結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它的分散式體系結構和全球普遍性、滲透性，更由于其虛擬性，使得信息空間超越于國家主權之上，任何政府、團體和個人都沒有辦法控制它。以至于德國學者恩格爾感嘆說：如果極而言之，各國享有領土主權是現代國際法的基礎，既然領土主權對互聯網不起任何作用，那么民族國家在處理互聯網的問題時實際上就無事可做了。這說明，全球信息和通訊網絡所代表的就是一種權力，一種統治，一種正在成型中的社會組織形式。它正在創造出一個無法無天的信息空間，并賦予它超越現有一切權威的權力：沒有任何一個國際機制和統一的國際法律能夠管束它的行為，也沒有任何國界和民族政府能夠對它實施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它本身就是一個虛擬的全球化的超國家權力的結構和實體，正是這個新的權力結構的出現，給國家安全帶來了新的威脅和挑戰，特別是信息空間中民族國家的經濟和金融安全以及文化主權。這是我們研究國際政治和國際戰略時絕對不能忘記的一點。
·難以控制的信息越境流動在國際范圍內創造了史無前例的信息本位，使信息真正成為控制世界和全球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權力源，從而給國家安全帶來了全新的維度。
互聯網的出現，從技術手段上打破了過去大眾傳媒的寡頭專制，由此而出現的傳播多元化正在引起社會輿論和思想控制的新局面，使信息源優勢和信息權力成為當代社會的重要權力源，影響和改變著社會與政治的發展進程，并對傳統的權力提出了挑戰，通過以信息網絡為基礎的新型政治動員和社會運動威脅著社會的安定與國家的安全，這將在較深層次上影響人類文明的進程。
互聯網的低成本、高效率和普及性，使獲取、應用和控制信息成為公眾可以享受的基本權利，并從技術手段上打破了過去大眾傳媒的高度壟斷，普通人也有了一個向全世界傳播自己思想的機會。由此可見，互聯網為思想的多元化創造了一個新的環境，當然也帶來了種種問題和安全威脅。在這樣的科技、思想和社會環境中，各種行為者，特別是非政府和非國家行為者，都會最充分地利用其信息權利和機會，那么信息活動和信息流必將成為社會的主導現象，新的權力階層也會應運而生。各種社會、文化活動與跨國網絡經濟耦合在一起，將會出現信息全球大流動的兩難局面。事實上，近年來發展最成熟的全球網絡金融世界的信息跨國流動，已經向我們顯示了這個新權力結構的威力。
信息空間內這種難以控制的信息流動，已經在國際范圍內創造了史無前例的信息本位，使信息真正成為控制世界和全球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權力源，從而給國家治理和安全帶來了全新的維度。由于信息/知識的固有價值和重要性，隨著世界政治和經濟的不斷網絡化與無國界化，以及貨幣形態的日漸異化，信息本位正在逐漸替代金錢和其他實物，甚至傳統的權力，而起著絕對重要的支配作用。“信息”獲得對于金錢和權力的統治本位的發展機制在于，在網絡金融的推動下，在虛擬信息空間內，資金的流動、貨幣的流動和紙質票據的流動，都轉化成數字化信息的流動，銀行和金融網絡成了巨大的數據處理工廠與資金信息處理中心，支撐著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這些數字化的信息沒有物理存在，只是按照一定的邏輯和規則，在虛擬的網絡空間流動。數以百萬計的投資者、交易者、銀行家、經紀人、套匯商、分析員、決策者、企業家和政府官員，都從全球各地的網絡終端感受金融信息的虛擬流動，并參與到這個抽象流動的控制過程之中。這樣，在網絡金融領域流通和風行的表面看是貨幣，實際上卻只是信息和信息流，網絡金融上的市場運作便表現為對信息和信息流的操作與投機。貨幣形態的這種異化以及虛擬資本空間的形成表明，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信息本位已經開始取得對于社會、經濟和一切活動的控制權，進而會對政治、文化和權力產生支配作用。從這個角度說，信息不僅是資源，而且已經成為權力源。
不言而喻，在信息本位體系中所交易和流動的不是股票、債券或貨幣，而只是抽象的數據，是對于經濟景氣的信息預期，象征著購買能力，其間所儲存的是勞動、智慧（知識）和財富以及其他政治、文化、社會因素的信息表現。在這個復雜的交互過程中，正在出現傳統權威的異化、減弱和消失，在民族國家內部則會引起政府權力的重新配置。而在全球范圍內由于信息資源和網絡資源的不公平、不合理、不均勻分布，正通過金融網絡引起資本和財富的重新分配。由于這個全球性網絡金融市場的高度投機性和風險性，更由于全球網絡系統的傳播性和擴散性特點，任何局部金融問題都可能因為“共振效應”而迅速轉化為全球性金融問題，金融危機往往就表現為全球性危機。這已經是近十年來世界各地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及其迅速傳播所證明的事實。由此可見，信息權力正開始成為重要的權力形式，而改變了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的含義和格局。
·全球民間社會力量的增長與網絡化運作正在成為新世紀的重要權力實體和戰略因素，新型政治動員、新的社會運動與新的技術范式正在引起主權概念的弱化和變異，催生新的授權過程和新的權力源、權力階層；我們正在從以國家為中心的世界轉入以網絡為中心的世界。
由于信息科技相對低廉的成本、實用性和廣泛傳播性，信息空間的擴展和時間維度的大幅度消減，個人（或社區）可以在更廣闊無限的范圍內活動，他們對于中間層次的依賴及中間層次對于他們的控制力都將下降，而原來的民族國家恰恰屬于這個中間層次。這主要是因為信息時代的技術革命創造了一種新的組織結構和權力形態。信息技術瓦解了等級結構，把權力分散到了更多的人和群體當中。分權化的網絡結構比其他組織模式處于更為優越的地位，在網絡中，個人或組織可以相互聯系以采取聯合行動，沒有任何人居于最高或中心地位；那里只有網狀分布的節點，個人和群體為了各自不同的目標而交互行動。這樣，信息技術促使權力從等級森嚴的官僚體系轉移到個人或其他群體手中，這些個人或群體不是全體人類，而是認知精英集團。認知精英集團的網狀“集體領導”，比等級制官僚領導更有效率，也更民主。在這種以互聯網為標志的全球化、網絡化信息空間中，各種名目和色彩的公民團體、組織和個人都能夠以極低的成本傳播思想，擴大影響，完全打破了政府及傳統媒體對于信息的壟斷，并且可以毫無阻擋地跨越國界協調活動。
這類新興的團體具有不同的政治見解，它們的目標從幫助人們連接到互聯網以便影響政府的政策與法律，一直到在國內外推動某些特定事業的發展。這類組織的數目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大約4000家增長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大約3萬家。以信息空間為活動舞臺的這些團體或社區能夠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信息共享和合作。隨著非政府組織和非國家個體的增多，全球政治中以國家為中心的特性將會減弱，國家、市場和民間社會行為者們之間的關系將會以信息戰略為軸心重新平衡。
隨著這些非政府組織和非國家力量數量的不斷增多，其地位越來越獲得公眾的認可。它們被視為快速傳播觀點的媒介，能夠對沖突進行預測、預防和處理的“感官性組織”網絡上的重要節點。人們希望民間社會的非國家行為者們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鼓勵他們利用信息革命的成果去開發先進的感官性組織機制和技術手段，來觀察和監控世界
上正在發生的事情，這種機制和技術有些就是利用現有的政府已經設立的情報機構、公司市場研究部門、新聞媒體和民意測驗公司；有的則利用信息空間普遍存在的公開論壇、專門的互聯網郵寄列表、網絡廣告和傳真機，作為快速傳播工具來監控和報告它們所關注的各種問題領域。
信息時代的科技同樣也可能提高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系統中所發揮的作用。長久以來，跨國公司在國際舞臺上一直是重要的行為者，但隨著商業活動日益變得更為地區化和全球化，它們可能會變得更具影響力。在已經利用了能夠提高信息流通的速度、容量和機動性的先進信息和通信科技所帶來的機會之后，在許多商業活動中地理和國家疆界已經不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全球互聯網社會繼續像以前一樣自我管理，即跨國界進行規則、資源、標準和協議的決策，不訴諸于嚴厲的政府法規或暴力，那么隨著這一領域人類活動的增多，與國際貿易發展的趨勢相呼應，它也許會增強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的權力，促進其他形式國際通訊的傳播，而削弱國家主權。如此看來，世界政治正在演變為互相依存、交織和影響的兩個世界。根據這個觀點，正如James Rosenau所闡述的，一個“無主權”、“多中心世界”中的行為者們所關注的“自治”，正在與“主權化”、“以國家為中心的世界”中的行為者們所關注的“安全”以平行的方式發展著。后一個世界所對應的是傳統的主權國家系統，前一個世界所對應的是非國家行為者，他們的數量、多樣性和影響力正在提高。這些非國家行為者們包括全球性公司、國際組織和民間社會的支持集團[6-7]。
對于國家主權面臨的挑戰，美國“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總統委員會”（PCCIP）已經予以了充分關注：“過去，廣闊的海域和友好鄰邦保護我們免受敵國的攻擊。如今，信息威脅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情況。在信息世界，國界已經不起作用。電子不會停下來出示護照；計劃與構想重大的信息攻擊并不需要逆行讓人看得見的后勤準備工作，他們可以悄悄探測、秘密演練，隨后在幾分鐘甚至幾秒鐘內發動，而攻擊者的身份和地點卻無從尋找。”[8]
這一切表明，由于信息空間的興起和推進，國家/社會之間正在出現某種調和機制與過程，正在出現對于“公民外交”的容忍以及國家和民間社會行為者之間的“深度聯合”[9]。信息革命正在使我們從以國家為中心的世界轉入以網絡為中心的世界，政治、外交、軍事和安全戰略也正在相應地從傳統以層序官僚中心為基礎的實力政策轉向以網絡中心為基礎的信息戰略。因此，這個正在浮現的戰略環境將會比今天已存在的戰略環境更為復雜，并將使全球的戰略范式發生重大變化。
·由于信息技術的不均衡擴散和發展，世界平衡結構會出現新的“缺口”和新的權力關系；更由于互聯網的普及正起著抵消霸權優勢的作用，國際政治可能會因此而出現新的均衡形勢和模式，呈現更加復雜的組合和格局。
與在它之前的農業和工業時代一樣，信息時代是—個全球性現象。全球性通訊幾乎是即時發生的，計算機和其他信息時代的科技即使是在最不發達的國家中也可以見到，并且幾乎每個國家都至少有一個系統連接在互聯網上。然而，還是與此前的農業和工業時代一樣，信息時代所引起的變化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同樣普遍深入。信息時代科技所引起的變化，正在不同的國家中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影響、不同的組織特性和不同的戰略作用進行著。不同的社會，出于成本考慮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以不同的速率對信息時代的科技進行吸收、散布和實施。這些因素包括現有技術的運用和使用年限；社會對新技術的社會和文化接受能力；社會思想和觀點的偏狹程度；社會人員、技術和經濟支持基礎設施的層次和可靠性；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和對前景展望的層次與力度；社會內部的教育層次；社會內部信息時代科技的使用者和潛在使用者對于科技的理解程度；國家對于主權的關注度和社會的領導精英們對于決策制定過程進行控制的關注度；以及在各個社會中都不相同的許多其他政治，社會和經濟因素。正如美國蘭德公司戰略研究家指出的：世界的發展模式仍是不均勻的；世界的某些部分已經進入了信息時代，而另一些部分離現代標準仍頗有距離[10]。
由于這一不均衡過程的存在，在全球舞臺的行為者中便會產生新的“缺口”和新的權力關系格局。按照Toffler夫婦的觀點，世界正在走向全球性“三分化權力結構”的社會-經濟革命[11]。這個新的三分化全球權力結構將會取代舊的兩分化結構（“煙囪”經濟為基礎的工業結構與傳統農業結構的兩分化對立）。那些受益于信息時代科技的國家，將會處在一個由知識和與知識相關的“無形資產”所支配的新的三極全球權力結構的頂端。在能力方面，這些國家優先于那些仍舊依賴于工業或是農業經濟的國家。為了獲得由信息科技帶來的優勢，一些國家甚至可能試圖避開工業化發展階段，直接從農業經濟步入信息經濟。另外許多國家將無法歸入某一個類型，因此所有的這3種社會發展模式將會并存于三分化全球權力結構之中。
處在三分化全球權力結構頂點的國家將會比那些仍舊保持著工業或農業經濟模式的國家更加依靠信息科技。正是因為這種更大的依賴性，作為社會形式，它們所依賴的科技（例如，信息及關鍵的基礎設施）被改造、破壞或毀滅的脆弱性就更強，這與工業化社會和農業社會因為對能源與燃料供給高度依賴因而更容易遭受破壞和毀滅是一樣的。盡管信息時代科技提高了它們的經濟和軍事能力，但正是因為這種易受攻擊性，后工業化國家的安全綜合體將會變得更為復雜，也許更加脆弱。這些科技提供了提高軍事能力的機會，但因為數據連接和信息流動能夠被破壞、拒絕或是改變等原因，這些新的能力創造了新的依賴度并暴露了新的易受攻擊點。在信息世界，對手可以隱蔽自己，信息戰武器既廉價又隨處可得。一個小型亞國家集團也許會在危急時刻利用仔細選擇的信息攻擊來發動全球沖突。
毋庸置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國家仍將是占支配地位的國際行為者，但是由于各種非國家行為者的崛起和不斷擴張，更多類型的其他行為者必將在許多問題上施加重要影響。由于許多國家和通訊資源稀少的亞國家集團都能利用互聯網，互聯網的普及事實上成為了一種均衡器，抵消了霸權國家擁有的優勢。由于信息時代科技為各種人都提供了按照自己的觀點來思考和行事的潛力，信息時代的戰略環境將會比以往的戰略環境更為復雜，其中將包含更多的變數和更難以預料的戰略組合。
·對關鍵基礎設施的破壞正成為信息時代敵對勢力互相威脅的重要目標；網絡世界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貿易摩擦和技術標準與經濟利益沖突；在這種背景下，互聯網可能會迅速成為國家之間雙邊爭端的導火線，信息空間則可能成為未來國際沖突的重要戰場。
對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破壞和攻擊正成為信息時代的重要安全威脅。對遠程電腦的攻擊，日益被認為是削弱關鍵基礎設施系統的重要手段。互聯網的技術特征和運作機制，為未經許可用戶侵犯全球的關鍵電腦設施提供了方便和條件。既可以由電腦直接在互聯網上發起攻擊，也可以借助于從網上獲得的信息發動物質攻擊。為研究這些問題而建立的美國“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總統委員會”在1997年的報告中說：“利用基礎設施弱點的能力廣泛存在著”，“引起損害的能力——特別是通過信息網絡——客觀存在著；這種能力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我們對此卻毫無防范。”這種沖突和攻擊可能會來自民族國家，或其他相互
敵對的勢力；也可能來自遍布全球的黑客主義者，因為他們具有全球加密通訊的優勢，也可以利用互聯網本身來攻擊互聯網局部區域或其它關鍵基礎設施。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亞國家集團進入互聯網，由于對網絡的相互所有權以及懼怕網上攻擊，許多國家集團或民族國家在處理國際安全事務時可能會避免暴力沖突，特別是網絡信息戰。但由于國際沖突的復雜性和網絡空間的便利性，熱衷于破壞網絡本身，或利用網絡發動信息戰的危險客觀存在，甚至會加大。可以毫不夸張地預言，網絡在未來的國際沖突中可能會成為集中的戰場。美國“9·11”事件的意外發生及此后的一系列國際沖突就是明證。
一方面，在推動貿易，促進企業發展的同時，互聯網也會誘發一系列新的貿易摩擦和標準沖突，經濟安全問題會突現和惡化。互聯網為國際商務提供了新的渠道，因為互聯網可以便利業務安排，或進行實際操作。互聯網的普及會使某些在電腦軟件和其他信息技術中占有領導地位的國家和企業，享有作為互聯網的創建者和許多網絡標準設置團體的大本營的“家鄉法庭優勢”，這就可能誘發關于標準和磋商權力之間的沖突與較量。另一方面，互聯網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商業、跨國公司的發展，提供了產生新的貿易協定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可能會對現行的目標產生變革壓力，例如在勞動權利和環境保護等問題上可能會出現分歧和沖突。能夠訪問遠程電腦也增加了工業間諜死灰復燃的可能性，這一趨勢也許會使“經濟情報”戰愈演愈烈，甚至會影響國家間的關系。
互聯網沒有國界，這就增加了這個世界的文化、經濟和政治沖突。當罪犯、騙子或信息勒索分子從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目標造成傷害時，兩國關系肯定會緊張起來。圍繞加密技術的使用和進出口、網絡政治抗議與動員、跨國政治黑客攻擊等，都可能引起雙邊爭端和國際沖突。道理很簡單：一個國家的公民通過互聯網參與了該國控制權限之外的活動，可能會在另一個國家引起麻煩。黑客行為造成的一個后果，就是受害方會錯誤地認為攻擊行為來自外國政府，而不是來自具體實施攻擊行為的小型活動集團。這就可能引起國家關系緊張，甚至導致嚴重的沖突。
信息空間之所以正在成為一個新的國際沖突戰場，還因為它事實上已經直接成為外交斗爭的武器和戰爭宣傳的工具[12]。它具有很明顯的政治論壇作用，政府和非政府機構都利用互聯網傳播信息、進行宣傳、丑化敵人、尋求支持。它也能影響軍事決策[13]；間接地影響公眾對戰爭和沖突的支持與當事方的決策[14]。在互聯網全球擴散的背景下，某些國內的、地區性的或全球性的問題，都可以成為互聯網上斗爭和沖突的焦點，而釀成國家關系的麻煩或沖突導火線，任何國家都不能逃避這種影響和沖擊。另外，由于信息技術使得國家政治和國際政治的界限趨于模糊，國家政治安全不同程度地受到國際政治的影響和沖擊，許多國家的政府在運籌本國政治方略時，必定會越來越重視互聯網的正、反作用，從而將進一步提升信息空間的國際政治價值和影響。同時，信息技術飛速發展，也為那些霸權國家推行強權政治提供了更多的、更經濟實用的手段和途徑。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認真審視的戰略環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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