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調查報告

貧困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調查報告

一、調查背景與方法貧困山區農民普遍面臨“看病難”的問題。一方面醫療衛生資源愈來愈集中于城市，地處偏遠的農民看病（主要指大病或疑難病）不方便；更主要的，貧困農民普遍無力支付高額的醫療費用，往往有病不看，小病拖大，“大病等死”；與此同時，由于貧困，也由于缺乏健康知識和自我保健意識，他們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擾；因病致貧、因病返貧，陷入惡性循環。醫療保障的缺失成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邊遠貧困地區發展的嚴重阻礙。在此背景下，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提出要求，要“逐步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為探討“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究竟如何建構，受福特基金會資助，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成立課題組，對陜西南部秦巴山區一個國家級貧困縣的合作醫療試點情況進行了專題調查。
商洛市鎮安縣位于秦嶺南麓中段，全縣總面積3477平方公里，“九山半水半分田”。總人口29.3萬，其中農業人口25萬。至今農民人均年收入僅1426元。全縣有25個鄉鎮，421個行政村。除縣醫院、縣中醫院、縣防疫站、婦幼保健站等5個縣級醫療衛生單位外，有鎮中心衛生院11個，鄉鎮衛生院14個。全縣有各級各類衛生技術人員1265人，其中村級衛生技術人員457人。鎮安縣是陜西省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政策的首批三個試點縣之一，另兩縣分別為延安市洛川縣和咸陽市彬縣。我們的調查點選擇在鎮安縣的結子鄉和回龍鎮，后期又增加了距離縣城更偏遠的余師鄉
課題組分別于2006年10月、2006年3月、8月、11月、2006年1月、3月共6次赴該縣展開深入的實地調查。調查對象包括村民、村干部、鄉村醫生、鄉鎮衛生院、計劃生育服務站等部門和縣衛生局干部。課題組在縣、鄉、村召開專題座談會共11次。共入戶230余戶，訪問近千人次，其中對83人進行了深度訪談，并作了詳細口述記錄。除圍繞合作醫療展開調查外，我們還就貧困山區農民基本健康需求及社區健康服務體系建設在項目村進行了參與式需求評估（PRA）。
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應
調查表明，由政府主導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受到農民審慎的歡迎，產生了積極效應。
⑴首先，從中央到省、市、縣都高度重視和積極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表明了政府的態度，即政府應當對公共衛生和農民健康承擔責任。而這一點在以前很長一段時期都是不夠明確的。衛生健康服務被稱為“公共產品”，然而實際上農村居民的醫療費用一直主要是由個人自己負擔。有學者指出，“1979年以后，政府就基本上放棄了對農民醫療保健的責任”（張德元，2006）。那么，以2006年10月中央召開全國農村衛生工作會議并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為標志，意味著這種狀況開始有了根本的轉變。
⑵突破了資金來源的“瓶頸”。農村醫療衛生和健康保障受到制約最根本的還是資金不足問題。根據2006年1月國家衛生部、財政部、農業部聯合下發的《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鎮安縣實行的農村合作醫療籌資來源為“三個十”，即中央財政為參加合作醫療的農民每人每年補助10元，地方財政也補助10元，其中省、市、縣政府分別拿出4元、3元、3元，農民自己交納10元。在這“三個十”的政策中，政府補貼畢竟占了大頭。除農民交納和縣財政配套資金外，鎮安縣每年可從中央、省市財政得到391萬元左右的合作醫療專項資金。對于這個全縣地方財政年總收入僅3895萬元的貧困縣而言，這筆錢無疑是雪中送炭。
⑶部分緩解了農民“看病難”的問題。實行農村合作醫療后的2006年上半年，鎮安縣醫院2006年農民住院人數比往年同期成倍增加，其中1—3月份收住入院的農村癌癥患者人數比2006—2006三年住院癌癥病人總數還多5人，僅由此就可以看出貧困山區農民對醫療保障需求的迫切性。至2006年6月底該縣70000余農民第一次享受“報銷”了醫療費用，其中住院患者2000余人，合作醫療開始運行的前三個月統計，735名住院患者人均報銷醫藥費用949.8元，個人最高報銷金額達近8000元。部分農民從合作醫療中開始受益，產生了積極的示范效應。
⑷摸索出一套比較切合實際的管理經驗，如“單病種定額包干補助”辦法以及就診審核報銷程序等。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正式實施之前，鎮安縣衛生局抽調20余人歷時兩個多月，深入全縣30多個鄉鎮以上的醫療衛生單位，對從2000年起的三年來縣鄉兩級醫療機構6500余人次的農民住院情況逐一進行了摸排統計和匯總分析，包括住院病種，人次，用藥，最高最低和平均費用等。得出的全縣農民疾病譜以及平均住院費用等基礎資料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今后的農村醫療衛生體制進一步改革提供了科學可靠的依據。在管理上，他們實行大病統籌基金與家庭醫療賬戶相結合。家庭醫療賬戶基金以鄉鎮為單位管理，每月報賬一次，每戶花完自己的家庭醫療賬戶資金為止；大病統籌基金實行以縣為單位的封閉式管理，“籌錢的不管錢，管錢的不用錢，用錢的不見錢”，千方百計堵塞漏洞保障資金安全。他們重點推行了“單病種定額包干補助”辦法，力求“農民自控、醫院自律、基本無審批”的“直通車”報銷方式。相繼出臺了《鎮安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實施管理辦法》、《農村合作醫療基本用藥目錄》、《農村合作醫療住院病種目錄及單病種定額包干補助標準》、《農村合作醫療住院定點醫療機構管理細則》、《農村合作醫療家庭醫療賬戶基金管理細則》、《農村合作醫療住院單病種入、出院標準》等一系列配套文件，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操作系統。不僅使該縣的合作醫療有章可循，公開透明，也為其他貧困地區提供了值得借鑒的參考。
⑸農村縣鄉一級醫療衛生機構有望得到加強。在鎮安縣我們看到，對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際上醫療衛生部門的積極性遠高于農民的積極性。醫療衛生主管部門和縣、鄉鎮醫院都把新型合作醫療的推行看作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這一“發展機遇”意味著政府所屬醫療衛生部門可能是新型合作醫療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農村公辦醫療衛生部門的受益與農民受益并不沖突。縣、鄉、村三級醫療機構構成覆蓋農村的醫療衛生服務網絡，然而三級網絡的基礎部分十分薄弱。長期以來，無論硬件軟件建設，鄉鎮一級衛生院實在欠賬太多。籍合作醫療試點適當強化縣鄉醫療機構尤其鄉鎮衛生院建設，是完全應當的，也是對城鄉醫療衛生資源配置嚴重不均的現象向合理化方向的一點糾正。
三、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
調查中也發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
⑴農民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中處于被動地位，“參與率”高而“參與度”低。
鎮安縣全縣總人口29.3萬人，其中農業人口25萬人。據統計參加合作醫療的農村居民達23萬多人，參保比率超過90。然而我們在入戶訪問和小組座談中感到，不少農民對待合作醫療實際持懷疑和觀望態度。
作為一項“政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推行是自上而下的。這里，政府和衛生行政管理部門理所當然是運作主體，縣鄉兩級公立醫療機構也是積極主動的，農民則完全處于被動狀態，被宣傳、被動員、被要求……始終被動的農民似乎不知道自己應當是合作醫療的主人和受益者。盡管通過行政手段獲得較高甚至很高的“參與率”，（且不說有無“水分”），但實際上農民的“參與度”并不高，即內心的認可程度、信任和信心不足，熱情不高。
⑵資金仍然不足，實際覆蓋面偏小。
資金仍然不足、覆蓋面過小也是影響農民積極性的重要因素。每人每年30元的醫療費用，的確不夠一次感冒的花費。而總共30元醫療費中，農民能夠自己支配（鄉衛生院定點支配）的門診費用只有8元，實際作用可想而知。合作醫療定位于“大病統籌”，即主要用于保大病。假定一次“大病”住院治療的費用為3000元，就需要花去100個人全年的所有醫藥費，也就是說覆蓋率僅為1/100左右。這種以保險業的原理和運作方式展開的合作醫療，對于仍處在貧困之中的農民吸引力十分有限。如果完全遵循“自愿”原則，往往可能出現“逆向選擇”。實際在調查中我們常常看到，一種情況是家中沒有病人就不愿參保，因為他們擔心“自己交的那部分錢都用不回來”，更不用說享受國家補貼；另一種情況是家中有病人希望參保但沒有錢參保，盡管每人只交十元似乎不多，但在農村家有常年病人的戶往往是家徒四壁的特困戶。
⑶仍是“富人看病”，窮人反而被排斥。
對于那些尚處在溫飽線邊緣徘徊的農民，不僅僅是無錢參加合作醫療的問題。即使已經參保，具體看病時還得先自己墊資然后部分報銷。報銷有“封頂線”，自己支付“門檻費”，還有“好藥不能報”的限制，或者“分段按比例報銷”，或者享受“單病種定額補助”。七算八算，患者自己需要承擔的數額仍然不小。真正的窮人依然看不起病，能夠享受到合作醫療優越性即享受政府補貼的還是農村中相對較富裕的群體。這就形成了實際上的“扶富不扶窮”，這種結果顯失公平，也有悖于合作醫療的初衷。
⑷“大病”“小病”難以兼顧，“以大病統籌為主”的合作醫療模式缺乏可持續性。
資金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是優先用于“大病統籌”還是“預防為主”？這是一個兩難選擇。政府推行的合作醫療選擇了前者，可能著眼于抓關鍵，急于打破貧——病惡性循環，希望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這樣做一定程度上起到鼓勵“大病”的作用。由于覆蓋面過低，實際結果很可能“大病”保不住，“小病”又沒顧上，發展成更多的“大病”。從鎮安的情況看，“大病”都是由“小病”——常見病、多發病未能得到及時治療拖出來的。因此我們認為，“以大病統籌為主”的合作醫療模式缺乏可持續性。
⑸組織管理難度大，管理成本偏高。
調查中了解到，不少人對藥價偏高、報銷目錄的限制表示不滿，還有一些農民因擔心報銷手續繁瑣對合作醫療望而卻步。盡管鎮安縣有關部門在簡化農村合作醫療的報銷審批手續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推行了“直通車”式報銷方式。但從保障資金安全的角度，仍有許多監督管理環節必不可少。像“分段按比例報銷”或者“單病種定額補助”的操作流程都不可能太簡單，管理難度可想而知。前面提到建立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實際上該縣將合作醫療政策匯編成冊的“工具書”就達四、五本之多。要全面理解準確把握這些政策精神也屬不易，縣鄉兩級經辦人員組織了多次培訓。縣成立“鎮安縣農村合作醫療管理辦公室”和“鎮安縣農村合作醫療經辦中心”，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副科級建制，正式編制6人，全額預算。可見在管理上付出了極大精力。
宣傳動員、組織管理都需要付出成本，而較高的成本必然會影響到合作醫療的效率和持久性。問題還在于，如果政府部門的“成本意識”不強，甚至完全不計成本，則可持續性和長期后果堪憂。
四、政策反思與建議
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需要在政府職能、市場機制與公民權利之間尋求平衡
鎮安縣提出合作醫療試點的初期目標被概括成“農民得實惠，政府增威信，試點出經驗，衛生事業得發展機遇。”這就表明，不同的利益群體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建構過程中其關注點不一樣，至少是有差異的。當然，從理論上、總體上講，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根本目標，就是為廣大農民提供健康保障，解決弱勢群體貧困農民看病難的問題，政府、醫療機構和農民在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具體分析起來，農民最關注的是“實惠”，是要盡量少掏錢看好病；政府需要“政績”，“增威信”和“出經驗”生動地表達了政府的訴求；“衛生事業得發展機遇”則反映了醫療機構的呼聲，“發展機遇”意味著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持，而這些都來自于“新型合作醫療”。既然不同主體的目標有差異，也就是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建構過程中存在著政府、醫療機構和農民的三方博弈。
正在推行的農村合作醫療完全是由政府主導的。政府撥款或“財政轉移支付”構成合作醫療資金的大部分，可以說資金來源主要是“計劃經濟”方式。但另一部分面向農民的籌款方式卻是“市場經濟”的，基本上類同于商業保險模式，“誰投資、誰受益”。這種“計劃”與“市場”的矛盾、“政府”與“市場”的矛盾無法回避。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制度設計中，縣上的“管委會”是由政府（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和醫療機構代表組成，“三方博弈”中最重要的一方——農民則在管理、監督中缺位。負責具體實施的“農村合作醫療技術委員會”和“管委會報銷辦”更直接設在縣醫院。某種意義上，縣級醫療機構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這里又面臨著政府職能與市場機制的矛盾。理所當然，保障農民健康是政府的責任，救死扶傷是醫療機構的本職。然而，在貧困地區，在“財政包干”、自負盈虧的背景下，醫院要生存要發展實屬不易。醫療機構面向的是市場，市場機制就要追求利潤。難怪合作醫療伊始醫療機構都爭相要成為“定點醫院”，而有群眾則懷疑“定點醫院”看病的藥費比“外邊”要貴。鎮安縣提出了“農民自控、醫療機構自律、人大政協監督、社會反饋監督”的思路，但農民如何做到“自控”？醫療機構如何能夠有效“自律”？如何防止新的“壟斷”現象？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三方博弈”中兩方聯合、一方缺位，合作醫療的主人——農民始終處于被動狀態，這樣的制度設計不能說是合理的。基本思路是，應當在政府職能、市場機制和公民權利（農民健康）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
⑵幾點政策建議
關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建構和制度設計本文不擬作深入討論。僅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應當十分注重農民的參與，切實尊重農民的意愿，變“高”的參與率為“深”的參與度。包括從政策設計、具體實施、籌資與監督管理各個環節都應當體現參與性和公開性。在此基礎上，因地制宜地發展不同模式的農村合作醫療。不宜搞“一刀切”。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重點應當及時由“保大病”調整為“預防保健為主”。一方面國家加大對農村衛生防疫、健康教育，尤其是農村醫療衛生知識普及的投資力度。另方面合作醫療資金使用方向著重放在社區能夠治療、不需住院的常見病和多發病，杜絕“小病拖大”、“大病等死”。
——變“大病統籌”為在貧困山區農村實行普遍的“大病救助”。資金來源主要由政府負責，并可吸收民間捐贈。管理上須與“合作醫療”完全分開。“大病救助”不同于目前已經實行的“農村特困醫療救助”，覆蓋面應當更廣些。建議由政府扶貧開發部門或民政部門負責，另設專項基金。
——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應當與農村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重點在農村現有醫療資源的重新整合。體制上強化村級衛生室和社區醫生的功能，相應弱化鄉鎮衛生院。可考慮將鄉鎮衛生院醫生全部轉為包村的社區醫生，農民對社區醫生有選擇權，同時鼓勵有資質的民間醫生私人醫生參與社區醫療保健市場競爭。
——采取措施進一步平抑農村藥價。在縣一級醫院推行醫藥分開，扶持建設平價藥房。鼓勵發掘和發展中草藥、針灸等民間醫療方法，大幅降低醫療成本。
核心是：國家進一步加大對農民健康的投資，投資方向應直接投資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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