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釋法”對中國古代法律之影響

“以儒釋法”對中國古代法律之影響

摘 要 “以儒釋法”是中國古代法律文化中的特殊現象，起源于漢代董仲舒的“春秋決獄”，發展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完善于唐代。其核心在于強調儒學在司法實踐中的指導作用，以儒家倫理價值觀作為判斷罪與非罪、衡量刑罰輕重的依據。“以儒釋法”的出現打破了漢代以前儒法對立的局面，并將法令賦以道德的內涵，緩解了秦代以來嚴刑苛法與百姓間的矛盾。本文圍繞董仲舒的“春秋決獄”，闡釋“以儒釋法”對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影響。
 　　關鍵詞 以儒釋法 春秋決獄 論心定罪 以禮入法 
　　作者簡介：王晶慧，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法學系。 
　　中圖分類號：d9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13）08-008-05 
　　一、以儒釋法概述 
　　（一）以儒釋法的產生背景 
　　以儒釋法之風發端于西漢中期，由公羊學派大師董仲舒提出。漢朝建立初期，戰火初定，百廢待興。為了重振經濟、穩定民心，同時也吸取了秦朝嚴刑苛法導致二世而亡的教訓，以黃老學說為指導思想，輕徭薄賦，休養生息，在發展生產與緩和社會矛盾上取得一定成效。直至西漢中期，封建經濟繁榮發展，中央政權得到鞏固，漢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征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 與此同時，各諸侯國實力增強，對中央集權構成實際威脅。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主張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因其過于溫和，已不能適應新的政治形勢；而重新采用法家學說作為主導思想，又難免重蹈秦朝苛法橫行之覆轍。wwW.11665.Com于是，由董仲舒創建的融合了儒、法、道、陰陽等諸家學說的新儒學應運而生。以董仲舒為首的漢代大儒極力提倡將儒家的禮制思想用于引導并規范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同時針對法家因堅持重刑而無法從根本上勸人向善的弊端，提出“德主刑輔”的理論，順應了時代需要，并為漢武帝所賞識。自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在漢代政治及思想上的主導地位正式確立，反映到法律上即為以儒釋法。董仲舒認為，從儒家經典當中，可以總結出一些法律原則，并將其用于判斷事物的是非曲直。儒家經義逐漸成為國家制定政策和立法、司法、執法的最高依據，由此而盛行“春秋決獄”。自漢以后，法律受儒學支配一直是中華法制文明的主流。
 　　（二）以儒釋法的概念解析 
　　以儒釋法，是指以儒家思想作為國家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定罪量刑的理論依據，并按照儒家經義的精神解釋和施用法律，從而將儒家經典法律化。儒家經綸中包含著豐富的法律思想和原則，如認為法律應與人相結合，缺乏道德教化是犯罪發生的原因之一，主張以宗法倫理道德作為法律實踐的準則等。孔子提倡判例法而貶斥成文法，“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 ；孟子反對實施酷刑，提出“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荀子認為禮法為一家，“《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 以儒釋法通過將儒學義理及其所倡導的道德理念滲入立法和司法實踐中，使儒家思想得以為法律所承認，乃至獲得法律上的效力。與此同時，法律條文及司法活動由于被賦予道德內涵，秦代以來的嚴刑苛法得以收斂，法在以施刑懲戒違法者之余也增添了“以德服人”的效果。 [論文網]
 　　二、以儒釋法的主要內容 
　　（一）原心論罪 
　　原心論罪，是指判案過程中，應當在案件客觀事實的基礎上分析論證罪犯的主觀心態，根據行為人的犯罪動機、主觀意愿來確定罪之有無及量刑之輕重。根據《太平御覽》的描述：“《春秋》之義……君子原心，赦而不誅。” 在當時成文法無明文規定的情形下，董仲舒從《春秋》這一儒學經典中摘取一則判例“許止進藥”，并從中引申出“原心論罪”這一法律原則。《春秋繁露·精華》記載：“春秋之聽獄，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主觀惡性大者，即使犯罪未遂也應受處罰；“首惡”更應從重論處；主觀無惡意者應從輕論處甚至免其刑罰。在法律有明文規定的情形下，儒家義理依然是斷獄者在司法活動中應參考的重要依據，在判斷犯罪行為人主觀善惡及量刑中具有重要作用。
 　　秦代奉行客觀歸罪的審判原則，司法實踐中只關注既已發生的犯罪結果，而忽視動機和實質，往往將案件引至相反方向，甚至造成“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 的惡劣影響，將法的公平正義置于不顧。漢代實行的“原心論罪”將人之本心視作良善與奸邪的源頭，以人的主觀意志為標準區分不同犯罪，是對秦代不顧本意如何皆一概而論的矯正，同時也從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法律僵化而導致的一些弊端。“原心論罪”原則的中心是行為人主觀意愿的善惡，其判定標準源于儒家的倫理規則。該審判原則的確立，客觀上促進了儒家義理與法律制度的融合。
 　　（二）親親相隱 
　　親親相隱，也作“親親得相首匿”，指“大功之親”范圍內的近親屬之間可以隱匿犯罪行為、不互相告發和作證而不予制裁或減輕處罰。其中，“隱”有不言、隱瞞之意。 
　　親親相隱的思想淵源于春秋時期，《國語·周語》中提出，“君臣將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認為從宗法倫理的角度來看，君臣、父子之間明知其有罪也應當隱而不宣，否則是罔顧人倫的表現。秦代及漢初期的思想家進一步肯定了“子為父隱”的原則，即卑親屬可容隱尊親屬，該原則亦被寫入當時律法。漢宣帝時頒布詔令，承認父子、夫妻間的親情是人的天性所在，故而即使親人觸犯律條，招致禍事，“猶蒙死而存之”，并明文規定“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間接肯定了“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雙向原則，正式將“親親得相首匿”確定為漢代的一項法律制度，并為唐代擴大“容隱”主體的范圍，認可“同居相為隱”奠定了基礎。該原則的確立，區分了親屬間與非親屬間隱瞞犯罪事實的不同性質，同時也是以禮入律、情融于法的重要表現。
 　　親屬之間隱瞞犯罪而不受刑罰處罰，其理論基礎源于“親親”這一中國古代家族倫理的基本內容。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親屬關系是連接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最緊密的紐帶，是一切其他社會關系存在的前提，更是“愛結于心，仁厚之至” 的重要體現。在推崇以孝為先、鼓勵“移孝作忠”的古代封建制社會，“愛親之心”作為孝悌之道的擴展，推廣開來亦有助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的平安治世的實現。

　三、以儒釋法對中國古代法律的影響 
　　（一）以儒釋法對中國古代法律的積極影響 
　　1.論心定罪，體現了對人性的關懷 
　　由于立法本身的相對滯后性與穩定性，在司法活動中刻板地遵循法律條文難免會造成情理法上的沖突。如在“甲父乙與丙爭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 一案中，倘若按律法規定，則“毆父也，當梟首”。本為保護父親卻換得一份死刑通知書，莫不令人寒心。而董仲舒從儒家倫理角度來看，則讓案件有了實質上的改觀：“父子至親也，聞其斗，莫不有怵悵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 故而案件應改判為“不當坐”。在董仲舒的邏輯

　　此外，要在民眾心中樹立法律權威，法律應當具有內在的道德價值，不僅要依靠國家暴力機關的強制措施，更重要的是法律自身要具有正義性與合理性，情理法兼而顧之。道德是法律的思想基礎，法律是道德的制度實踐。二者在某些層面上具有共通之處；譬如正義、公平、誠實信用等法律的基本原則，其本身就是道德觀念的重要成分。正是源于有了道德倫理的補充，法律規范才能夠煥發出人性的光輝。任何一部摒棄了道德的法律都是存在缺陷的，隨著歷史進程的發展，終將為人們所拋棄。歷史一次次證明，唯有順應民意的法律才能夠根植于民心，從而枝繁葉茂。
 　　以儒釋法，將儒家倫理賦予法律含義，將身份人倫注入法律實踐，做到“情理法”兼而顧之。以《春秋》作為審理案件的理論依據，以儒家的價值觀重塑法律精神，從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先秦時期儒法二學說對立的僵持局面，同時也開創了法律儒家化的先河。
 　　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始于西漢，遂于唐代，以《唐律疏議》的頒行作為標志，自此禮法合一，凡事“一準乎禮”，儒家經義完成了對成文法的徹底改造。禮作為中國傳統法的靈魂，它特有的價值追求決定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特色。繼漢代之后，“忠、孝、節、義”等儒家道德觀轉化為現實的法律制度，并不斷法典化，極大地影響了后世的立法、司法活動。例如《晉律》“準五服以制罪”，以血緣之親疏決定罪行之輕重，凡是違反禮教的罪犯皆處以重刑；《北齊律》更是將不孝罪定

　　由此，道德與法律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概念，作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調整手段，發揮效用的具體范圍及途徑亦有所區別。法律不能隨意支配道德與否的評判標準，道德亦不應當對立法和司法活動橫加干涉。然而以儒釋法明確將儒家的道德理論和是非觀念提升到法律之上，以道義判定罪與非罪，以情理權衡罪行輕重。這樣的做法既影響到法律的獨立運作，也淡化了道德的概念。
 　　3.導致人情得以干預司法 
　　盡管懲治雖未觸犯法律而有違綱常者從道義上來說無可厚非，對合乎于理的違法者從輕處罰或免其罪責也是儒家輕刑恤民的體現，但在實踐中還往往會出現以下兩種極端情形——一是對為堅持正義但觸及道德底線的罪犯不僅判以重罪，甚至不惜法外加刑。如晉朝一位名為李忽的女子，為阻止其父謀反而殺之，盡管所犯的是殺人罪，但其初始目的在于維護國家穩定，理應作為從輕情節作為減刑的參考依據。但其時的斷獄者根據儒家的“忠孝仁義”思想，認為此女“無人子之道……傷風污俗”， 對其處以極刑。李忽的大義滅親之舉固然有悖于傳統孝道，但綜合來看，這一行為維護了愛國忠君之大義，在二者不能兼而得之的情形下，放棄孝道而效忠國家卻遭受殘酷刑罰，實顯不公。第二種極端情形是，但凡情茍可恕，即便是再窮兇極惡、手段殘忍的罪犯，最終都有被赦免的可能。《宋史·孝義傳》中記載了數個寬赦有孝義的殺人者的例子。河間人李璘的父親在契丹犯邊時為陳友趁亂所殺，幾年后，“璘手刃殺友”，在核實其為替父報仇后，“太祖壯而釋之”。 京兆人甄婆兒為懲治擊殺其母的仇人董知政，“取條桑斧置袖中，……以斧斫其腦殺之”； 宋太宗為嘉獎她為母親報仇的孝義之舉，不僅沒有定罪，反而特赦了她。這兩種極端情形，盡管甚少發生，但其影響之惡劣，嚴重有損于法律的威嚴，不僅使人談法色變，更動搖了百姓對法律的信仰，同時也使得法律的公正性受到質疑。
 　　另外，儒家“親親相隱”思想中蘊含著十分濃重的人情色彩，這與法律的宗旨是相違背的。盡管親屬拒絕為犯罪嫌疑人做有罪證明這一點即使在現代法律中也無可厚非，但親屬隱匿罪犯行蹤則明顯是對正常司法和刑偵工作的嚴重干預。為了獲取家族私利而阻撓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行為本身并不道德，不僅不應被合法化，更不應將其作為司法原則大肆推行。在封建的小農經濟下的宗法制度中，“君父同倫”、“家國同構”一直是整個社會的主流思想

【“以儒釋法”對中國古代法律之影響】相關文章：

以課文為“本”，得習作之“法”08-21

朱敦儒經典詩詞09-28

點滴釋濃情作文05-10

釋證嚴的語錄集合36條09-28

環境描寫與環境描寫的作用例釋07-19

2023年釋證嚴的語錄38條10-06

釋證嚴的語錄錦集36句11-12

2023年釋證嚴的語錄集錦38句06-30

法律征文08-24

影響的作文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