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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進程中的語言建設/劉仁文
法治進程中的語言建設
2001年1月5日 10:19 劉仁文
時下,“法治”這個題目正被以空前的深度和廣度在全社會加以討論,然而,與這種熱鬧氣氛形成對比的是,很少有人對法治進程中的語言建設給予應有的關注,其原因或許如梁治平君所言:“在中國的知識界,······法律人似乎并不關心一般知識分子所討論的問題,普通知識分子也不了解法律人所作的工作。”(《書齋與社會之間》,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頁)這實在是不應該的,因為“法學其實不過是一門法律語言學”(麥考密克語),對于法律職業者而言,“要想在與法律有關的職業中取得成功,你必須盡力培養自己掌握語言的能力”(丹寧語),而對于國家而言,“法律條文含義不清,罪文不明,足以使一個政府墮落到專制主義中去”(孟德斯鳩語)。
一部好的法律必是用詞準確、邏輯嚴謹、內容與形式俱佳的文獻,它不僅給法律的遵守和操作帶來極大的方便,而且給讀者以美感和享受。法國大作家司湯達在創作長篇小說《巴爾瑪修道院》時,每天清晨必讀幾頁《法國民法典》,以從中獲取運用藝術語言的靈感和啟迪。相反,一部語言粗糙、語法不全的法律,將不僅成為“法學幼稚”的佐證,而且會引起法律解讀和法治運作的不必要麻煩,破壞法律的嚴肅性和統一性。以修訂后的刑法為例,一方面,為了“保持法律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對刑法的原有規定,包括文字表述和量刑規定,原則上沒有問題的,盡量不作修改”(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王漢斌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草案)》的說明),致使原有的一些語言硬傷得以延續下來(但是法律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又確實是需要加以考慮的,由此看來,一個不經意的語法毛病,還真有可能給后來的法律修訂者帶來不小的難題,有時可能就不得不讓它成為永久的遺憾了),另一方面,由于修訂草案出臺倉促、修訂班子對法律語言的鮮有關注(實際上,包括許多參與起草和論證的刑法專家在內,即使想關注,他們又是否具備這方面的理論素養呢?),造成新刑法漏洞百出, “一些條文內容邏輯不嚴密,一些文字表述有語法問題”(范忠信:〈〈刑法典應力求垂范久遠——論修訂后的〈刑法〉的局限與缺陷〉〉,〈〈法學〉〉1997年第10期),“有的條文法律用語模糊導致罪狀難以理解,有的條文重復規定或者自相矛盾”(侯國云、白岫云:《新刑法疑難問題解析與適用》,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來自司法實踐的信息表明,當前新刑法在實施過程中所遇到的許多困惑,大多與立法用語的模糊不清有關,這又應驗了英國法學家、著名法官曼斯斐爾德勛爵的一句話:“世界上的大多數糾紛都是由詞語所引起的。”
不幸的是,刑法中的此類語言缺陷絕不是個別現象,相反,它是我國當前整體立法水平和法律面貌的一個縮影。從憲法到各部門法,從基本法到特別法,從法律到法規,語法不周、邏輯不嚴謹,或者語義不清、用詞不當、標點符號欠妥,或者句法不凝練、表述冗贅等,不說俯拾皆是,至少也是不乏其中。此種情形對法治的危害,如果說在目前法治的初始階段還不嚴重的話,那么,隨著法治向更高層次演進,其危害必將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
立法如此,司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以法院的判決書為例,在西方法治先進國家,一份判決書往往就是一篇說理透徹、論證嚴謹、法理氣息濃郁的高水平論文,而在我國,判決書制作粗糙、論證空疏、說理乏力早已成不爭事實,很多判決書常常對最需要加以詳細論證的判決理由一帶而過,隨即套用“上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與事實不符,不予采納”等格式化用語,此種判決書的公信力可想而知。正是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前不久下達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中,已明確將強化判決書的“說理”作為司法文書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而要強化判決書的“說理”,法官的語言功底就必須得到提升。
寫到這里,不由得想起兩件事情:一是1954年憲法制定時,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曾特聘葉圣陶、呂叔湘兩位文字專家為語文顧問,遇到文字上的問題,都請他們推敲;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大師治學錄〉〉中曾有關于呂叔湘先生的介紹,提到呂老曾被選為五屆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委員,在立法中就一些法律草案進行文字上的把關。
由此得出的啟發是:在中國的法治進程中,法律語言建設應當靠兩方面的力量來完成,一是法律人自身在提高專業素質的同時,也要致力于語言修養的提高;二是語言學家們也不能不關心法律人所作的工作,將法律語言排除在他們的視野之外。只有經過法律人和語言學家的共同努力,法律語言才能成為但丁所推崇的那種“理想的語言”、“純凈的語言”,為國家法治建設和語言文字建設作出雙重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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